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3600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幕。
一场罕见的大雪，给赣南的群山披上了银装，也给部队的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雪水的融化，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战士们浑身上下湿成一片，他们当中许多人只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人连鞋子都没有，打着赤脚行军。很多人的脚冻裂了口子，痛得钻心，但还是坚持行军。
红军沿着罗霄山脉的左侧偏江西的一面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每每经过村镇、县城就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走一路点燃一路火种，很快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饶，在占领崇义城之后，又于1月22日攻克了大余县城。这时，新任国民党“会剿”总指挥何键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立刻从“会剿”红军的5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4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使初下赣南、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红四军主力遭到巨大困难。
大余县比较富庶，街道整齐，铺子很多，前委决定在这里筹粮筹款。第二天傍晚，赣军两个旅尾追到此。因刚到大余一天，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红军耳目不灵，不知道敌人已经迫近，于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和陈毅组织部队突围，朱德率特务营掩护撤退。脱险以后，朱德和毛泽东在距大余40里地的杨眉收集整理部队，才发现第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等200余人都在激战中英勇献身。
二十八团有1900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不能群龙无首。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为了尽快甩掉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出发，仍由朱德率特务营殿后。指战员们不顾激战后的疲劳，立即上路，赶了二三十里地后才在一个山沟里宿营。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没有生火做饭，大家饿着肚子等到天明。
第二天拂晓，部队又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一口气跑了90里，傍晚来到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部队没敢进村，就在野地里做饭吃。
毛泽东没有见到朱德，连忙问：“朱军长还没有来吗？”“没有。”“怎么回事？”“不知道。”毛泽东有点急了：“会不会出事？”没有人回答。
“毛委员，要不要派人去迎一迎朱军长？”语音刚落，一群战士围了上来，“我们去！我们去迎！”毛泽东没有答应。他让大家安静下来，再稍等一会儿。
茫茫夜色中终于传来一阵阵嚓嚓嚓的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大。“是朱军长，是朱军长回来了！”有人欢快地喊道。毛泽东急步上前，紧紧地握住朱德的双手：“你可回来了！大家都在为你着急，再不回来，我就要带着部队找你去了。”朱德笑呵呵地安慰着大家：“不会有事，不会有事。”
部队刚把饭吃完，就在村外的田坝上露营了。不料，敌军紧追不舍。朱德刚刚照料部队休息，就接到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报告：“大股敌军已到达离这里只有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出发时连军号都没吹。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
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来到安运。
2月1日夜晚，红四军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第二天早晨，追兵两个旅四个团把圳下村团团围住，发起猛烈进攻。
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放弃担任后卫的责任，拉起部队就走，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危急时刻，朱德带领独立营担任后卫，吸引敌人，掩护毛泽东带领军部机关乘晨雾突出重围。朱德手提机枪，领着众人左冲右突，拼命战斗，且战且退，跑出十几里地。
