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全国。
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其中，朱德任第九军军长。
从南昌城出来，朱德按照总指挥部的指示下了一道命令：“减少个人行装，多带武器弹药。”轻装后，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穿着灰色军装、踩着千层底布鞋的朱德，背着一顶结实的竹斗笠，腰别一支小手枪，行进在这支队伍里。尽管天气炎热，他的衣服却穿得严严实实。他的大青马早已被送去驮伤员和武器了。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近一周，挥戈南进，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共9000人，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拦击起义军。
〖HJ2.1mm〗起义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后，在9月5日开进长汀，对夺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HJ〗
随后，朱德考虑到掩护主力的任务完成，遂率部趁雾色无声无息地撤出战斗，南下去会合起义军主力。进至饶平县时，与从潮汕撤退下的起义军余部约200人相遇，才知主力部队已失败。
主力失败的消息石破天惊，从三河坝撤出的部队一下如同炸了锅一般。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全体军官会议，研究下一步该怎么走。
朱德介绍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经过热烈讨论，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去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湘赣边界找“落脚点”，开展游击战。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只剩下1000余人，师、团级政治干部只剩下陈毅一人——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传染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11月初，部队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在上堡进行了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上堡整训时，朱德从报上意外地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他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约半个月后的一天，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的一位韦姓军官化装成挑夫，奉范军长之命送来了复信。朱德打开一看，高兴得不得了，原来上面写：“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以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望着范石生熟悉的签名，朱德心中荡起一阵喜悦：“难怪中山先生把他誉为‘军中一范’。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一边让人好好款待范部的信使，一面找陈毅等商量。
11月20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一个卫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同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该师师长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壕头圩后，天色很暗了，于是在一座祠堂里住了下来。朱德命令卫队布置岗哨，封锁消息，以免惊动附近的何其朗土匪武装。他和警卫员就住在祠堂后院伙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叭！叭！”半夜间，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卫队的同志操起家伙直奔祠堂外制高点，祠堂里只剩下朱德和警卫员。这时，不知从哪摸上来的一股土匪，撞开了祠堂大门。吆五喊六地向后院冲来。
这时，朱德已来不及隐蔽，他急中生智，侧身走进厨房，随手拿起伙伕的围裙系在腰上，就往外走。几个土匪迎面拦住他：“快说！朱德在哪里？”朱德指了指后面的房子：“在后面。”
几个匪兵顺着所指方向一窝蜂地追去。可有个提着手枪的小头目，满脸奸笑，仍很不放心地继续盘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把双手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带着几分窘迫，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个伙伕头。”
小头目左看右看，还是不放心，把他拉到油灯下，仔细瞧了一遍，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的，满脸胡茬子，像有五六十岁，身上的旧军衣早已洗得发白，腰上围着条脏里吧叽的破围裙，脚上还穿着一双草鞋，也就信以为真了。
这个小头目急忙撇下朱德，扭头盘问起警卫员。朱德生怕警卫员露了馅，随即拔出手枪对准小头目，小头目脑袋开花，栽倒在地。朱德同警卫员打开后窗，纵身跳出，顺着枪声去找部队。
被打死的小头目，正是土匪何其朗的小舅子朱龙奴。他是奉其姐夫之命来捕捉朱德的。原来，当朱德带着小分队路经濠头圩附近的白村时，走漏了消息，被伪乡长何曾智知道了。这时，蒋介石悬赏通缉朱德的告示到处可见，他觉得这可是个领赏的机会，就给何其朗报信。何其朗便把这一能领赏的美差交给其小舅子朱龙奴，让他带200民团前往捕捉朱德，没想到……
这次经历后来传播很广，朱德也因此得了一个“伙伕头”的称号。
到汝城后，朱德同曾曰唯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在朱德同曾曰唯谈判进行到尾声时，范石生赶到汝城，与朱德见面。同学之谊、坎坷之路、未来之计都成为他俩的话题。最后，范石生建议，朱德部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名义进驻湖南资兴。朱德认为可行。
当天范石生在汝城城外储能小学召开了全军尉级以上军官会议。会议开始，就是范石生讲话：“弟兄们，我今天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十六军又添人增丁了。”他指着朱德，“这位就是新到任的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的团长王楷将军！”
