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我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不久，我被调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草拟首长对外函电，记录、整理首长讲话，向首长报告从广播里抄收到的国内外新闻。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首长接近的机会多了起来。对朱德总司令，我是心仪久矣，现在得在他的身边工作、学习，如坐春风之中，深感幸运。
1938年2月中旬，朱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向晋东南太行山区挺进。在我们转移过程中，日军苫米地旅团正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2月24日，朱总司令率领总部抵达安泽的古县镇时，与前去进攻临汾的日军遭遇。据侦察报告，敌军共有三千多人，而总司令身边只有特务团一营的两个连，敌我兵力悬殊很大。总部如果离开大路转入山地，即可平安无事。然而，总司令从全局出发，为使临汾作好抵抗准备，使大批物资和人员得以安全撤离，还是决定进行阻击，以迟滞日军前进。朱总司令立即命令左权参谋长，带领几个参谋，前去侦察并与友军联络。在权参谋长在安泽的府城镇一带，指挥特务团的两个连和一部分安泽县自卫队，对日军进行阻击。是役前后战斗四昼夜，共歼敌三百余人，缴获辎重不少，为友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情况相当紧张，我总部驻地古县镇离前沿阵地不远，夜间可以听到炮声。同志们对朱总司令的安全是不免有点担心的，但戎马一生的总司令却处之泰然，指挥若定。当时，左参谋长带着几个参谋到前线去了，总司令身边只剩下了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参谋林韦同志。我记得，大概是战斗打响以后的第二天晚上，秘书处金石刚同志不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我正在纳闷，他回来了。他告诉我，林韦要他一同在一科值夜班，主要任务是守听电话。总司令吩咐，他后半夜要休息一下，如果参谋长有电话来，要马上报告他。金石刚笑着说：总司令在唱空城计。我说：那你和林韦就是“左右琴童人两个”了。1940年，总部庆祝朱总司令五旬晋四诞辰时，刘白羽同志写了一首祝寿诗，我非常欣赏其中的一句：“危局常从笑里安。”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的抗日战争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1938年3月，朱总司令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副总指挥。除八路军（不包括在晋西北的一二○师）外，东路军还统辖国民党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部。
3月24-28日，在总部驻地沁县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到会的除八路军-一五师、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外，还有山西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薄一波，以及国民党部队的曾万钟、刘戡、朱怀冰、赵寿山、武士敏等三十多人。会议由朱总司令主持，由彭副总司令作报告。朱总司令在会上讲话，分析敌我形势，介绍八路军粉碎日军进攻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杀敌，鼓励国民党将领为抗日作出贡献。这次会议稳定了东路军中国民党部队的情绪，提高了他们的抗日信心，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朱总司令还利用开会的间隙，去同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部队的将领进行个别会谈，讲述坚持团结抗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力，还有其他几个师团，共三万多人，开始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东自平汉路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攻。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给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发出《粉碎日寇围攻战役战术的指示》，并同时发出《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各部队接电后，积极行动起来，加以地方游击队不断对各路进攻之敌军进行阻击、袭扰和群众的“空合清野”，使日军陷入饥饿、疲惫、恐慌不安的困境。16日，八路军三八六旅和-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将日军主力第一○八师团的一部，压在武乡长乐村十五华里的河谷里，截为几段，予以大量杀伤，激战整日，歼敌千余人。这路日军被击溃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至27日，八路军和决死队第二、第三纵队以及国民党友军继续截击和追击敌人，并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长治、晋城等十余座县城。这次战役共毙伤敌军四千余人，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朱总司令非常珍视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这三个法宝。他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朱总司令也是我们的榜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高级联络参谋乔茂材长期驻八路军总部。乔是四川人，陆大毕业生。他还带来了一个参谋和两个副官。有一段时间，联络参谋和我们秘书处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朱总司令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秘书处，看看联络参谋，在院子里同乔茂材他们谈谈，谈话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团结抗日和坚持持久战的一些道理。总司令态度和蔼，讲话深入浅出，象话家常似的。乔茂材等和我们秘书处的同志都认真地听着。乔茂材也不时讲上几句。除了交谈以外，总司令往往还同乔茂材下一盘象棋。朱总司令的棋下得很好，经常是赢家。乔茂材对朱总司令是很钦佩的，他在同我们闲谈中，一再说朱总司令是军界老前辈，很早就是西南名将，有儒将之风。
