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时，正处在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
仪陇虽然是一座偏僻的山城也不例外，废科举办新学的强劲东风吹到了仪陇。
朱德同刘寿川、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决心推行新教育，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
他们宣传新学，革除旧科目，设立新课程，提出学生好好学新课，认真参加体育锻炼。
此举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开学时，只招收到12名学生。
这一下，保守势力便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保守势力把这首打油诗在全城张贴，对朱德等进行恶意中伤。
他们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朱德出身寒门，更成了众矢之的。
因为朱德除了教授体育外，还兼管着学堂里的庶务，这是个管钱管物的差事。
不少保守势力的人物，对这个位置垂涎三尺。
所以，对朱更加嫉恨，总是百计千方地诋毁他。
在上体育课时，为了操练方便，朱德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短褂、短裤。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遭到了来自校内校外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
一时间，谣言四起，恶毒中伤，说什么“新学有损国粹”，说什么“体育是猥亵的课程”，骂学堂里的新教师是“假洋鬼子”。
闹得小小仪陇满城风雨，一张张状纸飞向县衙，守旧派状告朱德等煽动学生剪辫子，犯了“反叛朝廷罪”；教“学生脱去长衫，穿短袄，犯了‘流氓罪’”；还诬陷朱德兼管庶务，犯有“贪污罪”。
他们妄图用这三条罪状置朱德于死地而后快。
知县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封闭了学堂，把朱德等教师带回县衙。
知县摆出县太爷的架势，劈头问道：“朱建德，你可知罪?”这时，朱德已改名为朱建德。
“皇上废科举，办新学。
县府将书院改为学堂。
我等响应号召，在新学教书，何罪之有?”“大胆。
唆使学生脱长衫，穿短袄，伤风败俗，难道不是事实?”知县一看朱德不但不低头认罪，竟敢顶撞他，气得拍了桌子。
“上体育课，穿着长袍、马褂怎么操练?”朱德反问了一句。
“胆敢狡辩!你掌管庶务，有无多报少领、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朱德听到这里，气得直咬牙。
他大声答道：“庶务账目一清二楚，一切开支有据可查，按时公布。
朱建德做事光明磊落，走得正，行得端，不怕任何人检查。”
知县在众目睽睽下，被朱德反驳地张口结舌。
这时，突然有人来报：“大人，衙门口聚集了许多人，他们要求释放……”知县清楚这件事本来就理屈，现在又怕事态扩大，只得把朱德等新派老师当天释放回去，学堂立刻复课。
保守派的势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样一来，支持新派老师的人越来越多，报名上新学堂的学生，一下增加到七八十人。
但是，新旧两派的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保守势力鼓动流氓，雇用打手来对付新派老师。
他们故意把粪尿倒在学堂门口，在街头巷尾殴打学生。
朱德与保守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为了不让学生受到伤害，便教学生学习武术，防身自卫。
一天，朱德得到可靠消息说，保守派雇用的几个流氓埋伏在学堂附近，等待学生放学回家时，准备在半路上下毒手。
他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拿着棍棒，跟在放学回家的学生的后面，以备万一。
果然不出所料，正当流氓下手之际，朱德带着学生赶到，经过一阵棍棒和拳脚的较量，抓住了几个流氓，其余都逃散了。
后来，把他们扭送到县府，那些家伙为了保全自己，只好把出钱雇他们的人供了出来。
(2)
朱德又联合学生家长逼着县府把流氓的供词公布于众，彻底揭露了保守派收买流氓殴打学生破坏办新学的阴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保守派不甘心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继续玩弄卑鄙的手段。
一天，茶房的工友招呼大家去打开水，一个学生不依次排队打，在锅台旁推来挤去的打闹中摔倒了。
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
保守派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诬蔑说是“小工打学生”，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吵闹不休。
朱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再三向大家说明真相。
可是，那些保守派仍不罢休，又进一步去鼓动学生家长。
朱德为工友免受皮肉之苦，让他连夜出走，远避他乡。
保守派乘机把攻击矛头指向朱德，说是朱德唆使工友殴打学生的，并策划工友逃跑，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朱德对此事表示极大的愤慨。
经他耐心地进行说服，摔倒的学生出来说出了事实的经过，在场的学生也都站出来作证，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保守派的谎言。
