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1日，朱毛红军离开长汀，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
4月30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一、二纵队，向凭借城高墙厚对抗红军的宁都城守敌发起了强攻。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全歼守敌一个团，活捉敌团长雷世琮。
从4月开始，红四军在赣南活动、转战一个多月，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个县级革命政权，初步形成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
自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后来，已经在闽西立足的红四军，数量比以前大增，赣南、闽西根据地也扩大了。朱德和毛泽东等前委成员又开始感到前委的工作有些顾不过来，因为它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基本上陷于日常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又开会决定恢复组织军委。正好这时中央派来了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前委便让他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大家对恢复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决定都表示拥护。
可是，刘安恭上任后，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很显然，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4000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3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操着一口湖北黄冈腔，尾音很长：“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混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在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红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到会的各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计四五十人。会议由陈毅主持。
在沉重的气氛中，陈毅代表前委对前一段工作作了报告，朱毛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了发言。朱德与毛泽东各抒己见，态度都很激烈。陈毅听完朱德、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发言，不无幽默地调解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小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起来。”嗣后，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给朱德“口头警告”处分。会议对刘安恭、林彪也做了批评。
继续开会，陈毅宣布了下一项议程：对前委进行改选。选举开始，唱票人开始唱票时还没使陈毅在意，当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了上风时，陈毅慌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但不管陈毅怎么着急，这已成为事实。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被选举成新的前委，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
散会后，朱德走在回来的路上，考虑比较多的是同毛泽东的一些误会：其实我们在党领导军队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分歧。同为红四军的领导，自己确实感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以处理。不论如何，尽管我们的意见相左，但我们仍然是心心相印的。
会后，即7月8日，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上杭蛟洋养病并兼做调查研究、指导地方工作去了。
临行，朱德带着康桂秀为他送行。两人几乎是默默无言，幸好自信的毛泽东打开了僵局：“玉阶兄，让中央来裁决吧！部队就拜托你了！”在一棵大樟树下，朱德目送毛泽东很远、很远……
“毛委员怎么不当书记了呢？”康桂秀的问话使朱德收回目光与思绪，他只是轻声说了句：“那是会上选举的。”康桂秀有些不好理解：“大家为什么不选他？”朱德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党内的事情，你不要问了。”康桂秀没有再说话，这对她是一个谜。
7月中旬，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以约2万兵力向红军发动“会剿”时，已经率领红四军到连城新泉发动群众并准备反“会剿”的朱德和陈毅，专程赶往上杭蛟洋，与正在这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议，制定反“会剿”计划。决定把红军“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领另一支开展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之后，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陈毅走后，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这个摊子实际上就留给他一个人支撑。
盛暑季节，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远征闽中，以吸引敌军的进攻目标；而第一、四纵队转战闽西，坚持斗争。8月初，朱德率部占领宁洋，缴了守敌的枪，然后乘胜追敌，攻占漳平。8月中旬，攻大田不克，回师闽西。8月29日，朱德在漳平县溪南与闽军相遇，歼敌一个团，击毙敌副团长。8月30日，在漳平歼敌一个营，再克县城。9月6日，重占龙岩。短短一个月，朱德率领的两个纵队出击闽中，连获胜利。至此，赣粤两省敌军各自撤退，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被打破。
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参会人员七嘴八舌，毫无结果。
会议期间，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朱德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说：“大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于是，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派人送去，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回信推辞，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为此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正在发疟疾的毛泽东只好坐担架来到上杭，但这时红四军八大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一时，以致让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以为毛泽东病故而为此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后经原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已加入红军的名医傅连暲的治疗，毛泽东病情逐渐好转。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央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指出：红军正处于同敌人搏斗的环境中，主要精力应是对付敌人，而不能放任内部斗争，对朱德、毛泽东要顾及他们政治上责任的重要，维护他们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朱、毛仍负责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他和陈毅致信在上杭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3日，朱德主持前委开会，会议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26日，离开红军主力近五个月的毛泽东从上杭蛟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
