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和平，男，四川仪陇人。1952年10月生，1970年12月入伍，现为空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空军大校军衔、高级工程师。 著有《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及军事学术专著多部。
■内容提要
本书的作者是朱德元帅的次孙、空军某部干部朱和平，曾在朱德、康克清身边生活了24年，亲耳聆听了两位老人讲述的红军长征中发生的许多感人故事。这部历时2年、全面记述朱德长征生活的长篇著作，共23万余字，配有近百幅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导 语
朱德嫡孙心中珍藏的长征；朱德长征中真实的故事，感人的故事；值得我们了解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本书真实记录了朱德同志在长征中的传奇经历和故事。朱德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他功勋卓著，朴实无华，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元帅形象。他的丰富经历和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和勤俭、忠诚、坚毅、明智、宽厚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心态向上，能拨乌云现阳光
罔民党悬赏20万，爷爷“微笑”依旧
战功卓著却没有“决策权”，爷爷“微笑”依旧
“左”倾冒险主义者极力排挤，爷爷“微笑”依旧
真知灼见未被采纳，爷爷“微笑”依旧
不被“太上皇”放在眼里，爷爷“微笑”依旧
面对危局，心如刀绞的爷爷收起了笑容
历史的结论
八万余红军被迫突围转移
战友情深，毛泽东终于可以随军长征
撕破强网，拉“旧友”抗日反蒋
一点感悟
第二章 信念坚定，逆境滤出胜利果
高傲的“洋顾问”一筹莫展，爷爷临危不乱
一碗玉米糊糊，装满了爷爷对周恩来兄长般的关爱
红军岌岌可危，爷爷痛下死命令
总结教训：长征不能像搬家
支持毛泽东，实施“通道转兵”
智取遵义城
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
一点感悟
第三章 紧急时刻，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危急时刻亲临火线
刘湘、龙云吹牛“朱毛主力”已入死地，红军声东击西挥师入川
设立前敌司令部，爷爷兼任前敌司令员
宋任穷感慨爷爷惟一的一次发怒
红军“示形于东，意在西进”的计谋，止住了蒋介石的
肚子痛
一点感悟
第四章 摆脱险境，开创北上新局面
国民党《中央日报》接连报道：“匪首朱德已阵亡”
会理风波，林彪要求爷爷和毛泽东下台
刘英认为，林彪写信是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
彭德怀认为，林彪的信大意是让毛、朱、周主持大计
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娃娃”发难深藏玄机
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提到“长征”
抢渡大渡河，让“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
一点感悟
第五章 爱兵如子，万水千山洒真情
“我来挑一会儿”
“这样的一个好战士，谁能留下他不管呢”
“一个伤员也不能丢”
伙夫竟是总司令
“今后谁也不准为我搞特殊化”
刘江萍回忆爷爷的一个故事
成仿吾回忆爷爷的一个故事
“有吃的，首先要想到同志们”
“应该首先想到伤病员”
“这件皮筒子留给站岗的同志用”
一点感悟
第六章 正直为人，临大节而不辱
维护同结，爷爷与张国焘彻夜恳谈
爷爷的人格打动了徐向前
张国焘采取突然行动，爷爷坚决反对南下
张国焘拟电报诬蔑党中央，爷爷拒绝签字
面对淫威，爷爷像不沉的“航空母舰”
张国焘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爷爷准备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
讲究斗争策略，爷爷千方百计保护同志
奶奶康克清生命垂危，爷爷命令用担架抬着她走
一点感悟
第七章 心若洞箫，暂留康北度难关
绝地搏杀赢转机
为等战友留康北
春播时节种藏粮
亲自命名“革命菜”
高原举行运动会
自捻毛线凝深情
甘孜会议统一思想
把缴获的牛羊群留给后续部队
草地垂钓补军粮
一点感悟
第八章 会宁城下，三军会师尽开颜
签发《岷兆西固战役计划》，为二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创造条件
张国焘撂挑子，爷爷说：“他不干，我干”
张国焘坚持西进反对会师，徐向前助了爷爷一臂之力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爷爷与周恩来重逢百感交集
一点感悟(兼全书结束语)
■写在前面的话
更事之初，爷爷和奶奶就常给我讲长征中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长征”的烙印。故事很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爷爷、奶奶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的故事。
爷爷说：“红军翻越的雪山名叫夹金山。大家知道的红军过雪山，是指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过的那一次。实际上，这座夹金山爷爷和奶奶过了三次。1935年6月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当年的10月，因为红一、四方面军9月在草地分离，爷爷和南下部队一起再次翻越夹金山；1936年2月，战局对南下的红军十分不利，于是红军开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北上……”爷爷讲的这段故事让我感受到的是革命征途的艰辛；而爷爷有时讲的故事，则充满着革命者的浪漫色彩。他说：“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困难极了，但我认为苦中有乐。大片的森林，辽阔的草地，蜿蜒的河流，成群的牛羊，别有一番好风光。之所以会这样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对革命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思索这些故事，开始更加深入地感悟长征，理解长征精神。
爷爷奶奶和他的战友们用艰苦卓绝的奋斗，铸就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在人类正义的战争史上，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篇章。
爷爷在晚年时，许多当年参加长征的老战友、老部下前来拜访他，也有不少党史、军史专家向他请教许多长征中的历史事件过程，他老人家如数家珍、一一回答，特别是他对长征中牺牲的红军将士记忆犹新，随口就能道出他们的事迹……
爷爷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很少讲他自己。每当我和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问起他对长征的贡献时，他总是平淡地说：“我个人没得什么，我只是跟着党走……”
爷爷越是不谈自己，我就越想知道他在长征中的故事：他是怎么指挥战斗的?怎么战胜困难的?他对长征的胜利到底做了什么?……
随着年龄一天天地增长，我对长征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一点点地了解到爷爷在长征中的一个个故事，一点点地感悟着长征中的爷爷：
――他和几万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一起走过了万水千山，战胜了千难万险。
――他不赞成“大搬家式”的转移、反对“左”倾领导者坚持错误的进军方向，旗帜鲜明地提出改变错误领导的主张，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贡献。
――他用坚忍和智慧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
――他坚决争取了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会师，并促成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
――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爷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