为此，朱德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一年社会实践，朱德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使他开阔了眼界，经受了锻炼。
这一年来，他受尽了代表封建势力的保守派的欺压和排挤，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但他不气馁，不灰心。
在黑暗与腐败的社会里，像他一样的穷苦出身的人，不仅做不了官，而且也做不成事。
这时，他才清楚地懂得了“教书不是一条生路”，萌发了抛弃他一直向往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决心走出养育他的大巴山，到外面去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突然间，传来了云南开办陆军讲武堂的消息。
朱德经过再三考虑，决心到云南去报考讲武堂。
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到云南去呢?我们在他的自传里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写道：“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
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重要的国防地带。”
当时，在外国列强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形势下，人们认为最危险的要算是我国东三省和云南了。
而东三省离四川太远了，他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报效国家。
在朱德要离开仪陇高等小学堂的前夕，他的恩师刘寿川与他彻夜长谈，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
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
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听从成都回来的人说，云南开办了讲武堂，正在招生。”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
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
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
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
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
刘寿川知道朱德家境贫寒，特赠给他几十块大洋作为路费，并再三叮嘱说：“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
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
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
你就放心地去吧!”
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他的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他饯行，并凑了一点路费。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去从戎，刷新旧国风。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也差不多。
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
(3)
这也正是朱德去云南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朱德从仪陇高等小学堂辞职回家后，一天收到一封成都来信，是他在体育学堂的同学敬写的，告诉他云南陆军讲武堂夏季招生的确切消息，约他一同去投考。
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到云南去投军的信心。
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一种观念，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也就是“强兵救国”论。
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
朱德在离家前，只告诉伯父说：“成都的同学来信说，现如今成都有官费学堂，上学不收学费，还管吃穿，毕业了有事做，我想去报考。”
伯父听了有些不大相信，难道世上真有这种好事?但又一想娃儿大了，又经了世面。
他想出去上学，看来拦也拦不住，便不大情愿地说：“那你就去吧!可家里没……”“我知道，家里为我读书欠下了许多债，今后我一定负责还。
这次出去的盘缠，我有了，是三叔给的。”
他三叔做小本生意攒了几个钱。
1909年的春节刚过，朱德就告别亲人上路了。
这次远行，他没有告诉家人和亲朋好友，连左邻右舍也不知道，以致没有人为他送行。
离家那天，天还未亮，他就起来收拾行装，仍旧背上他两年前第一次去成都时背的那个小布包，怀里揣着伯母为他煮的几个鸡蛋，双眼满含着泪水，告别了伯父、伯母，走上了那条出山的大道。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