接着，介绍了王楷少小习武，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供职于护国军，后留洋研究世界各种战法，并告知部下：“王将军是我滇军之前辈、范某的义兄。今后，弟兄们服从王将军就是服从我范某！”在座各位官佐伸长脖子看看军长如此尊重和抬举的这位神秘人物，一些当年滇军中的部下更疑惑：这个王楷怎么那么像大战棉花坡的朱旅长呢？
掌声和议论一直不断。轮到朱德讲话：“弟兄们！我叫王楷，也叫朱德。”一开口，台下的掌声便爆响起来。他这么说，一则是知道范部许多师团官佐都是在滇军有过接触的部下，二则他是个实在人，隐姓埋名非他性格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他只有跟大家实话实说。
部队驻防资兴，最终得到一次难得的休整。官兵们先是领到了一个月的薪饷，“继而每人配发了枪支，步枪每支配发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损坏的枪支，军械部门给予了修理”。最重要的是有了冬装，还有毛毯、背包带、绑腿和干粮袋等，起义军余部顿时又活鲜起来，连朱德也把胡子刮了。
1928年初，蒋介石在范石生部安下的钉子丁煦弄清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且朱德已化名隐藏其中，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很快，一封密电从蒋介石处发往广东李济深。当时，范部属于广东政府李济深管辖。尽管蒋李之间也有矛盾，但双方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一致的。李接电后不敢耽误，马上电告范石生，说是转达蒋总司令的命令，要他迅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派出方鼎英部的第十三军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
范石生接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刻写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告诉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几万元大洋。他在给朱德的信上说：“‘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必须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但部队刚到达仁化，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正沿浈水开往仁化东面的南雄，切断了起义军前往东江的去路……
队伍停下来。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中心的话题。依照中央来信，湘南桂东、粤东海陆丰都是目的地。但哪里是合适的呢？
有许多建议，朱德认真听着、想着。
“到乳源（现属乐昌）的杨家寨子，我在那里有关系，我可以带路。”说这话的是龚楚，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1927年率农军参加南昌起义。
仔细询问了杨家寨子地形、社情，朱德知道杨家寨子与湖南的宜章只有一山之隔，有300多户人家，山中有一场不多见的平坝，而且有党组织活动，他和陈毅下决心前往。
三九隆冬，大雪纷飞。龚楚带领起义军穿过岭南大瑶山的茫茫林海，于1928年1月5日向杨家寨子开进。
杨家寨子有个外来人，名叫杨子达。他本是湖南宜章人，曾任中共宜章县委委员、县农协委员长，因“马日事变”后成为宜章反动派通缉的“案犯”，避居到这个杨姓族人聚居的地方。杨子达得知朱德率部即将抵达杨寨子，便利用宗族关系，说通族长组织了10多名群众，顶着严寒前往村外三四里的柞树坳去迎接。
很快，他们远远地看见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来了，作为部队前导的军旗上直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四○团。“快看啦，大部队开来了！”“快放鞭炮！”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由朱德率领从韶关辗转而来的这支革命队伍开进了杨家寨子。
杨家寨子的乡亲用滚烫的热情、大碗酒茶招待了这支部队。是夜，部队在坝中点上篝火，乡亲们送来米酒和腊肉，山坳里洒满浓香。朱德烤着篝火，喝着米酒，吃着香喷喷的腊肉，同杨子达及老农会骨干们谈论着湖南革命的大好形势。
听着听着，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杨子达更是热血沸腾，高兴得连敬朱德两碗酒：“朱将军，明天我就去找宜章组织联系，我们争取让宜章先组织起来！”两个大碗碰到一起……
正喝着，突然一阵骚动，传来马嘶声。很快，一位身强力壮的汉子跃马而下站在面前，他身着呢料，脚穿马靴，满身透着豪爽和英武之气。“来来来，给朱将军介绍一下这位好汉少海，姓胡。”杨子达扬起另一只手，“这位将军姓朱名德。”
打过招呼，朱德才知道胡少海的来历。胡少海家是湘南宜章县的富户，父亲是宜章的豪绅。兄弟6人，他排行老五，乡亲们都称他为“五少爷”。他虽然出身豪门，但上学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嗣承祖业”的士绅少爷生活，投身于民主革命，在程潜部李国柱旅当一名下级军官。后来进了程潜办的“建国援鄂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程潜部任营长。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他遭到怀疑，只得带领部分湖南籍士兵，离开部队，躲到杨家寨子，以贩马作掩护，领导着一支农民武装，打富济贫，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同中共宜章县委的杨子达、高静山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朱将军，我听说你们大闹南昌的事情，可佩！可敬！”胡少海当即表示，人马随朱将军分派，并让人牵来一匹高头大马，送给朱将军当坐骑。
“一起革命！革命到底！”朱德同胡少海把手握在一起。从此，“胡家五少爷”一直跟随朱德冲锋陷阵，直到1930年任红二十一军军长时牺牲于福建。
第二天，杨子达差交通请来湘南特委所属的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胡世俭详细地向朱德、陈毅汇报了宜章的敌情：“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驻有邝镜明的500名民团，同外界没有通讯联系。这是有利条件，但宜章是座石头城，易守难攻。”
“请大家谈谈，看湘南暴动这把火如何从宜章点起来？”朱德动员大家献计献策。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民团不堪一击，主张强攻；有的人建议引蛇出洞，把敌人诱出城来歼灭；有的人提出组织一支小分队，装扮成赶圩场的群众，混进城去，来个里应外合；还有的主张兵临城下，把宜章围个水泄不通，限期令对方投降。