――爷爷长征时，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红军长征时经历的千百次战斗大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号令三军。
……
啊，原来爷爷在长征中为党和红军作了这么多贡献……
随着我了解的越多，就越增加了我对爷爷的崇敬和怀念。
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爷爷诞辰120周年。我通过多年学习积累，整理出这一本书，就算是我对爷爷奶奶的纪念，也算是献给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一份礼物吧！
朱和平 2006年7月
■战友情深，毛泽东终于可以随军长征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归于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瑞金。爷爷和中央红军总部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据时任红军总部参谋吕黎平回忆，（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爷爷当时是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爷爷虽然年近50岁了，但为了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奶奶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
吕黎平回忆说，行军途中，爷爷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
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开始时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作为中革军委主席的爷爷的意见，他们并不重视。后来，爷爷说：“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而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过我。”（《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长征中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则大都由爷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10月23日这一天，由爷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15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陆定一：《长征大事记》，《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86800余人。留下红军16000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本来，博古、李德等人曾不想让毛泽东一起走，只是周恩来、爷爷等人一再争取，才允许他一起随队转移，并和爷爷一同被编在首脑机关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
李聚奎将军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央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指爷爷和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后来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是周恩来和朱德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由于博古、李德没有充分估计战略转移行动的艰难，结果，数万人的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8万多人，庞大的军委、中央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大批物资，什么都得背上，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部队疲劳不堪……
■撕破强网，拉“旧友”抗日反蒋
8万大军，去向何方，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红军自己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10月16日，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五个军团和中革军委两个纵队总计8．6万人集结完毕，开始分别渡过于都河。
据时任前卫部队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傍晚时分，“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岸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的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起来”。
杨成武住过的房东大娘烤了两个白薯送给他，这位60多岁的大娘3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她拉着杨成武的手说：“好好打，大娘等你们回来。”
这个依依难舍的场面，这个永远值得怀念的重阳节黄昏，不知烙印在了多少红军指战员的心中！（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17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开始分别从于都、花桥、赖公庙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向赣县、信丰、安远边界的王母渡、塘村地域集结开进。
时任红一军团1师3团总支书记的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4时出发，行程70里，路过卦江时，赤卫队刘队长拉着我的手问：‘你们往哪里去？’我也只听说向南行动，反正哪里便于消灭蒋介石，好打破敌人‘围剿’，就打到哪里去。”10月18日，爷爷向各兵团、各独立团颁布了关于攻占固陂、新田地域的命令，攻击时间定于20日夜间。
“出发已几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了！”（《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这是时任前卫军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童小鹏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写到一个在作动员讲话的指导员，（那个指导员）说：
“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地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铲共团’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以免失去联络，受‘铲共团’的袭击。”
而肖锋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当天的情景的：
“（今天）已进入赤白交界区了，白军离这不远。三营把林木村地主土围子打开，捉住10多人，还杀了两个恶霸，没收了4只猪，部队和群众大大改善了生活。”（《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而作为殿后的一方面军五军团这天才开始从驻地出发，向长征的集结地仓前进军。时任该军团13师师长的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是夜经过12小时的时间，才到达宿营地仓前，因路碍及行军组织较差，落伍人员较多，部队较疲劳。”（《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这几天的心情好极了，正乘坐他的福特专机在西北各地视察。10月18日这天抵达兰州。他是15日离开南昌前往西安的。15日是这位属狗的蒋委员长的48岁生日，正是本命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18日下午3时半，蒋委员长赴当地一织呢厂视察机器，赴西郊小西湖视察农村状况。”这篇报道同时提到蒋委员长抵兰州时，“着褐色袍黑马褂，精神奕奕，与欢迎者点首微笑”。而当天的《中央日报》更是用难以按捺的喜悦心情在《第三路军收复兴国县详情》的大字标题下，称：“剿赤军事近来势如破竹，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伪一、五两军伤亡奇重，狼狈溃退。”
