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出后，在全国各地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深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听说蒋介石被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提出要杀蒋介石。有人说，蒋介石的罪恶，杀他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解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很快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1937年元旦过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机关单位就准备向延安搬家。1月10日起，陆续动身迁往延安。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一部分人和部队打前站，康克清也跟随同行。很快，他们安家在延安城北凤凰山下的凤凰村。从此，宝塔山、延河水、小米饭、窑洞……所有的这一切，康克清逐渐地由陌生变得熟悉，由熟悉变为亲切了。
3月2日，康克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红军大学)学习，成了抗大第二期的正式学员，并担任二队女生队队长。开学典礼这一天，1300多名学员服装整齐，队列雄壮，精神百倍地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继毛泽东讲话后，朱德讲话，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军事，学习对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努力学习政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担负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对于康克清这个“望郎媳”出身的人来说，红军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到了红军队伍中她才开始真正学习文化、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和提高觉悟。如果说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的那次学习她还感到比较吃力、还跟不上记笔记的话，那么这次在抗大，她就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比较系统地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严肃的、紧张的，也是活泼的、愉快的。在这里学习的，不仅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军、师、团级干部，也有来自曾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可以说来自全国各地，真是五海四海呀。白天，他们听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听朱德讲党的建设和军事理论，听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听张闻天(洛甫)讲中国革命问题，听萧劲光讲游击战术……每天傍晚自由活动时，则到处是欢歌笑语。
朱德在给抗大学员讲完课后，常到女生队一起打篮球。他一来，康克清就希望同他不分在一个队。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克清见球传到朱德的手里，就大喊：“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朱德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去，康克清接过球就跑到对方篮球架下投篮，或者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朱德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康大姐？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记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朱德有些不太好意思地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康克清喊：“快！把球传给我！”朱德又飞速地把球传过去，同康克清同队的队员乐得哈哈大笑，与朱德同队的则气得撅嘴：“总司令！你怎么又传错了球？”
后来，与朱德同队的队员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所在队就等于少了一个队员，过不多久又恢复老样子。同朱德一个队的队员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将朱德与康克清编在一个队里。于是，谁也没意见了，开心地赛球。
朱德在工作余暇和抗大学员一起打排球
延安一时的平静、祥和的生活氛围被“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
延安的反应是迅速的。8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JP+1〗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13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JP〗
康克清看到，这几天，朱德一直激动不已、坐卧不安。她知道，朱德在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焦急，他一定在谋划着一个重大行动。果然，14日这一天，朱德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走到康克清面前，将纸交给她，说：“你看看吧，这是我起草的誓词、一个革命军人的誓词！”
康克清郑重地接过纸一看，只见上面朱德用毛笔工整地写着：“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康克清抬起头，激动地看着朱德。她理解自己的丈夫了，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总司令，他的内心怎能平静？他早已以身许国了，他的这篇誓词就是他内心的写照。康克清一时感到不知说什么为好，只是动情地叫了一声：“老总……”
朱德扶着她的双肩，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也动情地说：“克清，我已报请党中央，中央业已决定，最近几日我将率队出征——”康克清急忙说：“我也跟你去！不光因为我是你的妻子，还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朱德说：“我将走得很急，你等一等吧。再说你的去留，还要由组织决定。”康克清想了想，说：“那好，我一定去争取！”
