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逢乱世初露锋芒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距今有1800多年，时值东汉第十一任皇帝桓帝刘志在位，正是东汉王朝趋于瓦解，社会剧烈动荡，政治极端腐败的年代。
东汉政权是以世族豪强为核心的地主阶级政权。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个大豪强地主。他推翻王莽政权，夺取天下，统治天下所主要依靠的就是一个庞大的豪强集团。世家豪族的统治，往往是父位子承，世代相袭。祖上做了官，他的子孙也能做；祖上拥有的特权，他的子孙也可享有。在中央政权中，他们是世代公卿，名门望族，门生故吏满天下；凭借世代积聚起来的政治、经济实力，大搞兼并割据；又兼营工商业，发放高利贷，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豪门的房屋“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势力较大的豪强，还拥有大量家兵（部曲）成为一股潜在的军事力量。
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以后，吸取了外戚王莽纂位的教训，采取了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刘秀和明、章二帝能够做到政由己出。到第四任帝和帝刘肇即位时，因其年幼，便由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把政权交给她的哥哥窦宪独揽，又造成外戚专权。为了取得豪门世族的支持，窦太后宣布取消汉武帝时制定的盐铁官营制度，这一来又大大助长了豪强地主的垄断掠夺，势力更加猖獗。后来，和帝长大了，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他与宦官郑众合谋，杀死窦宪，打击了外戚集团。但是宦官因为打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宦官的势力却又乘机抬头，朝政的实权又落在了宦官手里。在此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即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宫廷生活又过于荒淫腐化，差不多都短命而亡。因此东汉中后期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
然而，无论是外戚集团，还是宦官集团，都是剥削人民、掠夺人民的能手。这两个集团之间为了控制国家最高权力，展开了长时期的互相斗争，互相诛杀，政治愈加黑暗腐败。在外戚掌权时，他们任人惟亲，贪得无厌，派遣爪牙到各地搜刮财物，甚至连地方官向朝廷进贡的物品，都得先把上等的物品送到外戚府第，然后再把次一等的送进宫中。曹操出生时在位的皇帝汉桓帝是由皇太后与其哥哥最高统帅（大将军）梁冀扶上皇位的。
梁冀就是个典型的专权独断的外戚。他主持东汉政府长达20年，凶暴的程度，日甚一日。宫廷宦官，以及皇帝左右最亲近的侍奉附从中，都遍布他的党羽，皇宫内院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文武官员升迁或调职，都要先到梁冀家门呈递谢恩书帖。大小官员带着金银财宝，到他家行贿求情的，道路上前后相望。
他还强占京都附近几十里民田，作为打猎游乐场所，又强迫良民作债务奴隶，称为“自卖人”，人数竟有几千口之多。他失败自杀后，政府没收他的财产，合30多万万钱，占东汉政府全盛时期全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多，而这30多万万钱，还不包括房屋和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头上巧取豪夺来的。
宦官的贪虐横暴，比起外戚来更厉害。宦官大都出身于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没有什么声望和社会地位，可是他们对于权势、财富的欲望却十分炽烈。由于东汉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内宫一般由宦官担当，而且还不断增加宦官的人数，扩大其职权。皇帝母后传达旨令，不得不假借宦官。因此宦官“手握五爵，口含天宪”，并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他察言观色，阿谀谄媚，取得他的信任；他们又多自幼生长于宫内，对宫中朝中之事很熟悉，特别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
汉桓帝在宦官帮助下，迫使梁冀自杀后，夺回政权，对诛杀梁冀有功的官员大加酬劳。对单超、徐璜等5位宦官赐封一级侯爵，世称“五侯”。其他故旧人物，都被封爵；又封贴身宦官（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乡侯；从此东汉政府大权，落入宦官之手。而“五侯”尤其贪污凶暴，内外震动。他们互相比赛建筑楼阁庭院，追求无比豪华。他们的奴仆们都乘坐牛车，拥有骑马卫士。他们的兄弟跟亲戚，都当州督导官（刺史）、郡长，搜括抢夺人民财产，跟强盗没有区别，暴虐摧残全国各个角落，人民不能忍受，往往去当“盗匪”。
在皇帝、宦官、豪族、大地主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广大劳动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豪族世家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以及腐败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离开家园，走上流亡道路。
他们有的要沦为豪门地主的奴隶（佃客）、家兵（部曲），有的就成群结队地到处流亡，处境十分悲惨。《后汉书·刘严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东汉政府任命王望担任青州督导官（刺史）。王望到任后，出外巡察。那几年，青州（山东省）一带“州郡灾旱，百姓穷荒”，王望在路上见到一群饥民，有500多人，他们裸着身子，啃着草根树皮，一路上流荡。这种悲惨景象，令人难以想象。
更惨的还有“人相食”的事发生。就在曹操出生的那年2月，司隶（洛阳附近）、冀州（河北省中部）发生饥荒，人民互相杀害吞食。著名诗人王粲在公元192年从长安去荆州的途中，目睹战争动乱的社会惨象，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散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正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阶级矛盾的激化，东汉末年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层出不穷，一浪高过一浪。从史书记载看，仅在黄巾大起义前的80多年间，大大小小的农民反抗斗争就达100多次。据《资治通鉴》记载，曹操出生的第二年，即公元156年，泰山（山东省泰安县）、琅邪（山东渚成县）两郡变民首领公孙举、东郭窦等，部众已有3万人。攻击青州（山东半岛）、兖州（山东省西部）、徐州（江苏省北部中部），破坏郡县，势不可挡。政府军连年讨伐，都无法克制。
到曹操6岁那年，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少数族起兵，进军益阳（湖南省益阳市）。零陵（湖南省零陵县）少数族起兵，攻击长沙。九真郡（越南义安县）残余的变民集团占领日南郡（越南广治县），势力转盛。公元165年，曹操18岁。这一年，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交界处）州政府部队战士朱盖等起兵，跟桂阳（湖南省郴县）变民首领胡兰等，再次攻击桂阳。桂阳郡郡长任胤弃城逃走。变民人数遂多达数万。东汉政府虽屡次派兵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无奈农民起义是此起彼伏，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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