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2月中旬的一天，湖南省南部的耒阳县，刚下过春雨，天晴了，太阳照射在起伏的山坡上。这时，城里城外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地忙碌着，有的举着一串串红绿色的鞭炮，还有的准备了很多大米、油、盐、猪肉、蔬菜……人们怀着大旱望云霓的心情，排在道路的两旁，等候着人民自己的队伍--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中午刚过，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率领着工农子弟兵来到了。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和鞭炮声响成一片，如过盛大节日一般。曾经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死气沉沉的耒阳县城，又活跃起来了。
当时，我在第一区任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我的弟弟伍永禄，不满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传令兵，跟着朱德同志行动。当队伍在耒阳县东乡敖山庙住下后，他抽空请假回到家里，告诉我说，朱师长要来看我们。从当时我县的情况来说，一个师长要到老百姓家里来看看，简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个不平凡的消息，振奋了我们全家。我乐得整夜合不上眼睛，怀着激动的心情，盼望着朱德同志的来临。
我家住在耒阳县城南的松茂堂村，村前有鱼塘和稻田，村后有树林，有一人抱不住的大樟树和木子树。我家住的房子很破旧，我们把房屋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去买了猪肉和鲜鱼，母亲杀了一只老母鸡，准备好好招待革命军的朱师长，表示我们的敬意。
第二天上午，朱德同志真的来了，随同来的有我的弟弟和四个卫士。我们全家分外欣喜。朱师长穿着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虽然南方已是春天，可是穿着单衣和草鞋，还是有些冷的。朱德同志精神很好，他浓黑的眉毛，特别显得英武，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和蔼亲切。他对我们很关切，问了我们的生活，以及当地党的工作情况。他同我的父亲、弟弟和我围着一张小方桌坐下，问我：
“耒阳情形怎样？工作还好做吧？”
我说：“还好，从去年秋天起到现在止，全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起来了，现在就要恢复工会和农会组织。你们一来，工作就更要好搞些。”
我还谈了一些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我县革命力量对敌人展开乡村游击战争的情形。
他接着对我讲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他说：
“南昌起义以后，在南昌只住了三天。8月5日誓师东征。誓师时有十七个团，约三万人。由于队伍未经改造不巩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缺乏斗争经验，因而在行动中遭到很大的损失，人也少了，枪也少了。三河坝失败时，有些人思想上发生混乱，当时，我不得不说，'要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就走。'好在大家看我还坚决，大部分都跟我来了。”
他说这段话时，是那样的深刻、坚决有力，显得非常有信心。
“我们在砰石、乐昌打了一个好仗。”他的声音是更加坚实有力了。
我们急切地催他继续讲述战斗的盛况。
他说：“许克祥的部队，根本不值得一打。两个团，消灭一个，击溃一个。敌军溃退时，乱成一团糟，在砰石桥上挤下去淹死的也不知多少。”
他又说：“你们看现在部队不少，这都是沿途发展壮人的。我们就要上井冈山去同毛泽东同志会师了。”
这时，朱德同志笑了。他好像在沉思，眼神很深远，向往两大主力井冈山会师的远景，他对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精神，从眉宇间显现出来。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全家都极其兴奋，心中都有说不尽的感激。吃饭的时候，我父亲按照湖南人请客的习惯，用长筷子夹着菜送到对面朱德同志的面前，他总是说：“老人家不要客气，我自己来。”朱德同志是那样和蔼、谦逊，一点没有架子。我父亲感动得不断地说：“革命军的师长，真是平等待人！”
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的革命军，来到耒阳城后，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极了，纷纷参加革命军，参加游击队。那时，我们第一区成立了一个游击独立团，虽然只有五支步枪，但是，工农群众还是自动拿着土枪、梭镖、大刀和土造炸弹踊跃参加。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要带队伍向井冈山进军了。游击队很舍不得，紧紧地跟在后面。但是，由于当时组织游击队还很缺乏经验，男女老少都有，目标很大，行动不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军的营长伍中豪同志只好率领队伍，把大部分游击队护送回来。我们虽然又转入地下斗争和乡村游击战争，但在朱德同志和他带领的革命军的关怀和影响下，同志们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二
1930年，党中央长江局选送我到上海党中央办的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学成之后，于1931年初，党派我和曾三、涂作潮等同志带着电台呼号和密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
经过艰难的行程，过了很多危险的关口，辗转来到中央根据地。那时，正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正在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中央局和军委都驻在青塘。我一到那里，又看到朱德同志了。我向他面前奔去，正要向他敬礼，他却拉住了我的手，并抚着我的肩膀说：
“来了啊，真好”
忽然，他沉默了。然后慢慢地说：“你的弟弟永禄同志打长沙时负过伤。他已经长大了，后来当了连指导员。据说在一次行军中，他们连的连长叛变了，开枪打死了他。他年纪很轻，进步很快，真是可惜！”
我的心难过极了，极力抑制住自己。脑子里映出弟弟小时候直到当小传令兵的形象。他那活泼、矫健，充满朝气的神态，给我印象很深。我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德同志接着对我说：“不要难过了，干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各种工作，坚决消灭敌人，为死难烈士复仇。”
这几句充满深沉感情的话，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后来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一想到总司令这些话；一想到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浑身就增添了坚决向困难作斗争的决心和力量。