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朱德赶到成都，找到同学敬。
2月初，朱德和敬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
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正是这次远行，将他铸造成了一个职业军人，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一个统帅三军的元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一个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朱德从成都动身时，身上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
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
他们在城里一家小客栈住下后，就去打听去云南的路线，寻找路上的伙伴。
这天，朱德结识了两个贩运盐巴的“足客”，从交谈中得知他俩打算跟着一队马帮去云南。
这两个“足客”原来是南部县盐井的盐工，正好朱德去盐井参观过，对那里的情况知道一些，谈话就更多了些内容。
“足客”说他俩是因为在南部闹工钱，老板勾结官府要抓他们，不得已才改名换姓，流落到此，做起了贩运盐的生意。
一来二往，他俩和一些跑云南的马帮混熟了，为了有个照应，每次去云南，总是跟着马帮走。
敬说自己就是南部人，于是越讲越亲热。
“足客”主动约他们同行，说跟着他们走，既不会走错路，也不会在路上吃亏。
还出主意说最好装扮成个做小本生意的，一路上也不至于引人生疑。
朱德觉得“足客”的话很有点道理，扮成个做小生意的人，也完全是为了一路上安全，何况还可以赚几个饭钱呢?他上街买了一只竹背篓，还买了一些针、线、手帕、小镜子、小木梳、牙粉、牙刷、香肥皂和一块防雨的油布。
第二天清晨上路时，只见朱德头上缠着一条白布巾，背着一只竹背篓，手里摇着一把货郎鼓，俨然一个走乡串村的“小货郎”。
他们跟在贩盐马帮的后面，离开叙府城，沿着金沙江，在五莲峰的原始森林里，踏着那条古老的马帮商道，艰难地行进着。
这条古商道，是古往今来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通道。
它盘桓在高耸入云的大凉山与乌蒙山之间，蜿蜒在金沙江畔，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
(4)
商道的两旁古树参天，常年都不见阳光，路上布满了青苔，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到山涧里去。
这里初春正是雨季，阴雨连绵。
朱德穿着草鞋，背着背篓，紧跟在马帮后面，跋山涉水，在深山老林里转来转去，只有到了晚上住店时，才知道走了多少里，到了哪里。
头一天，他和敬都像哑巴一样，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跟着马帮赶路，从天不亮走到天黑，足足走了十多个小时。
等到天黑时，马帮在一个熟悉的小客栈里歇宿了。
马帮一到店门口，那两个“足客”就去帮着马帮卸货、卸鞍、遛马、喂草。
朱德他们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干起来。
马帮的老板上来问道：“老弟是第一次出远门吧?以前在哪发财?”“原来在家种田，没有做过生意。
一路上还望老板多加关照!”
朱德很客气地回答着。
“听老弟说话，不像个长跑江湖的人，念过书吧?”马帮老板又问道。
“读过几天书，也没读出个名堂来。
为了混口饭吃，出来做点小本生意!”
朱德不紧不慢地答着。
“我看你这个人老成，又能吃得苦。
今天一直能跟上我们，就不简单哟!日后一定能发财!好好干吧!”
马帮老板觉得朱德、敬真不一般，第一次走长路，没有落下。
住店了还帮着干活，就夸了他们两句。
第二天，仍然是天还麻麻亮，就摸着黑上路了。
朱德他们依旧紧跟在马帮后面缓缓而行。
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同马帮的人也渐渐熟悉起来。
朱德感到与马帮同行，的确好处不少，一不需要问路，二又安全。
人多势众，就是遇到三五个土匪，他们也不敢下手。
但是，他总觉得这队马帮不一般，驮得货物也不都是盐巴，一些沉甸甸的箱箱包包、哪个晓得里面装的是啥子?一天，他对敬说：“我看这队马帮不是正经商人，驮的不都是盐巴。”
敬说：“正要对你说哩!我看到了那些箱子里装的是火枪。
好几次了，都不让我帮他们搬，都是他们自己人卸的。”
“我们找个机会摆脱他们，继续跟他们走下去危险。”
朱德说。
敬表示同意。
其实，马帮的老板一路上都提防着他俩，生怕他们是官府的探子。
退一步讲，不是官府的探子，一直跟着他们走，时间长了也会看出点眉目来。
夜长梦多，不如早点甩掉这两只尾巴。
主意打定，到达会泽那天夜里，马帮和两个“足客”便不辞而别，另路单行了。
天亮后，朱德一看不见马帮和“足客”的踪影，心里明白了几分，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和敬会心地笑了：“他们倒抢先一步了。”
这天，又下起了雨，他俩一商量干脆休息一天，问问路，合计一下以后如何个走法。
因为虽然已进入了云南地界，但昆明还在遥远的前方，少说也有三四百里。
朱德和敬鼓起勇气，日行夜宿，一路小心，百倍警惕，经鹧鸪街、东川、寻甸、嵩明、杨林、大板桥，终于走到了昆明，他俩高兴得又蹦又跳。
从1月底离开仪陇算起，4月中旬朱德才到达昆明，历时70多天。
实在不易呀!他没有坐船，也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里。
这同他幼年在家乡读书时，每天从大到席家匾(相距8里路)来回跑4趟不无关系。