但《中央日报》殊不知，在“国军势如破竹红军狼狈溃退”的表象后面，是红军主动后退、转移。而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此时却全然不知，更让国民党情报机构想不到的是，在爷爷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央红军已于一个月之前就和国民党“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秘密谈判，达到了一定程度上互不攻击的默契，在蒋委员长看来固若金汤的包围网，实际上对红军已是网开一面……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爷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之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了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邓小平1980年9月在接见美籍华人、电子学家陈树柏博士时说：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陈树柏博士的“令尊”，就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其实，早在1933年5月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之时，爷爷就开始在两军搏杀的层层迷雾中，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机智地利用这种矛盾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力量。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7岁时入学广东陆军小学，后在粤军担任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1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海、空军，他手下的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可见，陈济棠并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蒋介石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利用爷爷和旧军队的高级将领的关系，于1934年9月由爷爷出面亲自给陈济棠写信，以陈明民族利益和陈济棠的自身利益来打动陈，并同周恩来一起主持了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爷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明了红军抗日反蒋的态度，提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设想。爷爷在信中说：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斗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惟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原文如此）日可待。（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爷爷陈述利害之后，坦率地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的提议。爷爷说：为求是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通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刻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爷爷写这封信时，中央红军已经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在严重的敌情威胁面前，爷爷和周恩来一起决策，派遣潘汉年和何长工作为红军代表，到寻乌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密谈。爷爷给陈济棠的信就是在谈判中发出的。
经过谈判，红军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双方还商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知陈济棠，陈济棠的部队就后撤20里。这次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蒋介石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8日，红军按照和陈济棠的协议，在很短时间内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爷爷给陈济棠写信及争取他放开一面的成功之举，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美谈。
■支持毛泽东，实施“通道转兵”
12月10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
按照原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此北上，同红二、六方面军会合。可是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的这一意图，急调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扼守通向湘西的要道，张开口袋等候红军往里钻，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主力于湘桂边界地区，同时命贵州军堵击红军西进贵州……
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对不能中了敌人所设的圈套，否则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爷爷历来是尊重毛泽东的，同时，他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也完全一致。但当时毛泽东已不在红军中任职，也很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
关于红军的去向问题，中共中央负责人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原来计划，力主西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打几个胜仗，摆脱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之后，爷爷和周恩来等人也发言表示支持。会议虽然争论得很激烈，但大多数人都站在了毛泽东和爷爷的这一边。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会后，爷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1934年12月13日21时半。）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在长征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为红军走出困境，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爷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定，是在通道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爷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31日，爷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934年12月31日3时。）
“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朱德致林、聂、彭、杨、董、李、罗、蔡电，1934年12月31日2时半。）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坚决主张不过乌江。为此，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