伍若兰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后落入敌人魔掌。敌人马上把活捉伍若兰的消息电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回电：“软硬兼施，为我所用。”于是，敌人对她施以严刑逼供，妄图得到重要机密。敌人威胁说：“你不怕死吗？”她昂然答道：“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斗争而死最光荣！”敌人又诱她同朱德脱离关系，伍若兰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我同朱德脱离，只怕是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敌人想尽办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赣州敌首如实地电告蒋介石：“软硬兼施，伍难为我所用。”蒋介石遂回电：“斩首示众！”
这年2月12日，年仅２6岁的伍若兰被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被无计可施的敌人处决。行刑后，敌人又灭绝人性地将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沿江示众。最后，还将她的头颅送到长沙，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恐吓革命群众。
朱德得悉噩耗的当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两人相处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3月11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
一个傍晚，太阳已经落山，正在升起的暮霭渐渐笼罩了长汀城。朱德像往常一样走出住所，到近处散步。微风吹来，送上缕缕凉意，他伸手扣上颈下的扣子。这时，走来一位红军女战士，她就是曾志。
曾志看到朱德在踱步沉思，猜测他可能还在为失去妻子伍若兰而难过，心里不由得同情起来，走上前说：“朱军长，您在散步呀？”
曾志是伍若兰在湖南第三女师低两级的校友，而今是红四军的民运股长，所以同朱德很熟悉。听到有人打招呼，朱德转过脸，一看是曾志，便问：“你到哪里去？”曾志答：“刚吃过饭，随便走走。”
“今天宣传怎么样？”朱德想转移自己的思路，赶忙换了个话题。曾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回答道：“群众的情绪很高，不少青年人都要求参加红军哩！”
“好呀！”一说到青年人参军，朱德的语调顿时变得兴奋起来，“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只要替群众办了好事，他们是会拥护和支持的。”曾志凝思了一会儿，说：“朱军长，到我们那里去坐一会吧？”这个邀请出乎朱德的意料之外，他猛地一愣，很快又镇静下来，点了点头：“好吧，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曾志和一些女战士住在一起，是一间装饰很好、但并不宽敞的房间。当朱德在曾志的引领下走进房间时，女战士们都站了起来，欢迎自己尊敬的朱军长。朱德忙说：“都坐吧，各人照干各人的事情，是曾志让我来坐坐的。”
女兵们都坐在各人的床边，显得有些拘谨。“怎么都不讲话了？”朱德扫视一遍后，说：“刚才进门时还听到你们在这里蛮热闹的嘛，我一来都变成了哑巴！”
“你是军长，她们有点怕你。”曾志说。朱德扬了扬浓眉，说：“敌人怕我，你们怕我干什么？还不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巴。”幽默的话语，逗得女战士们哧哧地笑起来。其中，一个女战士笑着说：“朱军长，你真有意思。”
朱德边听边用目光扫了一下坐在中间的这个高大健壮的女战士。她没有绰约动人的风姿，但她那黑里透红的脸蛋闪耀着青春的光彩，特别是那双在长睫毛覆盖下带着泼辣神情的大眼睛，像黑宝石，闪闪发光；如清澈的泉水，莹莹透明。朱德不禁问：“你是哪里人？”这位女战士说：“江西万安县罗塘湾。”朱德接着问：“叫什么名字啊？”曾志抢答：“康桂秀。”朱德又问：“今年多大了？”这位女战士害羞地答：“17岁。”
朱德这才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叫康桂秀的女兵，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便问她怕不怕流血牺牲之类的话，康桂秀用浑厚稔熟的江西万安口音斩钉截铁地回答：“报告军长，怕死就不出来当红军了！”朱德夸奖道：“好，回答得很好嘛。”
接着，女战士们同朱德谈开了，无拘无束。过了一会儿，曾志犹豫了一下，谨慎地说：“朱军长，若兰大姐牺牲了，再给您介绍个女战士吧？”
一提到伍若兰，朱德的心头猛地一紧，仿佛在他未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痛得发抖。但他知道这是对他的关心，随便说一声：“好嘛。”
曾志先是看到朱德沉默，以为自己的话刺痛了他，有点儿内疚，接着听到朱德没有反对，就用目光悄悄地扫了一遍在座的女战士们，在康桂秀的身上停留的时间最长。
17年前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塘下村的康桂秀，是一个善良贫苦渔民的女儿，因打鱼生活漂泊不定，当她出生才40天时，就被父亲康定辉送给大禾场村罗奇圭家做望郎媳（即童养媳）。在当地，先找个媳妇，以便这望郎媳能望来个儿子，是千百年来传下的风俗。然而，这个望郎媳没有给罗家望来“郎”。后来，养父养母逼迫她出嫁。那时，康桂秀已经见过一些世面，懂得一些道理。她对养父母果断地说过：“我的婚事不要你们操心，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不久，康桂秀远走高飞当了红军。这件事，在她的家乡传为佳话，广为流传。1926年，康桂秀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党），并在妇女协会工作，1927年参加万安暴动，1928年参加红军上井冈山。
凭着少女的敏感，康桂秀发觉了曾志的目光，脸上有些发烧，心跳也加快了。她站起身来，悄悄地走出了房间。除了曾志，其他人并没有发现康桂秀的异常表现。
朱德不愿在这些女战士们面前谈论这个问题，又与大家寒暄了几句，就回到了他的住所。
