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1年8月。
朱德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第三期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云南新军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见习期满后，被任命为左队司务长，授少尉军衔。
第三十七协的协统就是辛亥革命史上留下英名的蔡锷将军。
蔡锷，字松坡，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裁缝。
他幼年聪明异常，学习专心刻苦，有“神童”之美称。
后来进入长沙时务学堂，从师梁启超，受其影响极大。
后东渡日本留学，在“强兵救国”的思潮影响下，学习军事，将名字“艮寅”改为“锷”，寓意砥砺剑刃，扬我国威。
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督办军事学堂。
1911年2月，应云贵总督的邀请，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他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却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暗地里与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
平素，他少言寡语，不苟言笑，极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讲武堂主楼旁有一处院落，原为讲武堂第一任总办高尔登的住所。
当时，蔡锷将军就住在里面。
他的办公室里摆满各种书刊。
朱德见这位青年将领，博学多才、能文能武，心中十分敬佩。
以后，他常在操课之余去蔡锷家里借阅进步书刊和求教军事学术。
这次，能分到蔡锷的手下，感到十分高兴。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蔡锷将军的麾下，带好兵，打好仗。
司务长，在连队里除了管理军械之外，主要管的是全连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
这就为朱德接触士兵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平日里，他挑担上街买菜，在伙房里，帮着伙夫兵挑水、洗菜、烧饭、样样都干。
连队收操后，他常去士兵的宿舍里查看，问寒问暖，拉家常，帮着战士写家信，深受战士拥护。
新兵、老兵都愿意同他在一起耍。
那时，云贵川一带哥老会盛行。
朱德在七十四标当兵的3位同乡介绍他秘密地加入了哥老会。
哥老会，在云贵川又通称为“袍哥”，是清末民初的一种秘密民间结社。
最早，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号召力颇大，深得下层社会普通群众的拥护。
参加者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遣散军人、江湖艺人以及社会游民，也有部分地主和工商业主。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创立民国起过积极作用；以后，逐渐被社会邪恶势力、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朱德加入哥老会后，常以袍哥的身份去做士兵工作。
那时，新军里的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的农民，他们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以及旧军队中那种打骂制度、克扣军饷等等都非常不满。
他们在士兵中做工作，就是进行革命宣传，播撒革命种子。
朱德在《自传》讲到这一段经历时说：“当司务长就做士兵运动。
那时兵权操在北洋军阀手里。
部队里也有一部分是讲武堂的人。
做士兵运动，多半以家乡关系、哥老会关系，从反对军阀、反对打人各方面来进行。
一个革命党人，在当时被捉住是会杀头的。
可是那些从北方带去的士兵出身的军官又怕这些人。
这中间有一个矛盾，他们想不要这些人，同时又少不了这些人。
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运动到手上来了。”
“我的任务是运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卫队和我在的那个团，其他部队不归我。
卫队是四川同乡关系，原来在里面有些熟人，不大被注意防备，我可以随便来往。
(2)
因为多年不打仗，听说要‘革命’有些害怕。
话不说穿，但是大家都知道：‘反正要革命，要打了!’”这一年的秋天，李经羲为了炫耀武力，向革命党人示威，也为了安抚民心，下令驻滇的新军要进行秋季野营演练，并提出同时对新军的各级军官进行考核，演练与考核不合格者，立即革职除名。
这道命令，在新军里引起了躁动不安，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的军官，整日里惶惶不安。
朱德所在的左队，队官不懂军事，下操时连个口令都喊不好，别说组织训练了。
眼看着这回可抓瞎了，他突然想到刚从讲武堂分来的高才生朱德，高兴地拍着脑门：有了，让朱德去干，没错。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嘛!他堆着笑脸来到伙头班，一眼看到朱德正帮着伙夫做饭，便走到灶旁拍了拍朱德的肩头说：“老弟，你让我好找呀!我猜你保准会在这里帮着伙夫干活呢!”
然后，转过脸去对伙头班长说：“从明天起，上街买菜的事归你啦!”