在红军进入遵义之前，爷爷等人早就对李德等独断专行、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红军不断受挫的行径提出批评，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等商量后，最先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倡议一出，立刻得到爷爷、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响应。红军占领遵义后，面对红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主动，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险境的这种状况，召开遵义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爷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据伍修权回忆，会场设在公馆爷爷和奶奶住的同一层楼上一个较大的房间里，房间中央仅有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和长条凳子，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所以会议一般都是在晚饭后进行，每次都要开到深夜。
会议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博古首先做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做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稍后，毛泽东发言。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并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是中央最高负责人，担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也是最高核心成员，但因为他是“三人团”的成员，所以要做一些自我批评。因此，作为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爷爷，他的表态，在当时是非常有分量的。
爷爷历来的谦逊稳重是有口皆碑的，但他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王明一伙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了根据地的事实，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爷爷的发言，代表了红军全体官兵的心声，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在发言中首先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被直接批评的是博古，批评博古实际上就是否定李德的那一套做法。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就像是处在被告的位置上。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
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的组织路线、领导作风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做了结论。决议解决了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肯定了爷爷、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以顺利贯彻，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根据陈云同志的记录：
一是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是主持政治和军事全盘工作的“三人团”。
二是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三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后不久，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独立自主地纠正自己错误的一次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
■危急时刻亲临火线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然而，军事形势却仍不容乐观。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以及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其总兵力有40余万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仅余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前面是敌军重兵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至的敌人重兵。此时此刻，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打破僵局，树立信心，这对于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变被动为主动十分关键。
土城战斗，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而紧迫的时期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和爷爷等反复研究，决定留下少数部队阻击敌人，红军主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1月27日，毛泽东、爷爷率中央军委到达赤水河边上的土城，发现这里的形势十分险恶，川军的4个团正尾随杀来。
川军是地方军阀部队，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属于“杂牌军”，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并且只有4个团，也只不过六七千人，比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央军”好对付。毛泽东提议，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五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于是，红军迅速组织了土城作战行动。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它在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是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援兵源源而至……（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形势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敌军不断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压来，后面就是赤水河，红军将面临背水作战的绝境。
爷爷感到，如此形势，已经不是打大胜仗的问题了，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需要有人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爷爷决定他自己亲自去。
在总部的屋子里讨论时，爷爷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打好这一仗，就走活了一盘险棋，我到前线走一趟。”
后来有人回忆说，爷爷当时语气十分平静、恳切。
爷爷的这一举动，震动了在场的红军高级将领们。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爷爷，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信任、敬佩和担心。
毛泽东心里更是矛盾，他大口大口地抽烟，抽完一支，又接上一支，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爷爷看着毛泽东，心里知道毛泽东也在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就把帽子一脱，说：