一天晚饭后，康桂秀刚回到住处坐下，曾志就走了进来，坐到了她身边，还亲切地拉着她的手，仔细地打量着她，康桂秀被看得怪不好意思的，她暗自寻思：这位曾大姐，过去总是说说笑笑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有事吗？曾大姐。”
康桂秀小声地问。曾志没有回答，依旧打量着她，过了一会儿才问：“桂秀，你看朱军长这人怎么样？”
康桂秀不假思索地回答：“军长，人很好的。他带领部队打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对士兵还特别和蔼可亲的。”
“我是说，我是说……”曾志仍打量着康桂秀，“你个人对朱军长的印象如何？”
康桂秀说：“军长就是军长，个人可不能随便瞎议论。”曾志说：“不，不。我们红军讲究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对谁都可以讲讲的。你只管说，没什么关系。”
康桂秀说：“他这样的军长可真少见。我们家乡的那些挨户团团长，一出门就地动山摇，前后的保镖、随从一大帮子人，可够威风的。而我们的朱军长，虽是个那么大的官，能打仗，又留过洋，有学问，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每次见着我们这些小兵都有说有笑的。”曾志问：“如果要你同他结婚，你愿意吗？”
康桂秀马上惊住了，变得很严肃：“你又在瞎凑合，前几天我没有怪你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的，今天你怎么又……”
曾志亲切、温和地说：“你放心，朱军长是个好人。这几个月你也看到了，他对若兰大姐多好，感情多深呀。若兰大姐牺牲后，朱军长精神上很痛苦的。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很大的安慰。”
康桂秀起先是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衣角，过了好久才说：“可我不像伍大姐。人家伍大姐能打仗，又有文化，字写得那么漂亮，还能讲那么多的道理。我……”
“你也可以学，可以进步呀。”曾志最后说：“当然，这事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我现在有些事先出去一下，你再认真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
曾志走后，康桂秀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当晚，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结婚，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重大的终身大事。康桂秀随红军上井冈山前，养父养母曾逼迫她出嫁，她曾说过：“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如今，自己的这件终身大事真要她自己做主了。可这个“主”怎么做呀？
不错，朱军长是个好军长、好领导。可好军长、好领导与好丈夫是两码事。自己与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论年龄，我还不满17岁，他已是43岁的中年人；论水平，我思想幼稚，理论、文化知识都很差，现在也才粗通文字，他早已是个成熟的军事家；论地位，他是军长，我不过是个红军女战士。这样大的差距……
康桂秀几乎一夜没有睡着，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饭，她照样去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尽管康桂秀拒绝了曾志的建议，但是，当朱德亲自找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之后，她被朱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也被朱德的人品所吸引。朱德说：“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如果能走在一起，我会好好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康桂秀被朱德十分真诚、十分恳切的话所感动。她抬起头，只见朱军长正两眼紧紧盯着自己，样子是那样赤诚，那样憨厚，那样朴实，她的心开始动了，红着脸，低头坐着。
朱德像讲故事一样平静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康桂秀静静地倾听着。康桂秀的心底渐渐涌上了一股暖流，但她毕竟还是个少女，少女的矜持使她不愿说什么。
朱德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不摇头，就表示同意，可以吗？”
康桂秀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
“那么，我再问一遍，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朱德问后，康桂秀仍然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朱德的脸上露出了喜色：“那么，你答应了。”
康桂秀脸颊绯红，终于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开始了她与朱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随相伴的情缘。
当这一切展现在朱德面前时，他适时地准备采撷爱的果实，就像鲜桃成熟，需要及时摘取。于是，一天，他充满激情地握着康桂秀的手说：“桂秀，我们现在结婚怎么样？”“一切都由你定。”
