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率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来到武汉不久,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他利用原来在滇军时的声望和同僚等关系,选定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为目标,到江西南昌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工作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展开革命活动。
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1927年1月初召开的北伐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并为他及家眷安排了住所——百花洲畔的花园角2号这幢独门的二层小楼。不久，又委任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1月下旬，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招生的消息一传开，慕朱德之名的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纷纷来报考。仅一个来月，即接收学员1100余人，编为3个营，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700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400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察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在当时军队中是少见的。
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军事素质的提高。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们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使学员们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开学后不久，教育团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当年曾跟随朱德到南昌的徐震球回忆说：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他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骑，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上，还要带领全团一起跑30分钟的步。在出操时，他亲自向学员做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过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
这时的朱德，一心扑在党的革命事业上，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平时只穿一套粗布军服，裹一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打赤脚穿草鞋。时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朱德“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便买个烧饼充饥”。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都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整个教育团内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
3月5日，军官教育团里彩旗高悬，鼓号齐鸣，吸引了众多的市民。他们挤在远处的空场上，好奇地张望着。这一天，军官教育团要补行开学典礼。原来，当时驻在南昌的每时每刻都梦想扩充反革命力量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得知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开办军官教育团时，就想利用开学典礼的机会到教育团来训话，进行反动宣传。朱德知道蒋介石不怀好意，且其反共阴谋日益暴露，为了抵制其反动宣传，便多次以“筹备工作未完”为借口，迟迟不举行开学典礼。可是朱培德迫于蒋的权势，一再催促朱德尽快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决定针锋相对，抓住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举行开学典礼那天，朱德和副团长刘介眉、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陈奇涵等，站在大门口迎候军政各界的来宾。蒋介石在朱培德、李烈钧（时任江西省主席）、王均、金汉鼎等陪同下前来参加典礼。
朱德来南昌之前，在武汉见过蒋介石。那次见面给朱德的印象是，蒋介石是一个不苟言笑、待人谨慎、城府颇深的军人。他到南昌后，又听到不少有关蒋介石的议论，认为蒋介石对权力的追求远胜于他所指挥北伐战争的努力。
朱培德把朱德介绍给蒋介石，并称赞朱德文武兼备、办学有方。当朱德与蒋介石握手之际，双方都未曾料到，日后两人竟成为红军与白军的统帅，在战场上进行了20多年生死搏杀的敌手。
那时候，由于北伐军在两湖、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的胜利进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政治声望随之大大提高，实力也有很大扩充。他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便公开暴露出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中央、准备实行个人独裁的面目来。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拖着一腔浓厚的浙江官话大放厥词：“第三军追随中山先生革命，有着悠久的光荣历史。此次北伐，也很英勇，打垮了孙传芳、邓如琢，收复了南昌。”把第三军夸奖了一番之后，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来抬高自己，说：“国民革命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本总司令甚感欣慰。当初，总理在世，一切由总理作主，现在总理已经过世，中正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我们要作总理的信徒，总理在世，我们一切信赖总理，现在总理不在世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作为我们信赖的中心……总理在世，一切服从总理，现在总理已去世，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就必须有一个服从的中心。”
蒋介石挥舞着手臂，情绪愈发激动起来。台上、台下的人听他说了半天，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
朱德在朱培德、王均、郭沫若讲话后发言，他面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言，针锋相对地说：“北伐军出师以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是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特别是北伐军先锋团——叶挺独立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决打下了吴佩孚用重兵防守的汀泗桥、贺胜桥，并乘胜进攻武昌，占领了武汉三镇。该团将士在北伐战争中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同时，朱德告诫学员：“北伐战争胜利了，我们大家还要提高警惕，要防止扒手把广大人民已经得到的革命果实强夺过去……北伐革命打倒了旧军阀，又出了新军阀，旧军阀要打倒，新军阀同样也应打倒……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新军阀在我们革命阵营中产生……我们要反对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
听到朱德的这番话，蒋介石无可奈何，红着脸匆匆离开了会场。