从此，朱毛的手重新握在一起。同天，毛、朱、陈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团结民主的前委扩大会议。此后，从白天到深夜，朱毛经常促膝交谈，商量着如何加强红军的建设。看着他们亲密无间的样子，好像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芥蒂。
不久，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14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
当福建敌军先头部队进抵离古田仅30里地的小池时，红四军前委决定向敌后转移。1930年1月5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先出发，从古田北进连城，挺进江西。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池附近诱敌，掩护主力转移后北进。
一天傍晚，阵阵北风卷着稀稀落落的雪花，漫天飞舞。朱德穿着与战士一样的灰色旧棉袄，打着绑带，穿着草鞋，带着警卫员笑容满面地走进所宿营的村里一栋土墙矮屋里。屋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龙姓婆婆和她七八岁的孙女桂香，正坐在火盆边烤火。老人有一点聋，说话大声一点才能听得见，村里人有时叫龙婆婆为“聋婆婆”。老人其他的亲人都被白匪杀害了，与孙女过着拮据的生活。
龙婆婆见两位红军进屋，便招呼他们坐下烤火。朱德把桂香抱在怀里，一面抚摸着她稀疏的头发，一面打着手势和聋婆婆“攀谈”。
过了一会儿，朱德走进厨房，看见锅灶冷冰冰的，两只缺了口的破瓦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于是，他挑起水桶往外走，不多时瓦缸满了。随后，朱德默默离开了。龙婆婆很感激，想了想，从床铺下的箩筐里取出母鸡刚下的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把鸡蛋送给刚才挑水的红军。
离龙婆婆家不远处的小祠堂，就是红军的临时厨房。“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龙婆婆见一个红军炊事员正忙着切菜，便这么问了句。小炊事员听了沉思了一会说：“我们这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他见婆婆听不清，又做了一番手势。
龙婆婆焦急地看了看屋里的人，确实没有那个到自己家去的人。这时，朱德的警卫员端个木盆进来打水，被机灵的桂香看见了，高兴地喊，且拙笨地打着手势：“奶奶，那个帮助挑水的‘老伙夫’就是跟这个叔叔一块来的。”于是，桂香扯住警卫员衣袖，说：“叔叔！您帮我去找给我家挑水的伯伯……”正在这里，朱德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道：“老伯伯！”
龙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山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收，边说“谢谢您，您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边把鸡蛋塞回来，含笑走开。
龙婆婆有些生气，转身对红军炊事员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老婆子……”没待她说下去，桂香已经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朵叫着：“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
老人又惊又喜，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了点头。龙婆婆一听说替她挑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自言自语：啊！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
1月16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1月24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讧，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趁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红军军事的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这时的赣西南，围绕赣江流域，横断江西半壁，纵横数千里，包括30多个县。3月29日，赣西南特委组成。同时，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曾山为主席。
这年5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5月30日晚，月牙在夜空慢慢游动，山野一片雾蒙蒙的。在营房前草坪上，红军总部直属工兵连的战士们在编草鞋闲谈。这时，一个高大的人影走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朱军长来啦！”于是，战士们蜂拥而上，把朱德围在中间。朱德微笑着，问战士们：“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一问，大家便不解地望着朱德，默默思忖起来。片刻，有人回答：“今天不是5月30号吗？”朱德点了点头：“对，旧历呢？”这时有人说：“旧历今天应该是五月初四。”朱德笑了笑：“对！明天就是我们传统的端午节了，大家想想办法，开开荤，改善改善伙食吧？”
战士们听了都默默不语，大家都在想：“白匪封锁这么严，左村右庄的鸡鸭牛羊几乎被白匪抢尽杀光了，在山沟里连豆腐都吃不上，哪能吃上荦腥呢？”朱德猜透了大家的心思，笑吟吟地说：“吃不上鸡鸭鱼肉没有关系嘛，我们可就地取材，搞些现成的荦腥来改善伙食嘛。”
这么一提大家都思索起来，有的提议捉野鸡，有的提议猎山猪，但这些意见都不切合实际，因为当时红军的弹药少，而且鸣起枪来容易惊动白匪。最后，通讯员徐达桂说：“那么捡田螺行吧？”这一提议获得全体战士同意，朱德也点头笑了。
第二天天没亮，太阳还躲在深山背后，朱德便随红军战士提着竹篓，有说有笑地下田去了。没用多久时间，就捡了一大堆田螺。会餐时，朱德看了看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还少点什么？”徐达桂说：“酒！”朱德点点头：“是呀，没有酒怎么行呢？”说完，他在徐达桂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徐达桂笑着点了点头，马上跑到伙房，不一会儿提出一桶“酒”来，给每人倒了一碗。大家一喝，原来是茶，都笑了起来。这时，朱德说：“过去有首古诗，里面有一句说‘寒夜客来茶当酒’，看来茶是能当酒的。”战士们一边喝着，一边说：“能当，看来这比杏花村的酒足饭饱还美呢。”朱德和战士们一起边吃边聊，热闹到午后才散。
6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女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
就在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进一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初步形成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幻想一举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胜利。
6月，中央军委致信前委，具体要求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由江西会合五、六两军进攻武汉”。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6月21日，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汀。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朱德后来在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正是怀着矛盾的心情，朱毛率领红一军团由福建长汀进军江西。长汀群众知道红军要北上，特地于6月22日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总人口仅20多万的长汀县，到会群众竟达三四万。多数群众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打着赤脚，举着红旗，有的拿着梭镖或鸟铳，提着刀棍。会场上群情振奋，20多人在会上演说，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充盈其中。
6月23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康桂秀未能随军行动。部队行前，她与朱德闹口角：“我年轻，身体又好，不怕吃苦，不怕爬山过河，为什么要把我留下？只要一起行动，我还可照顾一下你。”朱德看着妻子，温和地说：“军人嘛，就得服从命令。组织上确定女同志都留下，一是战斗和行军太频繁太艰难，二是现在这里还比较安定。决定要你留下，你就应该愉快地留下。在后方，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的任务也很重的呢！至于我，你放心好了。我是铁打的，不怕子弹。你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的身上不是一点伤也没有吗？”