朱德默默地听完大家如何攻取宜章的主意后，合上笔记本，十指交叉揉搓了好一阵。那深邃、睿智的目光，那成竹在胸的浅浅笑意和神态，都显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即将实施的湘南行动计划的信心。他告诉大家：现在条件比较有利，一是军阀正在湘北酣战，湘南地区敌人势力比较薄弱；二是时近年关，地主劣绅逼租逼债更加厉害，贫苦农民和地主劣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三是起义军经过了补充和休整，战斗力大大提高。
说到这里，朱德便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思索，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向大家，说：“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胡少海吗？他出身豪门，参加革命后没有公开地参加过本乡本土的阶级斗争，身份尚未暴露。我看有一着棋可由这位宜章有名的‘五少爷’来走。”朱德说：“起义的时机虽然成熟了，但是，由于宜章城易守难攻，起义行动决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于是，朱德把自己考虑好了的智取宜章的计划在会上作了具体部署。
最后打着手势，朱德风趣地说：“……先来一个‘请君入瓮’，然后再‘瓮中捉鳖’。”大家齐声叫好，都感到这是条“周郎妙计”，走的是一着妙棋。朱德对胡少海说：“这出戏由你唱主角，我只是个导演，戏可一定要演得像真的一样，演好演活，不能有任何破绽。”
很快，一封盖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关防的公函递到了宜章县县府衙门。县长杨孝斌打开公函一看，原来是本县富豪之子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团团副的名义写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国民革命军第一四○团奉范石生军长之命，即将移防宜章，以“协助地方维持治安”，本团先遣队由团副胡少海率领将于1928年1月11日进驻宜章县城。杨孝斌看完了这份公函，觉得胡少海荣归故里，并且又是带部队来维持家乡地方治安的，理应热烈欢迎。于是，他把县参议长、团防局头目、警察局长，还有商会会长以及各界士绅等所有在县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找来，商量如何迎接即将进城的团副胡少海及其带领的先遣队。
1月11日，天气晴朗。宜章打开城门迎接胡少海“荣归故里”。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到南门外迎接。先遣队入城后，立即布哨，换下了团防局的哨兵，把宜章城的交通要道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向朱德发出一封密信，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月12日，正午过后，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起义军开进宜章城。在一四○团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宜章县女子职业学校开会研究行动方案。胡少海汇报说，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当地官员、士绅还蒙在鼓里，只是对部队进驻宜章的目的有着种种猜测，事不宜迟，应该及早动手。朱德问宴请各界的事安排得怎样了？胡少海说，他已向县长杨孝斌提出，杨孝斌说那样使不得，不能反主为宾，王楷团座一到，就为各位接风洗尘。朱德说：“那我们就借水行船吧！你杨县长要给我省下这顿饭钱，那我们就不讲客气了啰！”
这时，朱德突然想起5个月前在南昌起义即将爆发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曾奉命宴请敌军的几名团长，从而获得叛徒告密的情报，促使我方提前几个小时起义的故事，心中暗自好笑：“看来我这一生怕要与‘鸿门宴’结下不解之缘了，有意思，有意思。”
宴会在县参议会的明伦堂里举行。酒过三巡，大厅里进来一个跑堂的，一声长叫：“鱼，——来啦！”这是约定的信号，说明一切都已准备停当。
鱼上桌的那一瞬间，朱德站起来，“哐！”一声把盛满酒的杯子往地上一掷，全场顿时哑然无声。门外立刻冲进10多个卫士，把枪口对着那些官员和士绅。被突如其来之事弄得莫名其妙的杨孝斌，大着胆子结结巴巴地望着朱德、胡少海说：“你……你……你们是什么人？”
这时，朱德走出座位，面带几分微笑：“委屈各位了。”很快，他又一拍桌子，厉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我就是朱德！”
这一晴天霹雳，吓得那些在座者魂不附体，目瞪口呆，面如土色。随后，朱德表情肃正：“在座的可以说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们作威作福，糟蹋乡里，反对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劳苦大众的罪人。现在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候公审！”杨孝斌听了朱德的话，知道上当了，耷拉着脑袋再也不敢做声。
几乎在同一时间，陈毅、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驻在城东“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400多人，缴枪300多支。
“起义了!暴动了!”年轻人拿起了梭镖，妇女们抱着孩子，老年人倚门扶杖，彼此奔走相告。不一会，消息就传遍了全城和四郊。城里的工人(特别是盐卡上的搬运工人)、农村中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地前来参加斗争。凡参加的人，都在颈上挂起约一寸宽、两尺长的红布带子作记号。革命的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县。
接着，朱德下令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顷刻之间，宜章城里一片欢腾。