朱德一下子还没弄清队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觉得他今天称兄道弟这班客气，一定是在自己身上打什么鬼主意。
队官示意朱德出来。
朱德跟着他来到队部，队官特地搬来一把椅子让朱德坐下，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夸起了朱德：“老弟，说实话，你人还没到，你那鼎鼎大名已经是如雷贯耳。
听说协统夸你，总督也夸你；连日本人、法国人看了你指挥的刺杀表演都是赞不绝口。
……”“有那么一档子事，只是越传越玄乎了!”
朱德笑着解释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你来到左队不久，士兵们夸你好，伙夫也夸你好，还给你老弟编了歌哩!你老弟真是个少有的好人呀!能有你这样的高才生屈尊来到敝队，我也是三生有幸呀!”朱德听着队官一再吹捧自己，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总觉得他是有求于自己，便说：“队官，你不必夸我。
我吃几碗干饭，自己最清楚。
有什么事要我去做，直说吧!我可以办的，一定去尽力办。”
“老弟真是个痛快人。
那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一百个放心了!前天，上面下来命令，要搞秋季野外演练。
老弟知道，我哪是那块料。
这下，全仰仗你这科班出身的了。
老弟，你带着全队好好练，我老哥绝不会亏待你。”
“队官这般相信朱德，我一定尽心尽力。”
朱德的《自传》里，有这样一段话：“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打秋操，上面要考，不得下台。
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
我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
后来，一下子反正起来。”
讲的就是这件事。
1911年10月10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国。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9天以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等人秘密商议，准备起义，并且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接着，他们又在10月22日、25日、28日三次秘密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开会，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队在10月30日(农历9月9日重阳节)夜里12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
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编有两协人马，为第三十七协和第三十八协。
而第三十八协的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部队又分散驻在滇南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
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被革命分子所掌握，昆明城里没有足以同他们抗衡的军事力量。
当时，议定起义的部署是：驻北校场的七十三标，向省城的北门、东门进攻；驻城南巫家坝的七十四标和炮标，向省城的南门和西门进攻；讲武堂的师生为开城门做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3)
与此同时，云贵总督李经羲也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使他心惊肉跳。
为防止云南也发生不测事件，他下令巡防营和总督署的卫队要严加防范，并同十九镇的镇台钟麟同秘密商议，拟定了一个捕杀计划：凡拥护共和者“格杀非论”。
他知道蔡锷不是同盟会员，平时深居简出，又是他请来的，所以就透风给蔡锷说：“看来为国家斗，为云南斗，亦为新军斗，不开杀戒，已难以稳定军心民心!”
蔡锷一听此话出口，就知道他要下手了。
于是，不慌不忙地劝道：“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杀戒一开，就逼上梁山了。
昆明就成了第二个武昌。”
在蔡锷的再三劝阻下，李经羲、钟麟同没敢大开杀戒。
但还是把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撤换了。
而且钟麟同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各营的弹药除少数留做训练打靶用外，其余一律交回军械局。
这一招还真够狠毒。
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一场生死的搏斗，将在西南重镇昆明展开。
10月30日，预定起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晚上9时左右，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派了一个排长叫黄子和，带着士兵去本标军械库偷运子弹。
碰巧，被值班队官唐元良撞上了。
唐元良是北洋派的军官，他不仅阻止搬运，还大声斥责士兵，扬言追查是奉谁的命令。
双方争吵起来后，唐元良被士兵开枪打死。
但不巧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标统丁锦。
他是总参议靳云鹏的亲信，一看到士兵抢运弹药，知道形势不妙，立即回去拉出卫队营追了上来，向正在北校场整装待发的起义战士开了枪。
李鸿祥只得下令还击。
丁锦一看不妙，便拔腿逃命去了。
这时，李根源赶到，立即下令带着第七十三标起义战士离开北校场，火速向北门进发。
李经羲得知北校场开枪后，立即给蔡锷挂电话：“城里的风声很紧。
我这里已听到枪声，据说是北校场打枪。
不知怎么搞的，我已下令去查了。
你那里怎样?可得留点神呀!切不要高枕无忧!”
蔡锷来了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回答说：“刚才北校场是哨兵走火，引起的一场虚惊。
已经平息了。
有我蔡锷在，你就放心大胆地睡个安稳觉吧!平安无事。”
李经羲还是半信半疑地说：“还是小心防范为要!”
“一定遵命。
倍加小心，高度警惕!”