这双铁脚板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他在《自传》中写到这一段，却显得很轻松：“我走嘉定(乐山)、叙府(宜宾)、昭通、东川到昆明，全是走路去的。”
看上去只是淡淡的一笔“走路去的”，却不知这一走就是3000里，这一走就是70天，这一走要过嘉陵江、金沙江，还要经大凉山、五莲峰，穿越原始森林……一路艰辛，难以想像。
(5)
可以说，他真正饱尝了“吃尽云南苦”的滋味。
朱德和敬在昆明城内龙井街一个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
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封平安家书，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
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从贫穷中摆脱出来。
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
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
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
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
别人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
后来，敬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
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
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师)第三十七协(旅)管辖。
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于法、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争夺中。
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
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
而滇越铁路的修筑，更使云南的局势岌岌可危。
清政府为了维护它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
1909年，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
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夏天，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生，在那位四川同乡的介绍与担保下，朱德和敬报名参加了考试，成绩都不错，他俩都很高兴。
可万万没有想到，发榜时，敬被录取了，而朱德却榜上无名。
他前思后想弄不清为什么，按理说，他考的成绩比敬还好，要是他俩中录取一个，那也该是他朱德。
一连几天，他陷入苦闷之中。
敬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便带着不安和歉意讲出了其中奥妙。
原来，他在报名时把籍贯改成了云南昭通。
朱德从家乡带来的盘缠所剩无几，而他那“从军救国”之梦，还未变成现实。
但是决心已定，决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母亲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
为了不改“从戎救国”的初衷，未能进入讲武堂，他就降格以求，经那位新军中的四川同乡介绍，补入了新军第十九镇(师)第三十七协(旅)步兵标(团)当兵。
在填写登记表时，他吸取了上次报考讲武堂的教训，把自己的籍贯改写成“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把原名“朱建德”改为“朱德”，字“玉阶”。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也正因为他训练成绩突出，又能吃苦，经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的亲自推荐，再次去投考讲武堂。
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录取了，一切公费，入丙班步兵科。
云南陆军讲武堂，内设甲、乙、丙三个班。
甲班学员，是从云南陆军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中选调的；乙班学员，是从巡防营的管带(营长)、哨官(连长)、哨长(排长)中选调的；丙班学员，是招收的青年学生。
(6)
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要求非常严格。
讲武堂的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钧、唐继尧、赵康时、刘祖武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日本学习期间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这些人回国后，除一部分人到新军中充任中级军官外，大部分人去办讲武堂。