康桂秀留下了，不过她的心时时都连着前线。在后方，她也忙开了，筹建妇女团，培养妇女干部，和姑娘媳妇们一起筹粮筹款，开办夜校，动员青年男子参加红军，扛枪打仗。
6月25日，朱毛率部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镖闪光，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
按中央的指示，红军必须攻打九江、南昌等大城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以红军的实力，无疑是用鸡蛋碰石头。虽然李立三的头脑已经发热，巴不得赶快攻下几个大城市，争取革命尽快地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但毛泽东和朱德却清醒地估计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
7月30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30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8月1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随即，朱德、毛泽东便命令撤离南昌，将部队转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左右，扩大到18万人。
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7月27日攻占长沙。于是，朱德、毛泽东决定西出万载，伺机同彭德怀部配合。
8月18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已率领红三军团于8月6日退出长沙，正在平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10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4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
朱德、毛泽东立即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晚8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次日，红军分四路秘密进入阵地。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向文家市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一举歼灭敌人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各种枪支1500多支。
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朱毛的率领下北上到达永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JP3〗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8月10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
〖JP〗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第一方面军和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红一、三军团，共3万余人。于是，红军的第一个大战略兵团正式诞生了。
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35人为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8月24日晚，朱德、毛泽东签发了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以消灭何键部队为目的而进占长沙的命令。29日，各路红军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形成包围态势。
8月31日，鉴于长沙守军修筑碉堡等坚固防御工事，朱德、毛泽东发布“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命令发布后，朱德几天几夜没有睡眠，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9月1日晚8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2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3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红军在长沙城南，对敌两个旅发起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和落水的敌军达七八百人，俘虏1000余人。
9月10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已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
9月12日，朱德和毛泽东签发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洲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当天晚上，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这时，康桂秀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
9月24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三天，就有1000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为了使全军官兵能够从思想上理解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和解释工作。
9月28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了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9月29日晚，朱德、毛泽东正准备率部出发，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8月29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这时，朱德暗暗叫苦，瞎指挥的又来了。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10月2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住。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10月4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中，康桂秀冒着炮火组织战士到受炸的群众家灭火、抢救。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1时左右，红军攻入吉安城内。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
这时，身为第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的康桂秀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其实，早在参加红军后，她一直觉得“桂秀”这个名字太女孩子气。如今，当了连指导员而领导着一个连的男兵，仍然叫这个名字，更觉得不合适。在吉安遇到当年万安游击队的负责人、带领她投奔井冈山参加红军的刘光万，就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
刘光万一听，说：“好！这名字改一改好！”他想了一会儿就说：“那你就改名叫康克勤吧。勤俭的勤，意思就是要克勤克俭，既勤劳又节俭。”康桂秀想了想，说：“这个名字不错，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费事。我又觉得一个人光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这样吧，把勤字改做清字，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表示我在清清白白地做人，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刘光万连连点头：“太好了。那你改名叫康克清吧！”
当晚，她与朱德讲起改名的事，朱德表示同意，而且笑着说：“好嘛，这名字的改动，说明你思想上又成熟一些了嘛。”
第二天，她就按照规定的手续，把改名字一事向组织上打了一个报告，组织上同意了。从此，她就不再叫康桂秀。也正是康克清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行进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伴随她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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