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司令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我最敬爱的老首长、好老师之一。
1938年1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朱总司令的领导下。特别感到荣幸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到1945年12月我在延安王家坪总参谋部工作期间，和总司令住的地方很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和总司令就住在一个院子里。因此，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朱总司令，可以随时目睹他的身教，耳聆他的言教，学习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高尚的品德作风。
1945年12月以后，我离开延安先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到华东学打仗、学军管，然后又到军委机关和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见到朱总司令的机会少了，但由于我依然在军队工作，仍可以经常见到朱总司令。可以说，几十年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始终是朱总司令的部下，一直把朱总司令当做老首长、忠厚长者和尊敬的好老师看待。他对我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因此，总司令的恩情我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朱总司令逝世已经十五年了，但我时刻都在想念他。特别是在革命形势比较好或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兴高采烈庆祝胜利或用沉重的心情总结失误时，或者在欢度建党建国建军节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朱总司令，想到他的音容笑貌，想到他对我们后辈的教诲，想到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美好岁月。这里，我写几件感受最深，教育最大的小事，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深切的怀念之情。
伟大而平凡的总司令
从我记事起，就听说中国有个大英雄，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没想到，我参加革命后不久，不仅亲眼看见了朱总司令，而且亲耳听到他的报告和谈话。那是1938年8月，朱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延安各界万人欢迎的大会上讲了话，接着又在抗大作了《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报告。他神采奕奕，像貌堂堂、笑容满面，身穿灰布军衣，腰扎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如叙家常。朱总司令讲话和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深入浅出，善于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最普通的事例，阐述深奥的道理，谁都听得懂，谁都感到对。报告结束后，他又和警卫员、学员等在延安师范旧址广场上打篮球。他跑跳不太灵活，球技也不太高，但打得却非常认真。朱总走到那里，既不戒严静街，也不前护后拥。如果不认识朱总司令，谁都可能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老战士或老百姓。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地道的工农兵形像，是个忠厚长者的形像。他常说，我是个党员、一个战士，我这个总司令是一个牌子，是党和大家要我当的。因为群众要革命，军队要打仗，总得有个总司令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整齐大家的步伐。但这个总司令究竟是谁？是带有偶然性的，可以姓朱，也可以姓张、姓王、姓赵……关键是看谁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代表群众的利益，看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家，不要过分地宣扬他个人，而应该大力地宣扬党，言扬毛主席，宣扬人民群众，特别是宣扬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宣扬那些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埋头奉献的英雄模范们。一个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群众的拥护，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他还常说，我这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之一而已。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朱总司令这些精辟而又通俗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领袖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是我们全党同志学习的好榜样。
“朱毛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长征路上，张国焘为了分裂党和红军，曾用多种方法强迫朱总司令同他一起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此，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大义凛然地说“朱毛不可分”，“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我是举过手的，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又说“你私自成立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你应该改正错误，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
关于朱总司令“朱毛不可分”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他这个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在我们党内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井冈山上讲的，有的说是在遵义会议上讲的。由于我1938年才参军入党，没有参加长征，对党内军内错综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对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朱总司令所讲的这句著名的话更是弄不清楚。为了学习，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大胆地请教总司令。1943年春天，在王家坪朱总司令的窑洞里，他告诉我：“朱毛不可分”的话，我是说过的，而且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小会上和个别谈话中都说过。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奋战，只剩下万把人，四方面军则有七、八万人。张国焘就利用四方面军人多枪多的优势，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搞分裂。党中央、毛主席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当他背着党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要彻底进行党内斗争，妄图加害中央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脱离险境，按照中央政治局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就公然诬蔑党中央、毛主席是“右倾逃跑主义”，并妄图强迫和拉拢我和其他同志同他一道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接着又成立了伪中央。这样，我不能不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我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和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进行坚决斗争，不能含糊；二是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要努力团结争取，处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家明白是非真相。因为四方面军部队和广大干部是好的，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这样，就把张国焘孤立起来了。在多方的压力下，张国焘最后不得不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实行三大红军主力的大会合。