我请示组织分配我到哪个部门工作。
朱德同志说：“你学哪一行，就做哪一行，分配你到无线电队去工作。”接着他又说：“去年年底打张辉瓒和谭道源时，缴获了两台十五瓦特的无线电报机，其中有一台机器损坏了，现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你就先到无线电队见习见习吧，将来还要成立新的电台。”
敌人对中央根据地封锁很严，生活用品很难买到，我们经常吃不到盐。朱德同志就教我们：“没有盐，用酸菜炒点辣椒也是很下饭的。”同志们按照这个方法，果然吃得很好。那时没有工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一样，只能分点伙食尾子。但是，党对电台的技术人员却特别优待：是党员的技术人员，每月多发津贴银元三块；非党员技术人员，每月发银元三十块至五十块。技术人员深受感动。他们在中央根据地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有些解放过来留用的技术人员也不例外。
有一次，行军到一个村庄，队伍休息了。老百姓听说朱军长来了，他们到处找着说：“谁是朱军长呀！”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朱德同志就在旁边的大树下坐着。群众都很惊讶！原来你们的军长和士兵一样呀！开饭时，大家吃的饭都一样。电台有个同志经过小县城时，买了一些盐，炒了一些辣椒，去请朱德同志来吃。朱德同志说：“今天吃了有盐的辣椒，可不容易呀。”
老百姓看到红军生活这样艰苦，官兵平等，认识到这才真是我们工农的革命武装。大家都很敬仰，热情地问候，慰劳。
我们虽然经常行军，打仗，但党组织对宣传教育工作仍然抓得很紧。每一个单位都有“列宁室”的组织，负责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如有两三天的休息，就在官兵中组织政治、时事和文化的学习，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以及办墙报，出油印报等等。同志们战斗、工作和生活，都是紧张而又丰富多彩的。朱德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报告，并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在他的教育和带动下，大家都能文能武，朝气勃勃，斗志昂扬。 有一次，同志们围在一间大房子里，准备测验时事。大家正在抄考题。朱德同志来了，说：
“你们考时事，为什么不叫我呀？”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总司令，你还考哇？”
“我和大家一样嘛，'列宁室'的活动，我也不能例外呀。”晚上，我们几个同志在看试卷，发现了朱德同志的答卷。他的卷子答得很好，字也写得工整。我们几个人都围在油灯下，逐字逐句地读着这份答案，与其说是评卷，还不如说是学习。结果，朱德同志在这次测验中，考了一百分。
第二天，我们把他的答卷贴在墙报上，同志们都纷纷前往观看。大家都感到朱德同志处处带头，起模范作用，真是我们的榜样。
三
江西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敌人更加疯狂地组织第二次“围剿”，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政策，向中央根据地进逼，我们最后的一个兴国县城也被占据了。我们挤驻东固坳上村一带。这时部队士气很高，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总没有打起来。我们见到朱德同志就问，为什么还不反击敌人？他回答说：“时机未成熟，到时，毛泽东同志自有妙计。”过了几天，见到总政治部大量油印通行证，据说是准备释放敌军俘虏用的。我们心里明白，大概是消灭敌人的时机快到了。
果然，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工作很紧张，亲自指挥作战，布置行军。他们很重视电台工作，认为收到敌台的情况很重要；即便是残缺不全的情况也好。
我记得在战斗开始的那一天，无线电队和总部驻扎在一个村庄里。大家都在紧张工作，突然间，传令兵跑进来说：“报告总司令，溃退下来的敌人，距这里只有四、五里路远，正朝我们总部方向扑来了。”
同志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总司令身上。总司令很沉着，他镇定地说：
“大家不要慌。总部所有同志和电台赶快向后面白云山转移我带特务队前往阻击。”
说完话，他立起身来，精神抖擞，从腰间取出手枪，推上子弹，大步迈出总部。特务队的刘铁超队长紧跟在他身边。
朱总司令带着队伍冲出去以后，我们转移到白云山的山腰。不久，前线传来好消息，一、三军团已将敌人团团围住，只待全歼。不久，朱总司令回到总部。同志们都到他跟前，他说：
“不要紧啦，我们迂回部队就要到达了。敌人跑来跑去，累也要把它们累死的。”
同志们盼望他讲讲前面的具体情况。他说：“你们等着吧，等会就要瓮中捉鳖了。”
这时敌人的确是在我们口袋里了，一、三军团包围成大圆圈，军委直属队的部分队伍也迎击上去，总之，胜利是有把握的。
突然间，电台的收报机听到连续的“滴滴滴、达达达、滴滴滴DE XN5”的声音，慌张而急促，几分钟之后，这种声音就消逝了。报务员心里可乐啦，嘴角上现出微笑。这原来是敌军二十八师公秉藩的电台XN5在发送SOS求救讯号。我们当即将此情况报告总部，并说明敌人这个电台的机器是一百瓦特的，比我们现用的十五瓦特的机器，电力大六、七倍，最好能够完整无损地缴获它。
朱总司令说：“好得很呀，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大机器咧。”他接着说：“总部已通令全军，凡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或其他机器，均不许损坏。你们可以放心，只要缴得这部机器，前方是会加以保护送总部的。”
一个多钟头以后，果然由前方送来了这个电台，连报务员和机务员也给俘虏过来了。据说当缴获这个电台时，该台的原有人员，不了解红军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很害怕生命有危险。经战士们一讲总部的通令和有关的政策后，他们还举行了一个递交机器的仪式：把机器整齐地摆在厅堂中间的桌子上，用红纸写了“欢迎红军”四个大字贴在机器上，他们自己则站在机器前面，排成两行，表 示欢迎红军。我们前方部队就是这样把这个电台的机器和人员接收过来的。从此，我们红军内部就可以进行无线电通讯了。
四
1934年10月，我们开始了震惊全世界的长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大维、懋功一带会合，党中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抗日。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率领下，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左路军在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以及会合后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我原是一方面军的，为了在卓克基组建左路军统一的总部，中央军委命我带着电台、电话大队、通信学校，从毛儿盖出发，到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那里去工作。