1937年冬，已进入统战时期，总部首长对外函电很多。在这些函电中，大都是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因为他们对朱、彭就任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发来了贺电。有一部分信件是朱总司令的老同事，老同学写来的，其中除了表示祝贺以外，还有些叙旧和钦佩之词，对朱总司令的道德、诗文和功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还记得有一封信里有这样两句话：“豁达大度，见义勇为”，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朱总司令对亲属和子女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在处理外来函电中，见到总司令的侄子和外甥从四川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些愿意参加抗日的青年朋友，准备到前方来，不知前方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向伯伯请示。我看了以后，就把原信带着，向总司令汇报了。总司令说，青年人想到前方来参加抗日是好的，只要能够吃苦耐劳，抗日报国，不怕牺牲，到前方来是有事情可做的，多来些人更好，比如前方现在就需要担架队。如果以为我是大官，他们来了可以弄个一官半职，那就错了。我们这里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同甘共苦。你告诉他们，凡是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千万不要到前方来。朱总司令还说：曾国藩是一个反动人物，但他在家书中告诫子弟的某些话语，还是有道理的。我没有读过曾国藩的家书，不过，我觉得“不以人废言”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受到了总司令的清廉正气，对亲属子弟严格要求的高尚品德。
当时，总部干部的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尤其学习马列著作蔚然成风。这与几位首长的关怀和以身作则大有关系。朱总司令不仅自己每天都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著作，关心国内外时事，而且还非常关心干部的学习。古人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八个字朱总司令足以当之。
抗战初期，延安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著作，出版以后总部可以收到几本，由秘书处保管，我们总是及时向首长汇报收到了什么新书。有一回，我们收到几本列宁著的《卡尔·马克思》小册子，里面还集纳了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一天，我去向总司令报告新闻，他正在看这本小册子。他问我看了这本小册子没有。我回答说看了一遍。他说，这本小册子很好，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简明扼要，很适合我们的干部阅读。我说这本小册子刚收到，只有几本，朱总司令说，对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理解，要能够很好地记住，这并不是教条主义。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生搬硬套地拿到实际中去滥用，那才是教条主义。如果你不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很好地记住，你拿什么理论去联系实际！他还说，这本小册子可以多翻印一些，最好能做到直属队各单位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一本，“揣到包包里”，多读几遍。总司令还问到：总部各单位的干部是否有人到秘书处借书？我说秘书处书不多，我们没有通知各单位办理借阅书籍，很少有人来借书，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办理出借书籍。我还说，只有薄一波同志每次来总部开会或谈工作时，总来秘书处着看，借去两本《列宁全集》，下次来时把看完了的两本书归还，再借去两本。总司令说，薄一波同志很勤奋，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总司令的这番教导，使我很受教益。我曾同有关同志谈了朱总司令的上述指示，也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当时敌后的印刷条件有限，那本小册子终于未能翻印。后来，我一想到没有完成总司令吩咐的这个任务，就深感愧疚。
当时，宣传部有一个同志每天专门抄收广播新闻，抄写以后就复印一份送给总部秘书处。我每天上午，就把国内外重要新闻向朱、彭总副司令报告。每当我报告新闻的时候，总司令就把笔记本拿出来，将重要新闻认真地记下来，以便进一步考虑。当时，正是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策动慕尼黑阴谋的时候，总司令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有时对新闻中说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当时收听广播新闻的设备条件较差，有的抄收不全），就提出问题，有时还查阅地图，有时也三言两语地谈点看法，使我很受启发。
朱总司令对干部十分关心，经常亲自了解干部的情况并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我调去秘书处工作不久，有一次总司令问我：你在大学里是学古典文学的吗？我回答：是学教育的。又问：你的文言文是哪里学习的？我说：在念高小和初中的时候，每当寒暑假，我父亲就给我补习古文，练习作文言文。还问我对秘书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并且如实地讲到，我刚来参加部队时，很想学习做军事工作，经组织部同志谈话，说是宣传部需要干部，我就去宣传部工作了。总司令听了以后说：那对嘛。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积极努力，做好党所分配的任何工作。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是党组织考虑的事情，自己是用不着操心的。以后，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情绪有所波动的时候，就想起了总司令的这个教导。
有一次，朱总司令去决死队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我随同前往，报告内容是讲游击战。训练班离总部驻地是四十来里地。随同去的还有两个警卫员同志，四个人都是骑马，我走在最后。走了大概十来里地，前面的马跑开了，我的马也跟着跑起来。由于我缺乏骑马经验，从马上摔下来了。马立即回头跑，跑得很快，我追不上。马跑了一段路以后，停下来在路边吃草，等我快接近它的时候，它又跑了。我一直追到总部驻地，还是没追上，马回到饲养班去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不免有些懊恼。我知道，总司令打算写一本游击战方面的书，因为当时很需要这样一本书。在训练班的讲话记录整理以后，可以作为书的部分初稿。当天晚饭以后，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去向总司令如实地报告了落马和追马的情况。总司令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责备我，而且和蔼微笑地对我说：你是一个书生，还不熟悉戎马呵。他说训练班的学员想必已经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了，下次我去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笔记本借两份回来，加以对照整理。总司令还边比划边说，耐心地教给我跑马的要领：两腿夹紧，两脚前蹬，抓紧缰绳，上身前倾。总司令说：骑马也是一种实践，只要掌握要领，大胆地跑几次就会了。