后来，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朱总司令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丰功伟绩，说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总司令又说，“朱毛不可分”的思想，我也不是一参加革命就有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还没有这个思想；1928年井冈山会师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的树立起这个思想，因为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是高明的，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最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拜毛主席为老师，拥护他担任我们党的领袖。
同样，毛主席也把朱总司令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的授意下，中南海有些人要批斗朱总司令，诬蔑他是“黑司令”。毛主席听到后气愤地说：“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如果朱德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要斗可以，那就让红卫兵放把椅子，我就去陪斗”。这样，才制止了中南海的批斗大会。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同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曾当着大家的面，对朱总司令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 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如果你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现在你不是红了吗！”毛主席这个话讲得何等好啊！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在另一个斗争场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明确地坚持了“朱毛不可分”的思想。
总司令还说，所谓“朱毛红军”只是说明当时朱是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是红军总政委，大家叫惯了就说“朱毛”、“朱毛”。其实，毛主席是领袖，是老师，我只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干了一点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
总司令的这一席话，说得很实在，很透辟，也很谦虚，使我从中受到了一堂既生动又深刻的党史教育。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朱总司令敢于坚持原则斗争，又善于坚持原则斗争是人所共知的。他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最突出的典范，他和林彪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光辉的例子。这里讲两件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事情，就可窥见一斑。1943年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军事副刊上登载了朱总司令的一篇重要文章《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其中说到“军事教育和其他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接着提出我军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么，我军的士气必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和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大，自己的损失则会更少。”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林彪看后，却别有用心的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大肆攻击朱总司令，说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的原则。林彪回到王家坪又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帮总司令写的这篇文章犯有原则错误。当时，我很紧张，很害怕，即向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作了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由于我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起草了这篇文章，而使朱总司令受到林彪的攻击深感内疚。朱总司令听了，一笑置之。叫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并说，在党内军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没有关系。真理是驳不倒的，谁手里有真理，历史自有公论，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的这种宽大的胸怀，使我由衷的拜服。1945年4月25日，朱总司令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著名军事报告，对林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报告说：“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和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仗，更少伤亡。”这篇报告得到了全党全军的一致拥护，成为我们党历史上永载史册的不朽文献。
第二件事情是：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利用错误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机会，狂妄地诬蔑攻击朱总司令。在主席台上，他指着朱总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等等。到会的同志大为震惊，极为气愤。而朱总司令则泰然处之，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利用各种机会诬蔑攻击朱总司令的林彪，1971年终于折戟沉沙，作了中华民族的罪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伟大、忠厚、善良的朱总司令，则更为人民群众所爱戴。这两件事情说明，朱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而且是一位坚韧的强者，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但他并不以权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不是一触即跳，而是深思熟虑。像指挥打仗一样，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宋朝苏东坡在《留侯论》中有一段名言，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朱总司令就是这种大勇大智的伟人。