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22日，抵达云阳。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7月28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8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密电的消息在中共高层不胫而走，延安这山坳里悄悄传递着兴奋。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破裂，已有十余个年头。长达十年的千里追杀、重兵“围剿”，甚至悬赏几十万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来，现在又要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怎能叫人不惊奇呢？
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联合中共和全国民众抗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北方山坳里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气度。但在中央考虑派代表赴南京的具体事宜时，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毕竟中共与国民党存在着一层隔阂，毕竟“朱毛”与蒋介石是十年的“宿敌”，毕竟还有一个对蒋介石个人品行信誉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变”的发起人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反被蒋氏扣押软禁的事，大家记忆犹新。
“毛主席和朱总可以不去，我同剑英同志代行。”周恩来说。听后，朱德说：“毛主席不能去。你不仅是军事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蒋介石要研究的是国防问题，是一个军事会议，我不能不去。这叫‘兵对兵将对将’！”朱德用平静的目光征询大家。他一方面是稳住毛泽东不要一时性急，一方面也为自己去寻找理由。
“你去也不合适！”任弼时担心，“蒋介石要吃你的‘猪’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对谁去南京是慎重的。朱德坚持前往。正好一直在西安负责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叶剑英把各方面征询的意见报来：“毛不必去，朱必须去！”朱德为争取到此行，心里十分高兴。
是夜，康克清一直忙着给朱德收拾行装。不觉之中，她鼻子发酸，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刚刚经过万里征途，一路战场厮杀、流离颠沛，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身的窑洞，有了一块平静的根据地，老总又要去面临新的风险。她担忧、焦急，甚至还有一些害怕。但她不能说，她知道老总此行责任重大，知道老总定下来的事情她说什么也没有用。
6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乘汽车到西安，从那里改乘飞机去南京。清晨，康克清用一只旧皮箱把朱德的衣物、用品和她的关怀送出远行之路，和老总什么也没有多说——同志、战友、夫妻间的道别都留在无言的心底。
抵达西安后，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同机飞抵南京。一下飞机，朱德就感觉南京机场戒备森严。他们很快被车辆接走。
车在行进中，朱德感觉到南京这座历史老城的特殊气息。不少仁人志士在街头呼吁，青年学生游行请愿，老人送子从军、妇女送郎卫国。这些都给古都南京平添了一幅幅令人激动而酸楚的景观。朱德似乎无暇顾及，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秘密使命。
8月11日，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等步入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缓步走过来，一一问好，伸出手与朱德相握时说：“玉阶先生，多年不见了，国难当头，热烈欢迎你参与这次军政会议，共商抗日大计。”朱德谦逊有礼地答道：“好啰，谢谢委员长！”
当日，朱德一行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秘密的，但朱德的到会还是受到与会人员的注意。这是红军总司令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也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前，朱德见到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不管是对手还是后辈，他们尊称朱德为“玉阶兄”或“朱将军”，朱德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宣传中共主张。
在会上，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
接着，他陈述了中共的主张：“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朱德等中共代表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使各方面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国民党政府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8月13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万余名日军突然向上海江湾、闸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战役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
在主要问题上已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16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50万元，另拨开拔费20万元及一批物资。
8月19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三天后，即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这一天，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
很快，各师首长传达了军委改编命令。于是，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每一位红军战士都不禁回想起同国民党浴血作战的日日夜夜，不禁想起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层层重兵。于是，人们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想不通？”