1938年秋，八路军总部移驻长治以北的故县镇。不久，村公所请总部首长中午“便酌”，以表示敬意。当天上午，我去总司令那里，他问村公所请吃饭，有哪些同志准备参加？我说，秘书长和几个科长大概都可以去，您就不必去了。总司令说：副总司令不在家，参谋长事情多去不了，我还是要参加一下。人家一番盛意，我不去不好。那天中午，总司令准时“赴宴”了。村长和其他几个村干部都很高兴，忙上忙下，又是端菜，又是斟酒。席间，总司令和蔼亲切地同村干部交谈，向他们详细地问到生产、群众生活、合理负担、自卫队和儿童团的情况。那时，太行山地区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村公所的“筵席”只能是几碗普通的菜肴。村干部敬酒时，总司令也举杯示意，没有喝酒，只吃了两平碗饭，就把碗筷放下了。村长说：今天没有什么菜，实在怠慢了。总司令说：菜很好嘛，谢谢你们。我从四十岁以后，不论有什么菜，都是吃两平碗饭。当时，我们还没有“拥政爱民”的提法，事实上，总司令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拥政爱民”的榜样。
朱总司令非常谦虚，我很少听到他讲自己的过去。有一天，我在总司令那里，见到孙泱同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曾见过他，并且交谈过。总司令问道：你们认识吗？我和孙泱同时回答：我们认识。呆了一会儿，孙泱就离去了。总司令说：孙泱的父亲孙炳文同志是一位革命先烈，是我在护国军工作时的一个老朋友，可以说是我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想的引路人，后来我们又一同去了德国。不幸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了。总司令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就声色俱厉地说道：老蒋是一个大刽子手，中国革命的罪人！我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感情如此激动，真是爱憎分明。一方面表现了他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无比愤慨。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总司令提到护国军，我当即表示很想知道一些他曾参与的云南起义的历史故事。总司令说：蔡松坡是一个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了民主共和，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总司令除了对蔡松坡的几句崇敬之词以外，对他自己早年的那一段光荣经历，一句话也没有讲。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是生活。我觉得，朱总司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下棋，爱打球，喜欢音乐，养兰花，还特别喜欢写诗。
有一天，我去报告新闻，那天天气很好，总司令坐在院子里的一张矮凳上休息，似乎在低声唱歌，我依稀听到一句不完整的歌词：好长苗呀……等我再向前走两步，就听不见了。我曾听史沫特莱谈过，朱总司令爱好音乐，会唱民歌。可是，我没有听过总司令唱歌，也从未听哪个老同志说总司令会唱歌。第二天，我去总司令那里，适逢康克清同志在座。康克清同志当时任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日常工作很忙，在总司令那里很少有机会见到她。我报告新闻以后，就便问了康克清同志一句：总司令过去是不是喜欢唱歌？她笑着说：总司令只会唱咦呀嗨，呀呼嗨。总司令也笑了。我当即意识到，前一天总司令低声歌唱的，很可能就是陶行知作的《锄头歌》。总司令为什么欣赏这首歌呢？我想，因为他对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这首歌可以抒发去恶务尽、除暴安良的志趣。
朱总司令还是一位卓越的诗人。1939年，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敌人对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将重点逐渐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我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强。当时，华北敌后的抗战是非常艰苦的。后方文艺界的同志来前方慰劳八路军，访问总部。朱总司令写了一首诗：“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首诗的题目是《寄语蜀中父老》，实际上是写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的。诗中充满了爱兵如子的深情和对英勇杀敌的子弟兵的赞美，同时言外之意，也把国民党反动派断绝供应我抗日武装的饷、封锁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罪恶行径，揭露无余了。这首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和海外华侨，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的深切同情和支持，激起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极大义愤。朱总司令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风格很高，气势雄浑。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年头。在指挥太行区五月反扫荡中，参谋长左权同志光荣殉国了。朱总司令在《悼左权同志》一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首诗以歌当哭，寄痛悼于歌颂之中，感人至深。左权同志的革命功绩和英名将千古流芳，朱德同志的这首充满太行浩气和战友深情的诗，亦将同垂不朽。
古人说：诗言志。文如其人。朱德同志在1959年写的《游七星岩》一首诗的后面四句是：“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身写照：光明磊落，宽宏大量，损己利人，心底无私。朱德同志在1960年写的《飞过泰山》，是一首五绝：“泰山不算高，一千五百八。飞过二千一，它把头低下。”这寥寥二十个字，看来朴素无华，其中却含有辩证的哲理，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豪情。
我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时，承受言传身教，获益良多。遗憾的是时间太短，1939年我就因工作需要调到《华北新华日报》去了。有的同志说朱德同志像泰山、大海，我有同感。对于朱德同志的一生--道德、诗文、功业，我知之不多，领会不深。我以上叙述的一些事情，在他的伟大一生中只能说是“沧海一粟”。我不敢奢望用一滴水就能反映出太阳的全部光辉，只是想表示自己对朱总司令这位伟人的崇敬、缅怀和感激的心情而已。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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