陈承英听了,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不能坐着等死,窥伺时机,要和反对杨秀清的势力勾结起来。这时,韦昌辉率兵在江西,接连吃了几个败仗,连他的“黄轿乡伞”都被清兵夺走了。他一直躲在江西,不敢露面。
8月17日,就是杨秀清宣布秦日纲、陈承英叛变的后两天,韦昌辉正想潜回天京发难。他收到了陈承英的一封机密信件,就在回师路上,和秦日纲的部队会合。
这样,韦昌辉想乘机夺权;秦日纲和陈承英想摆脱险境,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了。
在东王府韦昌辉掀起这场大屠杀的时候,他一手“举旗”,说是奉洪秀全的密诏来除奸的。因此,有人指责洪秀全“自毁长城”。
洪秀全真的下过密令吗?
从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密诏和有关证据。
但洪秀全想除掉杨秀清的想法是有的,否则,韦昌辉怎么胆敢在天王的眼皮子底下,大动干戈,毁掉“长城”呢?
要想解开这个谜,就得从建都后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说起。
有些老百姓,常把太平天国革命,叫做“洪杨革命”。这两位主要的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在建都前后是很微妙、复杂的。
洪秀全是天命“真主”,宗教地位仅次于天父皇上帝和天兄耶稣。杨秀清有“代天父传话”的特殊身份,又是太平天国军民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他的宗教地位,既低于洪秀全,又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从政治地位来看,一个是“天王”,一个是“东王”,或叫“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重大的决策,都要由东王呈报天王批准后,才能执行。但这种君臣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当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话的时候,他的权力最大,可以召天王来“东王府”,可以任意鞭打天王。他甚至可以假借天父的名义,掌握天国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
当时,有一位文人,曾戏谑地说:“东西王府,互相抗衡。真不知谁是君来,谁是臣啊!”
这种你领导我,我也领导你;你服从我,我也要服从你;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复杂关系,正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的根源。
洪杨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在没有建都以前还不很尖锐,因为那时清朝这个大敌当前,迫使他们互相忍让和共同对敌。但在建都以后,洪秀全处处想建立洪氏天下,树立自己独尊的皇权时,矛盾就日益加深。
这方面有个典型事件:
1853年12月24日,这一天,杨秀清借替天父传话的名义,把洪秀全叫到东王府,于是演出了一场杖打天王的劝谏的戏剧。
“你性子烈,苛待女官,误杀女官,得认错才行。”
杨秀清高坐在堂上,假传天父的话说。
“我认错、认错。”洪秀全跪在地上,认错求饶。
许多官员都跪在地上,替洪秀全苦苦哀求。
“打他40板!”杨秀清冷峻地说。
“‘天父’开恩,‘天父’开恩呀!”洪秀全一边挨打,一边说:“小子遵旨。”
接着,杨秀清劝谏说:“对人要气量大。女官若有过失,求您开恩,交给我去查办”“要好好教导幼主”
“感谢东王的奏谏,说得有道理。”洪秀全还称赞杨秀清说:
“真是一个‘骨鲠之臣’啊!”
洪秀全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却在狠狠地咒骂。他恨杨秀清妄自尊大,公开与自己唱对台戏,难以容忍。
为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怨恨,他曾经写诗说:
“这个又冲,那个又冲,尔主(我)那得(能)安乐在宫中?这个不然,那个不然,尔主那得安乐在高天?
这个又赦,那个又赦,尔主那得安乐管天下?这个又饶,那个又饶,尔主安得乐坐天朝?”
从杨秀清方面来说,在太平天国的初期,他还比较自觉注意维护洪秀全的威信,服从领导。洪秀全才把“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建都天京以后,杨秀清的思想也变了,也想当皇帝,称万岁。他满脸骄容,一身傲气。他自恃功劳大,对洪秀全傲慢无礼,想凌驾在天王之上;对下属专横跋扈,滥施权威。
一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把天王召到东王府。用天父的口吻责问:
“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功劳大,怎么只称九千岁呢?”
“东王打江山,当然也该称万岁。”洪秀全跪着回答。
杨秀清这样公开逼迫洪秀全封他万岁,使两人潜伏的矛盾,激化起来了。
洪秀全似乎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了损害和威胁,常常惴惴不安。
一个要死保皇位,惟我独尊;一个要自揽大权,争权位。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权力之争,已经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
尽管这样,当时洪秀全还没有发展到非杀杨秀清不可的地步。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并捕杀东党的时候,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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