为了解决官兵的思想问题，各师首长在朱德的带领下，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标，顾全大局。朱德对战士们说：“我朱德从心底里讲也不愿意红军改名，但是不改可不行。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现在国共合作了，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红军是改名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换下红军帽，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这两个整整打了十年仗的冤家对头，自今以后就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领导的队伍。只要红星在我们心底，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话音未落，现场就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渐渐地，官兵们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尽管他们慢慢懂得了改编的道理，但在换装时许多战士还是留下了热泪。从南昌起义到今天，红军帽跟随他们转战南北，今天却要与它分别了。千言万语，尽在飞泪之中。
9月2日，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那开阔的山坡地上，天风劲起。隆重的一二○师抗日誓师大会正在进行。军旗猎猎，战马嘶鸣，出征将士高举一幅幅醒目的“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字横标，从四面八方随队伍进入会场，“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歌声震荡村镇。万千百姓箪食壶浆，站满山野，准备为亲人送行。
主席台上，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周士第等挺身而立。师长贺龙主持大会，朱德站在台前，神色凝重。会场沉静下来后，他开始发表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随后，朱德一字一句慷慨领读《出师抗日誓词》。将士们誓声掷地有声，山川震动。
宣誓完毕，朱德一声令下：“出征！”
部队开拔，万千百姓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拥上来为亲人送行。贺龙在马上，慢慢地举起右臂，向群众致以庄严的军礼。百姓静立，泪水盈眶，抗日将士的身影渐行渐远……
9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朱德率领从云阳整装出发，继第一一五师、一二○师开赴华北前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众伴着部队缓缓前行，抢着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毛巾、布鞋……一位老大爷一边走，还一边嘱咐：“遇到鬼子汉奸，多杀两个，也替我老头子出一口气！”一位老大娘像送别自己的儿子一样，抚摸一个战士说：“孩子，打了胜仗给我们捎个信来！……”不少群众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9月1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决定在这里渡过黄河。先前出发的一一五师和一二○师都是从这里过河的。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健步登上一艘由两只木船连结起来的渡船。朱德站在船头，习惯性地举起望远镜向河东岸瞭望。邓小平、任弼时分坐在朱德左右两侧的船帮上凝视前方，左权靠在船帆桅杆前，目光中透射出对未来战斗生活的神往。
木船在汹涌翻滚的波涛中前进。这天，风和日丽，大家的心情也一如天气十分舒朗、也如船只一样爽快。当年跟随朱德东渡黄河的八路军总部参谋、后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王政柱将军回忆说：“现在珍藏在军博的朱、任、左、邓同船由芝川渡河的照片，是我保存了十几年后交给军博的。那天渡河是一种非常壮观而特别的场景，数船竞帆，拨水击浪，船周围战马赳赳，泅水渡河，像是天女散花似的，煞是引人注目。”是啊，这普通的木船此刻却载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随着大船靠岸，每个人都兴奋地踏上美丽富饶的却又正燃烧着战火的山西大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在行进途中，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由于八路军出师后，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尽管它改变了番号，但除有些正式公文外，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
那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根据战场形势，将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八路军到山西参战，山西属第二战区，八路军列入该战区序列，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
朱德在北进途中，一边处理着来往的电文，一边冷静地思考着部队到达前线后如何行动、如何开创华北抗战的新局面。
9月21日清晨，当朱德到达山西省会太原，阎锡山正在雁门关西的太和岭指挥部翘首以盼。朱德通过对华北战局的全面分析，深感山西已成为当时抗战的中心战场，第一个需要团结合作的对象就是阎锡山。
对于阎锡山其人，朱德早已了然于心。阎锡山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手段灵活、具有一套特殊统治办法的地方实力派首领。他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又“明从暗防”，处处提防蒋介石把筷子伸到他的菜盘子，把山西“吃”了。他同日本人有联系，又拒绝参加日本人在华北发起的“五省自治运动”，并在侵华日军窥伺晋绥时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表示他不反日，只是不让日本人占领他的地盘。他反共，但又佩服共产党有人才，有办法，想利用共产党帮助他“守土抗战”，而又暗中设法抵制共产党。为此，阎锡山在朱德眼里是“踩着三个鸡蛋跳舞，哪个也不想踩破”——“事情不要做绝了。抗日时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剿共。”