康桂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朱德心里一阵喜悦，他喜形于色地望着康桂秀，说：“那好，趁着现在休息，我们就喜结良缘吧！”
“你真是得寸进尺，总不至于是今天吧！”
康桂秀的话好像戏言，但声音甜美极了，宛如黄莺鸣翠柳，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不能是今天，明天总可以吧！”朱德一面抚摸着康桂秀的秀发，一面动情地说：“我们明天就把喜事办了，回头一打仗，又没空。”康桂秀乐滋滋地点点头，声音像蚊子哼哼：“好，明天就明天吧。”
翌日晚饭后，斜阳的余晖把天地衬托得无比绚丽。就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曾志喜气洋洋地进屋，挨着康桂秀坐下，悄声说：“我们走吧！”
康桂秀慢慢地站起来，抬起眼睛看看屋子里的姐妹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个月来，她们生活在一起，有说有笑，多么亲密无间啊！今晚，她就要离开姐妹们了，去和朱军长一起生活了。一想到这些，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颗热泪不由滚落下来。
“你搬走了，我们会常去看你的，你也可以常到我们这里来嘛！”不知是谁这样慰藉道。康桂秀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跟在曾志的后面出了屋，几个女兵拎着康桂秀的东西，跟在后面，护送新娘到新郎家。
朱德住在长汀县城的“辛耕别墅”。说是别墅，其实比普通房屋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大一会，曾志领着康桂秀走进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让她在一张大床边坐了下来。
刚刚开完会的朱德听说新娘到了，忙三步并两步地走了进来；跟着，毛泽东、陈毅、谭震林和其他几位亲密战友拥进新房祝贺。毛泽东一进门，就风趣地说：“打了胜仗又结婚，你们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哪！”陈毅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和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说：“朱军长今天容光焕发，我陈毅当然要借光呷酒喽。新娘子，你说要得要不得？你要晓得，是我把你带进红军队伍里来的，你同朱军长结婚，我陈毅是第一大功臣哟！你要不要多敬杯酒？”
毛泽东指着陈毅笑着说：“你陈毅就是喜欢耍，你看人家江西妹子都害羞了呢。”这时，机关的年轻干部和战士们高兴地笑着、跳着，嚷嚷着喊：“军长请客！军长请客！”站在人群中的朱德嘿嘿地笑着，连声说：“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朱德用他那仅有的、这次打下长汀后同每一个战士一样分得的5块银洋，又向警卫战士借了几块银洋，叫人买了几个罐头、几斤酒。朱德兴高采烈地说：“这点东西，就是我和康桂秀同志结婚的宴席，虽然太寒酸了点，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条件嘛，等取得了胜利，我们再请同志们，怎么样啊？”听军长这么说，气氛更为热闹，人们异口同声地直嚷嚷：“行啊！行啊！军长说了话要算数。”
夜深了，贺喜的人们渐渐散去。这时，朱德窗口的那盏油灯还在亮着，而且亮了很久很久。他们兴致勃勃地谈笑着；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谈信仰、贡献和幸福。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信仰，尽管从年龄上说，朱德可以作康桂秀的长辈，然而，共同的信仰、事业和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这一天，朱德同样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想得很多很多……
就在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朱德坐在熠熠闪光的油灯下，亲切而认真地对她说：“桂秀，当前战事少些，看来有点时间，让我毛遂自荐当先生教你识字吧。你很年轻，今后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没有文化怎么能行呢！”几句话儿，把康桂秀噎住了，她不由暗想：是呀，一个红军战士，连斗大的字都识不了几个，往后如何挑更重的担子啊！可她又一想，自己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女孩，能够握住笔杆子吗？她犹豫起来：学，还是不学？这时，朱德好像摸透了她的心思似的，忙鼓励她说：“一个革命战士，既要习武，也要习文。山沟里的女孩子能扛枪打仗，也一定能握笔写文章。你是踩着困难走过来的人，只要勤学苦练，我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呀？”
“是的。是这样的。”康桂秀连声说，“小时候，我家里穷，想读书识字苦于没有钱，没有法子跨进学堂的门槛。如今有了你这个家庭教师，我一定要好好学点文化，以便今后更多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从这个晚上开始，只要能挤出时间，朱德和康桂秀便聚在一起，两人并肩而坐。油灯下，朱德一手拿着识字课本，另一只手指点着生字；康桂秀全神贯注地盯着课本，一字一字地念，一字一字地写。在朱德的辅导和影响下，倔强的康桂秀把学习文化看作是同打仗一样重要的事情，非要打赢不可，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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