1月13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朱德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郑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不再用“王楷”化名，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朱德智取宜章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在当时成为南中国特大新闻。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经发动“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带着他的独立第三师“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接到命令后得意洋洋地说：“老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立刻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日夜兼程北上，想去扑灭湘南起义的烈火。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朱德、陈毅率部主动撤出宜章县城，准备经梅田、浆水、碕石，转移到离宜章县城西南约80里的黄沙堡、笆篱、圣公坛一带山地集结。第二天，部队经过碕石村，受到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并在这里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朱德还在军民大会上讲话，进一步鼓舞士气：“我们要干，手里没有枪的，可以用梭镖，5支梭镖可抵1条枪，5支梭镖可以换1条枪。”他还勉励大家：“一切为着穷人翻身而战，一切为着世界大同而战。”
部队开进黄沙堡、笆篱、圣公坛一带山地后，在这里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争取时间进行休整，待机歼敌。
当许克祥率部气势汹汹地扑到宜章时，工农革命军早已退入圣公坛一带的深山中隐蔽起来了。许克祥找不到朱德的部队，以为是被吓跑了，甚至还高兴得狂叫：“朱德被吓跑了！”更加骄傲与麻痹的许克祥将教导队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而把另外两个团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线摆开，继续搜寻工农革命军。但他得到的报告却是“共军去向不明”，“朱德无影无踪”。
敌军的一举一动都迅速报到朱德这里，朱德判断，歼灭许克祥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和陈毅、王尔琢等连夜制订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带领，迂回敌后，阻击增援之敌，截断岩泉圩敌军的退路；另一路由朱德、陈毅率领精锐，直捣岩泉圩，消灭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
1月31日，工农革命军向岩泉圩悄悄进发。这完全出乎许克祥意料之外。一个土豪赶到岩泉圩向他报告说：朱德的部队到了百岁亭，离这里不到五里地。许克祥大发雷霆：“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朱德早吓跑了，一定是几个梭镖队在捣乱，怕什么？就是朱德来了，老子两颗炮弹就把他轰跑啦。”
早晨7点钟，冬天的太阳刚刚升起。岩泉圩上传来声声哨音，许克祥的部队正在开饭。工农革命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岩泉圩，前来助战的农军也在四面山上摇旗呐喊，燃放鞭炮。胡少海领着另一路兵马，又从侧后杀入，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
岩泉一攻下，立刻传来朱德的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工农革命军汇成一路，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坪石挺进。许克祥仓皇应战，部队乱作一团。工农革命军在朱德指挥下，一进入坪石，就猛打猛冲，穷追不舍。许克祥跑到武水渡头，顾不得体面，随便抓过一套便衣换上，划一条小船渡河而去。追到乐昌河边，工农革命军拾得许克祥军服一套。
除了没抓到许克祥是个遗憾外，朱德对这次战斗相当满意。许克祥部下官兵1000余人成了他的俘虏，三里长的坪石街道上到处摆满了缴获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药等军事器材。其中步枪2000余支，迫击炮、过山炮30多门，马13匹，还有几十挑子银元。先得范石生资助，又有许克祥“惠赠”，朱德的底气更足了。坪石大捷后，“许送枪”的“雅”号不胫而走。尝到了胜利果实后，朱德乐滋滋地说：“‘许送枪’帮助我们起了家。”
战士们打趣地说：“‘许送枪’给我们送来这么多武器弹药，我们还来不及打收条，他就溜了！”朱德幽默地说：“是啊，只好等到他下次送时一块补了。”说完和战士们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
2月10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北上，向耒阳挺进。陈毅留守郴州，准备向东北侧击永兴。
攻打耒阳，进行得很顺利。2月16日凌晨，攻城部队隐蔽在北门外的树林里，化装后的农军闯过团丁的盘查，进入北门。几声枪响后，埋伏在城外的农军和工农革命军3000多人扑向耒阳北门。天亮前后，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主力，向驻守在城南桌子坳的挨户团常备队发起猛烈攻击。开始时，他们还想顽抗，后来看到城里火光冲天，无心恋战，迅速溃散了。
在攻占古城耒阳的战斗中，一个日后“扬威”中国军事史的人物脱颖而出，那就是林彪。2月29日，其时只不过为一个低级军官的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30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偷袭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3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辞。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20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也被化装成“国军”的起义军战士俘虏。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3月9日，李宜煊带领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林彪主动请战，他说：“现在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反攻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百余人，抓获俘虏80余名，可谓大获全胜。
此后，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是个做大事的材料。这年3月，朱德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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