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我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我国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一
1931年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自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开始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缴，不得损坏。在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确实是极其简陋的：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上坚定，技术上也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含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红军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在生活上，我们同样战胜了种种困难。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着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一个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又处处照顾我们。红军本来是没有夜餐制度的，总部却规定我们电台值班人员可以吃夜餐。红军中从总政委、总司令到每个战士，都是靠从每日五分钱的菜金中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作零花钱，总部却给我们几个人每月几十块银元的技术津贴。后来，我们联名要求取消津贴，总部嘉许了我们的精神，但只酌减了津贴的钱数，津贴制度仍保留着。在接连不断的反“围剿”战斗中，营、团干部都取消了骑马，而我们电台却仍然配备了马。朱总司令还把同志们送给他的、根据地极为难得的香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抽。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对我们政治上十分关怀爱护，着重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上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我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在菜油灯下，可以看见朱总司令的面容是那样慈祥，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洞察未来的眼睛向我们投射出殷切期待的目光。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敌军的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的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在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便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来，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着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麻木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就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我们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 线和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教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一百瓦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1931年末，在江西端金召开中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毛委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同时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我代表通信部门，被大会授予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直到1940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才又能亲聆教诲。
1946年和1941年，边区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时，日寇对我们不断“扫荡”，国民党又对我们搞反共摩擦，在经济上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朱总司令带头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我们看到，朱总司令总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参加垦荒、种菜、纺线等劳动。在百忙中，他还常常关切地询问我们军委三局的同志们参加大生产的情况。
三局通信材料厂利用自己的车床设备，在完成通信器材生产计划的同时，争取为大生产运动多作贡献。同志们边实践边摸索，做出了一种简便的纺车。朱总司令知道了很高兴，说：“搞得不错呀！也给我做一部好吗？”同志们很快赶制了三部，一部送给了毛主席，一部送给了朱总司令，一部送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不在延安）。当我们把自制的纺车送给朱总司令的时候，朱总司令笑盈盈地收了下来，边抚摸着纺车边说：“大生产重要啊，搞好了，穿的，吃的、用的就都有了。”他还赞许我们说：“你们做得对！就是要这样：既搞好通信，又搞好生产。眼前大生产是全局。不搞好大生产，通信也不一定搞得好。”
朱总司令说得多么中肯啊！是的，我们做技术工作的周志，很容易只埋头于自己的业务，而不大注意全局。我在以后长期的技术业务工作中，每当处理局部和全局的矛盾时，想起朱总司令当年的教诲，就心明眼亮起来。
朱总司令全局在胸，但又把每个局部放在应有的地位。他对我们三局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他为克服通信材料供应困难所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在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为了掩护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吉普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卡车。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里，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单靠从国民党统治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他看到了工人们利用铜币压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都赞不绝口。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1942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但要冲矽钢片，需要冲模，要制造冲模，却找不到这种钢材，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铁路上的钢轨。朱总司令为发展通信事业，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当钢轨抬到工厂里来的时候，有的同志禁不住涌出激动的泪花。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通无线电话。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者，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感到更幸福呢？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工作不断发展。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问题。当时在延安，大批的革命青年参加了通信工作。有些同志对通信部门的革命分工有模糊认识。在他们看来，做技术工作最有出息，做政治工作还可以，做后勤总务工作就没有出息。这个疙瘩老是解不开 我想起朱总司令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亲自给我们几个做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的幸福情景，就请朱总司令来开导我们的同志。朱总司令乐意接受邀请，决定到三局来做一次报告。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三局驻地阎店子的梨树林绿叶成荫，碧油油的小梨子挂满枝头。报告地点就在梨树林里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的通信战士礼堂。通信战士们听说朱总司令要来做报告，早就从方圆几十里内赶到会场。朱总司令来了，人们顿时安静下来。朱总司令并不急于谈怎样看待革命分工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得好苦啊，许多贫苦的劳动人民活得连牛马都不如。共产党来了，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劳动人民从此才有了活路。为了革命胜利，使千千万万的阶级弟兄不再受苦，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呢？”
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朱总司令把话题转到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上，接着讲：“你们的工作重要得很呐，指挥军队打仗离不开你们。不过，你们要晓得：毛主席讲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讲的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而是通信工作这个整体。你当报务员，如果没有摇机员为你摇发电机，没有通信材料厂的工人为你提供器材，你能同千里之外通报吗？如果没有炊事员做饭，你整天饿肚子，还能发报、抄报吗？”
说实在的，对于毛主席那句赞誉通信工作者的话，我们许多同志并没有仔细体会它的含义。经朱总司令一指点，大家就明白多了。朱总司令最后总结说：“所以，不管是当局长的，还是做炊事工作的，也不管是报务员、机务员，还是摇机员，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只有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通信任务才能完成得好。通信工作做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朱总司令讲解革命道理，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你听着听着，只觉得是在听一位亲近的长者同自己促膝谈心，全然忘了这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做报告了，而不知不觉之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乳汁就已在哺育你健康地成长。