蔡锷心里虽然十分焦急，嘴上还不得不应承着李经羲这只狡猾的狐狸。
这时，驻干海事的马标(骑兵团)、城内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小学的起义官兵，听到北校场的枪声，便开始了行动。
李经羲听到城里也响起了枪，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又抓起电话找蔡锷：“你立即派兵进城来镇守!不然就晚了，就完蛋了!”
“等着吧!我立即率兵进城!”
蔡锷放下电话，就来到早已集结在巫家坝操场上的队伍面前，庄严宣布；“我们的起义提前了，现在立刻出发!”
这样，辛亥昆明起义就提前发动了。
起义部队出发前，朱德被指定接替左队队官(连长)，参加主攻总督衙门。
朱德带着左队直奔南门，半路上遇到了巡防营的管带(营长)领着200多士兵来投诚，说：“我们愿意同你们一起参加起义。”
朱德当即表示欢迎。
说：“起义不分先后，哪个参加我们都欢迎。
我们联合起来攻城去!”
朱德带着左队离开南校场，杀向云贵总督衙门。
云贵总督衙门，坐落在昆明城南门内，五华山南麓，衙门四周高墙壁垒，两道铁门紧闭。
(4)
围墙内外都构筑有碉堡、工事，有卫队营、机枪连和辎重营防守，是一座城中之城，易守难攻。
朱德带着左队还未靠近总督衙门，守敌的机枪已经响了，吐着火舌射向四方，根本无法靠近，几次搭梯子翻越围墙也未成功。
朱德便到炮营去请求炮火支援。
炮营轰开南门后，多数都调去攻打另一个据点军械局去了，剩下的只有1门重炮和3发炮弹。
他对炮兵们说：“独门炮，是当头炮。
3发炮弹足够了!”
“轰!轰!”
两声巨响，震的大地颤抖，从渐渐散开硝烟中看到，不仅第一道大门轰开了，连第二道大门也打了一个大洞。
起义军战士们一阵欢呼。
紧接着，第三发炮弹又炸响了，总督衙门的大门全部摧毁了，连门口上的旗杆也炸断了。
在一片喊杀声中，朱德带着左队冲进了总督衙门的第一道大门。
而奉命据守第二道大门的卫队营里，有不少四川人，起义前朱德通过哥老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这时，他们纷纷起义，同首先冲进来的突击队一起，打开了第二道铁门。
云贵总督李经羲，见大势已去，从地下通道里爬出城，逃命去了。
朱德冲进总督衙门后，四下里搜了个遍，不见李经羲的影子。
他把左队的人集合起来，说：“一定要把李经羲找到。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是向蔡锷将军下了保证的!”
后来，俘虏供认，李经羲已逃到城外四集城萧巡捕家藏起来了。
朱德带着左队的人，赶到四集城，一下将萧家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然后喊话说：“萧巡捕，你听着：这个大院已被全部包围，赶快把李经羲交出来。
不然，枪一响，火一烧，你这院子就全完了!”
大院里，既没反应，也没有动静。
有的士兵等不得了，要冲进去。
“莫慌，再等等!”
朱德站在墙头上喊话了：“李经羲，你只要下令云南新军都投降了，就可以免你一死。
有立功表现，还可赎罪!”
这一招，还真灵。
没有多久，萧巡捕挑着个白布条子，站在院子当中，扯着个嗓子喊：“各位长官，听着：只要不杀头，李总督啥子条件都答应!”
政心为上。
成功了。
朱德走进萧家大院，命令李经羲立即分别写信给滇东的镇守使夏豹伯、滇南蒙自关道使龚心湛，让他们立即投降。
之后，朱德带着李经羲回到城里向蔡锷报告：“我看此事如能成功，就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
到时，可以把李经羲资送出境。”
蔡锷权衡利弊，欣然同意。
他对朱德在“重九起义”中有勇有谋，备加赞赏，觉得朱德是一位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才能的人才。
这一着棋，使云南全省兵不血刃就改换了共和旗帜，夏豹伯、龚心湛所辖40个巡防营，共1万多人，全部归顺了云南军政府领导。
云南全省宣告完复。
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
朱德在庆祝辛亥革命50周年时，曾作《辛亥革命杂咏》，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
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授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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