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历史上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搞好团结，不搞团结不行，光搞小的团结也不行，必须搞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大团结，特别是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在这一方面，朱总司令也是模范。1943年，朱总司令在王家坪住处，为一个同志举行了结婚典礼，并邀请了许多高级干部参加。朱总司令这样做，不仅使这位同志感激万分，而且使所有知情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但也有个别同志不理解，私下有所议论。他们说这个同志在长征时，曾站错了队，张国焘批斗朱总司令时，他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斗得很厉害。现在，总司令为什么还要给他举行结婚宴会？这不是和稀泥吗？但朱总司令宽宏大量，一切从革命全局出发，不仪不念旧恶，打击报复，反而不断地对这位同志进行教育，信任他，重用他，使他认识错误，以后为革命继续做出了很大贡献。朱总司令常说，一个领导人要量能容人，才能用人，德能服人，三者缺一不可。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不以个人恩怨定是非。朱总司令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历史证明，朱总司令这样做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不仅不是和稀泥，相反的正是高度原则性的表现，是对党对革命极为有益的一项重要政策。
屯垦政策的奠基人和带头人
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生产队、工作队。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目的，对各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对敌后根据地推行“三光政策”，使得我军和各解放区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渡过这一经济难关，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生产自给的方针。朱总司令不仅热烈地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方针，领导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还和王震同志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开辟了中外闻名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屯垦区，而且朱总司令身体力行，在王家坪和他的警卫员、炊事员等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亲自动手种了三亩多菜，其中包括西红柿、白菜、萝卜、南瓜、黄瓜、菠菜、莴苣、豆角、辣椒等。每天早晨起来和晚饭后，我们便看到年近花甲的总司令和他的生产小组就出现在菜园里，浇水、翻土、施肥、移苗、绑架。他们这个生产小组种的菜都长得很好，自己吃不完，就送给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有一次，延安总部在王家坪桃林招待美军观察组，并以朱总和总部机关生产的西红柿、瓜果招待客人。当观察组的客人一看到朱总司令的菜园和吃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黄瓜时，赞不绝口。他们说，西红柿原为南美产品，在欧美属上等水果蔬菜，没有想到这种果菜，竟然在中国荒凉的陕北也长得这样好，并且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生产的，真是奇迹。
总司令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光是批阅文电、参加会议、会见客人、作报告、写文章就需要很多时间，加上当时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群众中很多单位或个人都写信或派人来，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总司令对这些好意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和时间，但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对革命对身体都有好处。总司令在生产中的模范作用，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成为渡过经济难关的巨大力量，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博学多才 见多识广
朱总司令的博学是名扬四海的。1940年周总理在重庆动员大家学习时，号召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干部都要以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榜样进行学习。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读书的精和朱总司令读书的博。当时，我对总理的号召缺乏感性知识，领会不大深刻。皖南事变后，我回到延安，有幸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对总司令的博学，逐步有了体会，知道总司令不仅善于指挥作战，整军练武，精通兵书，而且其他知识也极其丰富，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1943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他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做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廷建议孔明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的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的这一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平？！”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极差多了。关云长、魏廷、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朱总司令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当然，朱总司令领导作战和在建军中的独到见解，更是多不胜举。有一次，我去给总司令送《敌情资料》、《国际资料》，这些材料的封面上照例印上了“秘密”两字。总司令看后说：“我给你们提个意见行不行？”我赶快说：“请总司令指示。”他说：“你们把'秘密'两字去掉行不行？要不，就请你们在'秘密'两字之前，加上一个'不'字，印成'不秘密'三个字。因为现在是战争环境，有关敌情资料应该让大家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某些情报来源应该保密外，敌人的情况有什么秘密可保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大家知道了敌人的情况，就会更自觉的去打仗，才能打得更好，不了解情况，懵懵懂懂去打仗怎么行？要知道我们是人民军队，进行的是人民战争，非靠广大群众和干部不可，不能只靠少数人。《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如此，我们作战和建军中的有些问题，如建军宗旨、编制、装备原则、政治工作、战略战术等等，也是一样，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行动计划和某个时候必须保密的措施外，没有什么密可保的。即使敌人知道了，也没有关系，横竖他们学不会，不能用。因为我们是革命军队，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敌人是无法运用我们的一套原则和战略战术的。”总司令的精辟指示，使我豁然开朗，赶快向叶剑英参谋长和作战部的首长报告了。大家一致拥护，立即把《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上的“秘密”两字去掉了，并扩大了发放范围，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赞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周年了，我和同志们一样，时时刻刻想念着他。特别是一想起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一想起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培养就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大家为失掉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尊敬的长者而悲伤，他对我们的恩情，是说不完讲不尽的。为表达我对朱总司令的崇敬和怀念，抄录我1979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怀念朱总司令》的诗一首于下，作为我这篇回忆文章的结束语。
《怀念朱总司令》
一生征战未下鞍，
横扫妖魔改河山。
忠骨堪比钢铁硬，
雄怀胜似海洋宽。
功名榜前总退后，
真理旗下一马先。
长忆桃林教诲好，
句句千钧益万年。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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