在战争年代，同朱总司令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你就会抛开一切杂念，把全力放在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上。而在危急关头，当你还拿不准应该怎样应付突变的局势时，朱总司令的话，就会使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那是1947年3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关于撤出延安后，我们怎样保障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完全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但是，困难是暂时的，渡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 的作战指挥。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朱德同志这次对我们作指示之后不久，就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去了。
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朱德同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我们进城以后切实管好全国的电信事业，使之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在电信事业方面，国民党留下的工厂很少，设备非常简陋。我们遵照朱德同志的指示进行恢复和整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朱德同志又指示我们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障通信器材的供应。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遵照这个指示，把战场上缴获的美帝通信装备加以剖析，结合我国的条件，设计制造了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战场，使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没有进口一部通信机、一米野战电话被覆线，完全用国产装备满足了通信联络的需要。
1952年10月下旬，总参通信部和当时的电信工业局联合举办了国产通信器材展览会。我们邀请朱德同志前来参观和作指示。朱德同志对解放后短短三年内，我国电信工业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他手握着小巧玲现的步话机试验通话。同志们告诉他，就是这种步话机，在朝鲜战场上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坑道战的通信任务，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通信人员的普遍欢迎。朱德同志连声说：“好，好。”他指示说：“通信装备还要在体积小、重量轻、效能高，使用可靠上下功夫。你们不要松劲，要不断前进，要研究现代的电信科学。” 朱总司令十分重视通信装备现代化问题。1952年年底，他为总参通信部即将复刊的《通信战士》杂志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通信部队而努力”，明确地指出了通信部队的建设方向，而且也为电信工业指出了发展方向。1956年秋天，电信工业局在北京故宫奉先殿，展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电信工业的新产品。展览会用实物对比的方法，说明新产品比解放初期有了哪些进步，比国外先进水平还有怎样的差距。那时半导体技术在国外是一门正在崛起的新技术。朱德同志特意来参观展览。他一下车就问：“听说你们这里展出有半导体，这是个新东西，我一定要看一看。”在展览会上，他见到用来作对比的一部国外出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很感兴趣，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说：“既然半导体体积小、重量轻，又省电，用到国防装备上不是很好吗！”他又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半导体技术走在头里。然后说：“要赶紧搞，追上人家，有困难也要干！”这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朱德同志在参观展览时结合实际对我们宣传了毛主席讲话的有关精神。他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朱德同志笑指着庭院内展出的一部国产警戒雷达的巨大天线说：“这部雷达不就是你们创造性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吗？”
朱委员长经常垂询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1973年7月，四机部举办了收音机、电子管、激光技术三个小型展览。朱委员长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偕同康克清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详细询问了一些收音机的市场售价，指出产品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便使用。朱委员长无微不至地为人民群众着想，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朱委员长还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多次到电子工业企业视察，不少无线电厂和有线电厂都留下了朱委员长的足迹，很多电子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聆听过朱委员长的教诲。
从1957年到1963年，朱委员长先后八次视察了七个电子企业：1957年视察了华北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视察了南京无线电厂、西安黄河机械厂、北京有线电厂、汉口中原机械厂、天津无线电厂；1959年视察了宝鸡长岭机械厂；1963年再次视察天津无线电厂。朱委员长的视察，使这些企业的同志们和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感到莫大的光荣和幸福。朱委员长风尘仆仆来到厂里，连水也不喝，就直奔车间，同工人同志见面，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多少只油污的手被那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多少双惊喜的眼睛抑制不住热泪涌流！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天津无线电厂一车间，在朱委员长视察的当夜即创造了日产收音机的最高纪录。以生产熊猫牌收音机闻名的南京无线电厂在朱委员长视察之后，装配车间的同志们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收音机的装配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朱委员长在视察过程中给不少电子企业留下了珍贵的题词。这些题词体现了党对电子工业的殷切期望，就是要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朱委员长在汉口中原机械厂视察时，职工们告诉他，这个厂是从上海迁来的。朱委员长诙谐地说：“哦，你们现在到了长江中游啦。可在工作上不能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才对呀！”朱委员长还对一些企业的职工说：现在世界上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多快啊！你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朱委员长又说：旧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落后。比起帝国主义来，我们人多，资源又丰富。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缅怀朱德同志四十多年中对通信工作和电子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桩桩往事如在眼前。他关怀一切革命工作，尤其关怀做革命工作的人。当我回忆他在工作上的那些谆谆教诲时，我特别不能忘怀于他对干部的那种真诚的同志爱，那样深厚、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在这篇回忆录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不能不倾诉我内心的感受。
回溯1931年，当我刚刚站到革命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朱德同志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我奔向前方。而四十年后的 1971年，当我在革命的征途上遇到了坎坷，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时，朱德同志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更加看清了林彪一类人的蛇蝎心肠。
1971年10月初，我从干校请假回到北京治病。一天，我突然获悉，朱德同志要到医院来看我。这个消息使我太激动了。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多年不见面，而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为了阻拦八十五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来看我，我当即去看望他。我一进他的住室，他老人家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我到处打听你啊……”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朱德同志连声说：“你是病人，应该我去看你，怎么你先跑来了。”他问我病情怎样，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深情地叮嘱我：“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啊！”
朱德同志告诉我，林彪已经折戟沉沙了。他说：林彪这个人过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阴一套，阳一套。现在他自我爆炸，使我们党消除了一大祸害。他老人家询问了我这些年的种种情况之后说：“你不久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要把工作抓起来。你们如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的展览，通知我，我还是要去看的。”
1973年，我们举办的电子工业展览，朱德同志果真去看了。老人家兴致是那样好，边看边问，足足逗留了两个小时。1978年，我们又举办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览。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来到展览会作指示了。
197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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