不过，前不久，阎锡山曾约请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密谈过一次，话虽然是“请教”八路军“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包含的内容，但心里却在打听共产党的底细。彭雪枫向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后，阎锡山悬着的心平静了许多。他渐渐觉得与共产党合作，既可以抗拒日本，又可以削弱蒋介石对他的控制，算得上一举两得的好事。
9月22日清早，已在太原同阎锡山见过面的周恩来陪同朱德一行乘汽车抵达太和岭口，阎锡山率几位高级将领迎候。
“朱将军辛苦！辛苦！”阎锡山叫人先带朱德一行休息，设宴款待。朱德快言快语：“阎长官，大可不必客套！前线军情紧急，还是先谈军务要紧。”双方推辞不过，主随客便，就内长城一线防务作战问题开始了商谈。
朱德首先向阎锡山介绍了八路军开进情况。他说：“遵照司令长官同彭德怀副总司令商定的作战计划，我一一五师今日已集结于上寨、下关地区；我一二○师主力已于神池、宁武地区集结，该师另一个旅正向五台地区开进；我一二九师也即将渡河进到山西前线。我打算将八路军总部放在五台山附近的前沿地区，以便指挥敝军在平型关地区作战。在这次内长城作战中，战区要求敝军如何配合，请阎司令长官明示，我们可以商定。”
朱德的一席话充满了真诚和坚定，也表示了对阎锡山的尊重。阎锡山随后谈了自己的打算，并说:“阎某不才，全仗贵军！”
双方经过商谈，决定将内长城作战的重点放在平型关地区，待敌人向平型关进攻时，阎军从正面出击，八路军从平型关侧击之，两军配合以求在关外歼敌一部。同时，八路军派出一部，远出至浑源、广灵地区打击敌之增援部队，袭击敌人运输线，以配合平型关正面我军作战；一二○师之一部在晋西北地区与晋军的骑兵部队配合袭扰敌之后方，以减轻内长城线上的压力。达成作战方案，阎锡山颇感兴奋。
朱德等人又趁势向阎锡山提出几项建议，阎锡山表示：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
商谈结束后，朱德婉辞了阎锡山的宴请，当即乘车赶赴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部署作战。当汽车沿着土路扬起一股尘烟时，阎锡山依然若有所思地站在路边，面对这位滴酒不沾、来去匆匆的共军总司令似乎对一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他对身边的人员发出感叹：“怪不得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剿灭不了这支几万人的游击队呢！”
到达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朱德立即把这次与阎锡山会晤的情况和八路军准备参加平型关作战的计划电告了延安的中共中央。
平型关是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的一个重要隘口，与西边的雁门关、宁武关连成一线，成为晋北的重要屏障。三关中尤以平型关最为重要，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在群山之间，地势极为险要，被称为晋东北的门户。
9月23日，阎锡山电告朱德：22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请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正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朱德、彭德怀立刻电令：“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同时，电告毛泽东：“灵丘之敌于昨晚迫平型关附近，正在激战中。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并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朱德还把一一五师准备进攻和一二○师开进的情况，也向蒋介石、阎锡山报告。
24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根据总部命令，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在黑夜中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疾进，拂晓前抢占了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南侧的高地，在这里冒雨设伏。这里是日军开往平型关的必经之地。
从林彪部进入阵地，朱德就一直守候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密切关注着前方的每一步行动和敌军的动向。
25日上午７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日军的车辆自相碰撞，人仰马翻，乱成一团。这时，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朱德后来回忆说：“精锐而骄傲之敌，警戒异常疏忽，我主要部队已进而切断敌由南至北之交通线时，敌尚未发觉。直至我方开始射击，敌才知道。我以迅速进攻之手段，夺取敌之主要阵地。”
由于利用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点，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也难以发挥威力。经过一天激战，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马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另缴获大量日军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目标的日文地图。搬运战利品的工作进行了一天一夜，附近的老百姓风闻八路军打了大胜仗，一传十、十传百，都来帮助八路军搬战利品。
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当天晚上，朱德美美地睡了一觉。
9月26日，南京的中央电台抢先播发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接着全国各大报刊都以大幅标题予以报道。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飞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
蒋介石很久没有听到捷报了，当日即电贺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26日一大早，朱德即带领总部的参谋人员赶到一一五师驻地，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一向沉默寡言而不苟言笑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尽管在战斗中受了伤，但今天特别兴奋，不仅滔滔不绝地向总司令汇报了作战经过，而且还带着朱德参观了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朱德对每一件战利品都看得十分认真仔细，感慨地说：“这都是我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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