“得咯，老伙计，只要红军能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我朱德的！”听了爷爷的这一番话，毛泽东使劲地扔掉手中的烟蒂，从椅子上站起来，紧紧握着爷爷的手，用力点点头……
爷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亲自率领着一、三、五军团向敌人发起攻击，阻住了敌军的猖狂进攻。
爷爷和刘伯承走后，毛泽东十分担心爷爷的安全和战斗的成败，于是决定派陈庚和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的干部团紧急前往增援。当时红军的干部团，全部是由红军排以上干部组成的。是在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后，为保留革命骨干而组建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它关系到红军的发展和革命的未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投入战斗的。毛泽东在此时动用这支部队，一方面说明这次战斗之关键，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了毛泽东和爷爷的感情之深厚。
干部团的到来，极大地支援了前线。爷爷亲自到干部团指导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为红军渡赤水河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
长征途中，爷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火线，指挥战斗，并使红军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件皮筒子留给站岗的同志用”
长征时期，一直在爷爷身边工作的贾守仁说，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腊子口便是他们通往陕北的最后一道难关了。队伍还没到腊子口，毛毛细雨就下个不停，官兵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这时，大家见到疏疏落落的村庄和隐隐约约闪现在云雾之中的腊子口，便高兴地谈笑开了。
有的说：“又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了，翻过这座山，离陕北就近了。”
还有的说：“听说腊子口很高，站在山顶，也许就能看到陕北了！”大家说笑着，加快了脚步。
他们来到腊子口山脚下，抬头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腊子口像一堵高不见顶的巨墙，直插云霄，山势陡峭险峻。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像是一条天上挂下来的彩练，蜿蜒曲折，盘旋于群峰之间……
好在大家此刻心里充满着对陕北的憧憬，身上的劲头儿很足，一个个奋力向山顶攀登。
翻过山顶，雨下的是不大了，但本来又陡又滑的山路却更难走了，不时有人滑倒。宣传队的同志在路边作鼓动宣传，同志们情绪也很高。有的同志开玩笑说：
“老天爷知道我们很辛苦，特为咱们落点雨，好让咱们坐‘滑梯’下山。”
从早上开始上山，直到黄昏，整整一天过去，腊子口终于被红军战士们甩到后面去了。半夜时分，他们才找到了一个村庄住了下来……这是他们自进入草地以来第一次住进房子。当时，正值1936年8月底。走出了腊子口，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这时，虽然他们白天行军，还要遭受到国民党军阀胡宗南、鲁大昌部队的堵截和敌机的轰炸、骚扰，但是，红军战士们却说：
“雪山、草地都阻挡不住我们，胡宗南、鲁大昌算个什么！”
有的战士还风趣地说：“在雪山草地，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掉了队。现在胡宗南、鲁大昌又来给我们送东西，连收条都不要。”
战士们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部队刚刚经过洮州一带，先头部队就打掉了一股国民党杂牌军，缴获了一批战利品，其中除了枪支弹药、吃穿用品外，还有一件没有来得及做成大衣的皮筒子。
当时，部队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大部分同志身上穿的还是从苏区出发时带的衣服，有的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爷爷也和同志们一样，身上穿的衣服非常单薄。在分配战利品时，同志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大了，一致要求把那件皮大衣筒子送给他。爷爷说：“这件皮大衣筒子是战利品，应作公用。先放着，待天冷了时，给站岗的同志用。”
转眼已是1936年的秋末时节，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来到了甘南的渭水河边。这里，天气变化无常：中午，天气闷热得像头“秋老虎”，毒毒的日头烤得人头发蒙；忽然一阵狂风吹来，黄色的沙土卷地而起，布满天空，直往人们的脖领、袖口里钻；一到夜里，冷不丁地一股寒风吹来，天上雪花舞，地上结冰凌。一天，爷爷到达宿营地，办完公后，已是深夜了，他又习惯地到同志们住的地方走走看看。爷爷转了几个地方，又向总部电台的驻地走去。
总部电台，身为总司令的爷爷一向十分关心。那时，由于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台是我们与党中央联系的惟一通讯工具。为此，爷爷常对电台的同志们讲：
“你们的岗位很关键，责任重大呀！你们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保证随时能够联系得上。”爷爷不仅关心电台的建设，对于在电台里工作的同志们也特别关怀。在行军路上，他看到电台的同志抬着机器过来，总是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们用，自己和同志们一样步行……
这时，爷爷轻手轻脚地走进电台的临时报房值班室。这是一家老乡的旧房子，墙壁裂了缝，纸裱的窗户透了几个孔，直往屋里灌风。值班的报务员正坐在电台跟前，头戴耳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党中央电台的讯源。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冷风打来，身子微微颤动……爷爷目睹了这一情景，双眉不禁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显得更加深沉、严肃。他凝视了好一会，才轻轻地走到这位同志的身边。值班的同志见爷爷来了，连忙站起身来。
爷爷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亲切地问：“和党中央联系过了吗？”
“报告总司令，一住下，就联络通了，我们的电报也发了。”
“好，好。要注意收听，保持不断联系。”爷爷说着又摸了摸这位同志的身上，关切地问：“夜里值班，穿这点衣服受得了吗？”
“不要紧，总司令。现在比在雪山草地那阵强多了，我能坚持。”
听了这位战士的回答，爷爷的眼眶微微地湿了，他又拍了拍这位战士的肩膀，便离开了报房。
爷爷回到自己的屋子，立即问勤务员：“那件皮大衣筒子呢？”
勤务员从包袱里取出了那件皮大衣筒子，问：“首长，您现在穿吗？”
“不，给电台的同志送去。他们晚上值班，冷啊！”爷爷严肃地说。
“首长，那您也需要啊！”勤务员不情愿地说，“眼看天气一天天冷了，你穿得也不多，夜里又要办公。万一冻坏了身子怎么办？”
“别光顾我。电台的同志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值班，夜间的天气很冷，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啊，快送去，快送去。”
从此，这件皮大衣筒子就成了总部电台的公用大衣……为此，贾守仁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一段感慨：
每当报务员同志夜里值班披上它的时候，总司令那亲切、和蔼、慈祥的面容就出现在他们眼前，总司令那深沉、有力、关切的话语就回响在他们耳畔。严寒驱走了，疲劳战胜了。那件皮大衣筒子，就像是总司令那温暖的身体，无微不至地体贴、温暖着他们的心田，和他们一起度过漫长而又寒冷的黑夜，直到迎来霞光万道、温暖如春的明天。
■一点感悟
爷爷爱兵如子名闻天下，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答案很多，根据我和他生活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我感受较深的是：