左路军原来预定的行动计划是，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张国焘却跳出来公开分裂党，不服从中央指挥，到阿坝后拒绝北上，密电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部队，胁迫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后来竟发展到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就在这个我党面临又一次分裂危险的时候，我正带着一方面军的一些通讯人员追赶左路军的总部。
我们赶到卓克基时，总部已经向前出发了。卓克基是靠草地边沿的好地方，有山、水、树林，出产大麦、青稞。我们已经有十来天没有吃到粮食了，到这里每人能吃几大碗无油无盐的粗面疙瘩，也不觉得饱，有一位同志差一点撑死。此事后来说起可笑，但可以想见当时艰苦情况的一斑。我们一行直到8月下旬，才在查理寺赶上在左路军的总部。我向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报到时，张国焘也在座，朱总司令介绍我和张国焘相见，说这是“张总政委”。刘参谋长当即用诙谐的口气提出一个正式问题，他说：
“伍云甫同志在红一方面军是三局的政委，这次也可在'封神榜'上一齐挂出来吧！”
朱总司令连声说：“好呀！好呀！”
张国焘犹疑一会后，不得不表示同意。就这样决定我任总部第三局的政委。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疑问：为什么刘参谋长这样提出问题，而朱总司令肯定的那样快，张国焘却吞吞吐吐呢？我心里想其中必有文章。
次日晚上，朱总司令便找我去谈话。我到他住的地方，他和刘伯承同志都在。我们围在油灯面前坐着，他问我：
“路上还顺利吧？”
“还好。只是粮食困难，有的同志因吃野菜和菌子，发生中毒现象，好在人和电台都没有损失。”
“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
他说了这句话，又转过头去同刘伯承同志谈了几句，我没有听清楚，看样子是有重大的事情，从神态上看来是很严肃的。接着，他又对我说：
“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的现象……”
他把张国焘挑拨红四方面军同志，排斥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将整个军队拉向藏族地区，不愿北上抗日的退却主义等情况分析了一遍。然后，非常坚定地说：
“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我们要团结好红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一定要回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路线上去。”
当时，我的脑于热极了，我说：“咱们跟张国焘斗争！不好嘛？”
朱总司令说：“你刚来，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的，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此刻愤恨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我恨不得马上找张国焘讲道理。
朱总司令嘱咐我说：“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党的建设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我们团结红四方面军，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是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一致团结起来的。“
我们谈到深夜，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又安排了一些其他工作。
这段时期的总司令，真是左路军中的中流砥柱。张国焘对他百般刁难、排斥、打击，生活上也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但朱总司令顾全大局，同战士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该忍的就忍着，该斗争的就坚决斗争。始终坚定不移地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教育着红军战士，终于带领着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在朱总司令、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五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同志担任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在太行山、雁门关等地区指挥部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个时期，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有一次，听说朱总司令要来西安，我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准备隆重地欢迎他。当时准备了车辆，派了好几个同志去帮他搬行李，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在月台上等待着。
火车徐徐入站，朱总司令在车厢门口出现了，他同以前一样朴实，穿着军装，态度仍是那样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来迎接他的同志们互相看了一眼，交流着敬仰的心情。
我们跑上前去，向他问好。
他说：“你们都好哇，好久没有见面了。“
同志们都说：“你的行李呢，我们帮你搬。”
朱总司令笑着答：“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
我们看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都说：“怎么就这点东西？”
朱总司令笑着说：“我这样很好，白天行李放在马上，晚上包袱可当枕头。”
晚上，他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看见他的小包袱内，只有一套军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双新布鞋，我们又感动又惭愧。我们到西安后，多多少少都有些“装备”，生活也宽裕一些了。可是朱总司令仍然一如往昔，生活还是那样简朴。他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真实地、生动地上了一次政治课。
朱总司令革命几十年，同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同志在一起，领导革命，使革命取得胜利，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他身边工作，使我们得到很多教益。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着过去同他在一起的时刻，经常用他那些感人至深的光辉业绩，鞭策和鼓舞自己，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写于1959年，发表于1978年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