他们不仅参与了新军的建立和讲武堂的开办，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而且在以后的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坐落在昆明承华圃的讲武堂，每天清晨，当嘹亮的军号迎来黎明之后，学员们在教官的带领下，便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在广阔的操场上空，响起了那首激动人心的讲武堂堂歌：风云滚滚，感觉它黄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
但凭那团结力，旋转新乾坤。
哪怕他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
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堪叹那世人，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
二十世纪风潮紧，欧美人要瓜分。
枕戈待旦，奔赴疆场。
保家卫国，壮烈牺牲。
要知从军事，是男儿本分。
鼓起勇气向前进，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每当唱起这支歌时，朱德感到格外地激动和自豪，似乎每一句歌词都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几十年后，他都清楚地记着这首使他终生难忘的老歌。
朱德进入讲武堂后，深深受到浓烈的反清情绪的感染。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
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等。
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金汉鼎、唐淮源、田钟谷、李云鹄等七八人组成一个社团以五华山命名，叫“五华社”。
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为“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手足，永不背叛”的誓言。
1909年9月，朱德在讲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
随后，他又介绍“五华社”的成员也都加入了同盟会。
在同盟会的各种秘密活动中，他们除了热烈地谈论军事外，主要是阅读当时的进步刊物，用以武装头脑和交流各地的革命信息。
当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各种鼓动革命的书刊应运而生，《民报》、《天讨》、《汉声》、《汉帜》、《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新世纪》、《云南》等等，都秘密传入了讲武堂。
许多青年都争相传阅，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其中有些人就是在这些书刊的直接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那时，云南有个提学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叫叶尔凯的，得知有许多禁书流入云南，正在青年学生中传阅着，尤其是讲武堂里流传的更多。
云贵总督李经羲得到密报后，立即下令知府衙门，要他们派出密探扮成新军军官，潜入讲武堂日夜侦察，不得有误。
一旦发现传阅禁书者，立即缉拿严办。
知府衙门哪敢怠慢，马上搜罗一批横行乡里的流氓恶棍，换上军装进入了讲武堂。
这天，又是一个难忘的星期天。
讲武堂里，一改往日口令声、操练声的喧闹，显得格外安静。
同学们经过一周的苦学苦练，盼来休息日，都相约外出游玩去了，只有朱德留在学校里。
这正是他读书的时光，假日里读书，已成为他的习惯。
昨晚刚从同盟会的同志手里拿到一本禁书，做完早操，他就钻进了教室，埋头读起来，因为要很快传给别的同志。
(7)
快到中午时分，朱德仍坐在教室里如饥似渴地看着那本书，读得简直入迷了，以至有人走进教室，他都没有觉察到。
突然间，一只大手拍在朱德的肩上，同时喊道：“你是革命党!跟我走吧!”
朱德在惊慌中回头一看，坏了。
这不是经常出没在讲武堂里的那个密探吗?今天算倒了霉，不该麻痹大意，撞上了他。
看来这一关是不易闯过了，何况这禁书就在手里。
他暗暗鼓励着自己：在这节骨眼上，再也不能有丝毫马虎。
“你认错人了。
我不姓‘葛’，我姓朱；我不叫‘葛明德’，我叫朱德。”
朱德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你不是革命党，那肯定是同盟会了?”密探紧追不放，一脸刁狠的模样。
“官长，我也不是‘佟梦惠’，我真的叫朱德，在丙班步科。
你若不信，可去问罗佩金教官和李根源总办。”
“你别跟我打哈哈。
你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同盟会，那在这里干什么?”“我在看书。”
这时，朱德早已把书合起来，将书背面朝上，把书的封面翻扣在桌面上。
密探把他的一举一动看得真真切切，心想今天终于逮住了革命党，人赃俱在，只等回去报功领赏了。
密探冷笑一声，说：“哪个不晓得你在看书，问题是在看啥子书?老实对你讲，我早就盯上你了。
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飞不掉了!”
伸手一把夺过那本禁书，狡黠地瞄了朱德一眼，把书翻转来一看，封面上画的是“刘关张桃园结义”，脑壳嗡的一声变大了。
这难道是在变戏法吗?就在这时，朱德不慌地说：“官长，我在看《三国演义》，刚才正看到诸葛亮巧施空城计，着迷了，不晓得官长进来，实在对不起。”
密探歪着脑壳斜着眼，把禁书拿在手上，像点票子一样，用拇指压着书页哗啦哗啦摆弄着，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说：“好书!好书!”
但仍不撒手。
“官长保准读过《三国演义》!”