首先，与我们的家世有关。我们家世世代代是贫苦的农民，爷爷出生时，全家三代十一口人，生活过得十分清苦。那时，爷爷的祖父已年过花甲，还经常领着全家下田干活。爷爷的祖母是一位十分能干、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在爷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除了能把这个穷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外，还能把全家领导得和和顺顺，深受邻里的称赞和尊敬。爷爷的生父和养父都是为人诚实、纯朴、忠厚的老式农民……爷爷出身在这样淳朴忠厚勤劳善良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过着苦日子，就感受到穷苦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公，这给了爷爷深深的影响，使他一生都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真诚善良、爱憎分明、宽怀大度和光明磊落的品质。当时的红军战士也大都是贫苦出身，爷爷与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从这一方面看，爷爷的爱兵如子，是有生活基础的。
其二，与爷爷接受的教育有关。爷爷在席家砭私塾断断续续地读书8年，不仅打下了旧学的基础，而且在席聘三先生的引导下，涉猎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爷爷在顺庆府中学堂就读的一年中，在刘寿川老师的帮助下，除了涉猎了一些如《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外，还大量接受了爱国维新思想和科学强国、教育救国的新理论，并从中学到了不少治国兴国的经验教训。我想，正是这种进步的早期教育，才使爷爷在心灵的深处打下了从旧传统向新观念转变的思想基础，这种基础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意识……
其三，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建军之初，我军就实行官兵平等的原则，这是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以军阀官僚为核心的旧军队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我军能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拖不垮、打不烂”的重要原因。爷爷曾在旧军队中带过兵、打过仗，对旧军队中的那一套军阀体制深恶痛绝，他一参加革命，就对创建新式的人民军队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因此他总是视每一个革命战士为自己的同志，自己的职务再高，也与其像兄弟一样平等相处，真正做到了“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爷爷一生都保持着良好的军人作风，即使到了晚年，近90岁的时候，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步，每逢哨兵给他立正敬礼，他都会立刻止住脚步，还以注目礼或举手礼，这一小小的细节，使警卫战士们深受感动。
正因为这样，爷爷才真正得到了广大指战员对他的敬爱。有一位老同志说：“我对朱老总是敬而不畏，内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热爱。”
■面对淫威，爷爷像不沉的“航空母舰”
由于两大红军主力会合三个月后便分离了，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危机。
据史沫特莱记载，张国焘宣布，这条河（噶曲河）无法渡过，纵队别无二路，只好折回西康――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地方。他坚持爷爷和刘伯承应该随他回去。爷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张国焘为了自己的算盘，打算利用他们两人，而且爷爷还有一部全军仅有的无线电手摇发电机。张国焘明白，爷爷和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说服了爷爷，就一切都好办了。当天晚上，张国焘采取突然行动，带着他的特务营，包围了爷爷的司令部，把爷爷和刘伯承软禁起来。张国焘登门“造访”爷爷，张国焘向爷爷讲了很多不能北上，只能折回川康的所谓理由，他用命令的口吻对爷爷说：“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爷爷鄙视地看了张国焘一眼，柔中带刚地答道：“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它！”接着又补充道：“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却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毛朱毛，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爷爷的这一不屈的举动，到“文革”时期竟被歪曲为与张国焘一起分裂党中央。跟随爷爷多年的秘书沈毓珂回忆说：“关于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问题，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耍尽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卑鄙伎俩。1967年，他们以不署名的方法，印发了一个小册子污蔑朱德在1935年长征到达川西时，曾伙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朱德看到这个小册子后，很坦然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坚持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张国焘曾将我软禁起来，胁迫我发表宣言反对毛主席，我当时干脆告诉他：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我也是拥护毛主席。”
此时的爷爷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立即脱离张国焘单独北上，或率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原五、九军团的部队寻机北上。这样虽冒一定的风险，但可以早日回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队伍里。二是继续与南下的部队在一起。并设法把南下部队引向重新北上陕甘的道路。
■爷爷选择了后者。
他认为，随党中央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仅有7000余人，而南下部队仍有8万人以上，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是党在领导鄂豫皖根据地、陕川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创建起来的，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同时，他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好的、革命的，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一旦通过实践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就会拥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实现与党中央会合。所以他坚定信念跟着这支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与党中央会合。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爷爷的围攻。
张国焘先是派人同爷爷谈话，要爷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爷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
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并要爷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爷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
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爷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会场气氛更加紧张。