朱德笑着说。
“看过，看过，当然看过。
关云长耍大刀，诸葛亮用计谋，是哪个也比不了的。”
其实，知府衙门派到讲武堂来的密探，都是些不识几个大字的地痞、流氓和无赖。
关云长、诸葛亮这些名字都是看戏时听来的，哪里读过《三国演义》，那都是骗人的鬼话。
朱德已看出了密探的尴尬，有意趁机戏弄他一下，好逼他把书还给自己，故意说：“官长给讲两段精彩的，我就不费功夫看了。”
这一激将法还真管用，密探立即推辞说：“噢!今天，公务在身。
三国嘛，改天再讲。
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说着把书扔给了朱德，调头离开了教室。
密探灰溜溜地走了，朱德却出了一身冷汗。
他虽然平安地闯过了险关，但再没心思呆在教室里看书了。
他找到范石生、唐淮源，把同密探斗智的经过一一讲给他们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拍手称快，都说朱德没有白读《三国演义》，学会了巧用计谋。
给禁书的封面上罩个别的书皮，这不正是兵书上说的“偷梁换柱，李代桃僵”吗!用这个办法传阅禁书，还真管用，打那以后，大家都照此办理。
在同盟会员和进步青年手上传来传去的都是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七剑十三侠》一类的小说。
其实，那都是些披了一件件伪装的禁书。
讲武堂里大小课程有20多门。
每天，既有课堂上的讲授，还有操场上的演练。
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学员的起居、饮食、操练都和士兵一样，过的是军营生活。
生活很艰苦，管束特别严格。
一些学员感到吃不消，受不了。
(8)
而朱德是吃苦长大的，所以，他觉得在讲武堂里学习很愉快。
他曾说这是自己学习特别专心的时期。
他在学习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讲武堂里，谈起朱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自总办李根源，下至伙夫，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他胸怀壮志，勤学苦练，能文善武，乐于助人。
1910年夏的一天，春城昆明晴空万里。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全体师生全副武装，排成整齐的方队，集结在大操场上，等待迎接日本和法国驻昆明领事馆官员的到来。
前几天，日本和法国的领事和武官向云南总督提出了参观讲武堂的请求，说：“近闻贵省办了讲武堂，全部采用日式教练方式，成绩极佳。
我们两国领事愿去观摩祝贺!”话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因为，他们最怕中国建立新军，最怕中国强盛起来。
此去，是想探个究竟。
李根源得知外国领事要来参观时，对全体师生讲话说：“这次，不是一般的操练和表演。
你们如同走上了战场，要以拼命精神去扬国威!让他们看看我炎黄子孙是个什么样子!”
检阅之后，朱德指挥学员进行刺杀表演。
只听得朱德一声口令：“散开!”
“杀!”
众口一词，震撼长空，150人的一个方队，每个人朝着各自预定的方位和地点一下就散开到位了。
从检阅台上向下望去，横竖成行，整整齐齐，就像一个布满棋子的围棋盘。
紧接着，又传来一声洪亮的口令：“上刺刀!”
150个学员的动作整齐规范、干净利落，如同是一个人一样。
“咔嚓!咔嚓!”
两声响过，150把雪亮的刺刀，齐刷刷地上在步枪上，寒光闪烁，直指蓝天。
朱德精神饱满，怒目圆睁，下达口令：“向前，突刺!”
“杀!杀!杀!”
如同卷起一阵风暴，冲入敌阵，整个方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杀过去，锐不可当。
整个动作，如出一人之手。
“防左刺!”
又是一个洪亮的声音。
整个方队猛回头，按照口令，一阵杀声，刺向左面。
“防右刺!”
还是那个洪亮的声音。
整个方队，脚下生风，“唰”的一声，调转方向，向右杀去。
……检阅台上，日本领事看得目瞪口呆，觉得这些中国人太像日本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子，不是个滋味。
法国领事赞不绝口：“太好看了!美极了!比在巴黎大剧院看歌舞还要饱眼福!”
李根源总办和各位教官对朱德的指挥口令和神态，对全体学员的成功表演，十分满意。
他非常感慨地说：“这‘模范二朱’，真是名不虚传!”
“模范二朱”是指在讲武堂里，不论学科还是术科均名列前茅的朱德和朱培德。
因为他俩常常受到褒奖，所以统称为“模范二朱”。
杨如轩有一段回忆，说：“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刻苦好学。
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
不论学科和术科，朱总都名列前茅。
他的术科更是特别出众。
比如在体操方面，他过天桥、跳木马都表现得特别勇敢，给人以非常英武的印象。
他翻杠子，可以转大车轮。
而他指挥队伍，喊口令，更是全校之冠，声音洪亮，动作干净，气宇轩昂，博得教官和同学一致好评。
日本领事、法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李根源总办都是指定他和朱培德出来指挥。”
不久，为了扩展新军的需要，从丙班学员中，挑选出100多名组成了特别班，把原来需要学习1年的课程，压缩在8个月里突击学完。
朱德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就同范石生、董鸿勋等人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于1911年7月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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