有人冲着爷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爷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爷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
“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一来，一些人又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
刘伯承和爷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开完会，爷爷忧心忡忡地对奶奶说：“会议开得一团糟，糟透了。张国焘把中央、军委北上说成是‘制造分裂’，看来他是要搞分裂了。”
阿坝会议没有使爷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爷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爷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奶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
爷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爷爷这一番有根有据的话，直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中共中央继续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9月14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特别说明必须转达爷爷、刘伯承：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一致。……（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的命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张国焘在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9月17日，在张国焘的哄骗下，整个左路军及右路军中留下来的四军、三十军，于10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爷爷仍然不停地劝说张国焘北上。
潘开文回忆说：“在阿坝，张国焘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迫害朱德总司令，闹了十几天后，继续带着队伍过草地南下。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朱德总司令看完中央发来的电报，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张国焘不干。朱德总司令只好自己向部队的同志宣传这个重大喜讯。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多么想赶到陕北去见毛主席！可是，张国焘见到这种情景，惊慌失措，怀恨在心，暗地里继续采取阴谋手段，对朱总司令进行迫害。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总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张国焘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爷爷准备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
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达到了顶峰，他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人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当时在场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出我们的热闹。”（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虽然如此，张国焘仍不死心，继续拉拢爷爷为他壮门面，宣布爷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此，爷爷坚决反对，严正驳斥他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硬搞，我也不能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张国焘见拉拢爷爷不成，心中大为不快，但慑于爷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又有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等许多同志关心他，也拿他没办法。刘伯承回忆说，当张国焘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并自封为主席之后，“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辞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对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爷爷既讲斗争，又讲团结，以团结为重，把问题作为红军内部的矛盾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作无代价的牺牲。他教育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说：我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当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文件发到红五军团时，有的同志气愤地一把将文件撕碎。整个部队似一座火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少数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甚至气愤地说：“如果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党中央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爷爷看到这一危险局面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浩劫。为了革命大局，在危难之际毅然担起了维护红军内部团结的重任，他不顾自身的荣辱与安危，主动给同志们做工作，耐心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有一天，爷爷来到红五军团给营以上干部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红军和红军冲突起来，那意味着对革命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都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善守能攻，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可是你们人少嘛！革命光有你们也不行，团结就是力量。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切不要上敌人破坏团结的当。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
卓木碉会议后，爷爷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为了防备不测，爷爷和刘伯承暗暗地做着各种准备。
一次，刘伯承担心地对爷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看样子，他们有可能在逮捕人。”
爷爷沉思片刻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我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于是，爷爷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张国焘放弃自己的主张，回头北上，与中央会合。
■讲究斗争策略，爷爷千方百计保护同志
对于同张国焘的斗争，爷爷也很注意讲究策略，不激化矛盾，给张国焘留下回旋的余地，赢得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使张国焘不敢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惟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复杂斗争中，爷爷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如爷爷所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婉，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
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爷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由于爷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爷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面对这种情况，爷爷很是担忧，他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爷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爷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爷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
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
爷爷见状，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
爷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
接着，爷爷借故支走了彭绍辉，这才使彭幸免于难。
爷爷听说廖承志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扣押，便派奶奶康克清去了解真相。在获得一些线索后，便向张国焘提出放人。张国焘最初矢口否认，后来又说有些事下面不报告，他常常不知道，待查了再说。针对张国焘的推诿，爷爷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个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
在爷爷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表示：一定认真去查，若有此事，一定保证这几个人的安全。
直到确定北上陕甘后，廖承志等才被释放出来。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20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爷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20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
受到爷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等。
■张国焘撂挑子，爷爷说：“他不干，我干”
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地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并逐步靠近，使得蒋介石如坐针毡。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平息，胡宗南部正在北上途中，蒋介石决定，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3个军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彻底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
根据战场形势变化，爷爷和张国焘于9月13日致电中央，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战建议。
也是在此时，9月11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并答应在宁夏占领后给予武器、技术援助；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爷爷和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共产国际电报内容，对红军作战行动做出新的部署。
但张国焘对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担负战役主力大为不满，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作战。他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令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休整，准备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只以一个师向静宁、会宁大道之青石驿或界石铺突击，做截断交通的准备，“但必要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
是按中央要求北上还是按张国焘主张西进？爷爷旗帜鲜明地执行中央的方针，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部队迅速北上至隆静线。终于，陈昌浩被爷爷说服，站到了爷爷的立场上，同意部队迅速北上，实现同一方面军的会合。但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坚决反对在静宁、会宁地区迎击胡宗南部，顽固地坚持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的主张。
9月16日至18日，张国焘在十三里铺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爷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萧克等参加会议。会上，爷爷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却坚持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因此提出西渡黄河，进军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会议因此争论不休。
会议开到第3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爷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爷爷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又自动复职，派人通知继续开会。爷爷等人赶到了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此时都支持爷爷的主张。陈昌浩此时完全站到了爷爷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方案，这对于会议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18日晚，爷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发布《通（渭）庆（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爷爷和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岷县会议决定：“决定红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开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速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十四五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并建议“请大动员并选择最快与适宜地点同你们会面，商决一切。”
毛泽东接电后，如释重负，于21日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复电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