就在蒋介石参加开学典礼的第二天，驻江西的新编第一师在蒋介石指使下，伙同反共的AB团分子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离开南昌时，强行解散原来由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等民众团体。17日，到达九江的蒋介石唆使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纠合一伙流氓歹徒蓄意滋事，围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
这股反动逆流的袭来，激起江西各界民众的极大愤慨，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3月18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大校场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钧主持公道，严惩杀人凶手。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参加了游行，他对教育团的学员们说：“反动派已屠杀我们的同志了，我们要准备出击。”30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的工人纠察队，收缴了蒋介石留驻在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支。
4月7日，朱培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9日，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长。不久，朱培德派朱德率军官教育团到赣东的抚州一带剿匪。朱德在出发前一再向全团人员阐明：“要做到真正的成为一个革命的人，就要有个清醒的头脑，有个明净的眼光，有个坚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要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和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哪怕口头甜如蜜，其心则是毒若剑，我们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军官教育团在赣东活动了一个多月，平息了真正的匪患，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部队调回南昌前，朱德又派军官教育团的副官卓廉诗担任临川公安局局长，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县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这些，不仅支持了农民运动，而且使军官教育团的学员得到实际战斗的锻炼，提高了军事指挥能力。
但就在这个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已迅速恶化了。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当时还保持着国共合作关系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广州等地也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5月间，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
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并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朱培德一时在表面上还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党，但也在5月29日下令“礼送共产党出境”，将各军、师中和南昌的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江西省；6月6日，下令在江西全省停止工农运动。
正在赣东剿匪的朱德得知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消息后，于6月中旬赶回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犹如一潭死水，往日那种勃勃生动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沿街墙壁虽被雨水冲刷，但仍能看清上面的字迹：“欢送共先生出境！”“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等。
回到南昌后，朱德即向当年和自己并誉“模范二朱”的老同学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并且将军官教育团的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回到扩编的第三、九两军，其余分到赣江流域各县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工作。不久，朱德离开南昌，经九江转往武汉。
到7月初，局势更加严峻了，宁汉合流的趋势日见明朗。7月13日，中共中央排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推定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等重新组织了临时政治局，并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政府背弃孙中山实行的三大革命政策，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然辞职离国，宋庆龄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15日，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分共”，公开叛变革命，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中国革命面临着威胁，迫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部队，主要有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这些部队由于准备东征讨蒋，正集中在江西九江一带。
7月18日，朱德在武昌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气氛异常的凝重，每一个与会者都很清楚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会议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初步决定，并考虑到朱德在江西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对情况也熟悉，便派他先赶回南昌。
在武汉期间，朱德携夫人陈玉珍探望了孙炳文的妻子任锐。两个月前，听到肝胆相照的挚友孙炳文在蒋介石的密令下遇害于上海的消息，朱德不胜悲愤，“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想到自己革命的引路人不幸遇难，朱德心中痛苦而又愤恨，此行他就是要了却对故人的怀念。再则，夫人陈玉珍与孙家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带她来是想安慰一下任锐女士。
打开门，双方就愣住了。任锐认出他俩，马上扑在陈玉珍肩上痛哭起来。好久，任锐才平静下来，朱德一边劝慰任锐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把子女抚养成人，一边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咬牙切齿。
7月20日中午，朱德乘江轮抵达九江。他下船后，直接到赣北警备区司令部去见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金汉鼎。金汉鼎同朱德是多年共患难的老朋友，这时，正奉召准备上庐山去开会。他告诉朱德，朱培德打电话通知他，说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有要事相商。
两人一同乘小船前往莲花洞九江车站。在船上，朱德向金汉鼎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今后革命发展的趋势，劝金汉鼎说：“在江西的这班人都是灰色的，不愿革命了。我们一同到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金汉鼎对朱德的话表示怀疑，他劝朱德刚到江西对近来的形势不了解，还是谨慎行事为好。显然，他没有答应朱德的要求。
到了莲花洞，去南昌的班车早已开走，金汉鼎约朱德上山休息几日。朱德婉言谢绝了金的邀请，暂留在莲花洞。
21日，朱德回到南昌，立刻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他时而出入于民众团体，时而与驻军南昌的军官们举杯言欢，时而又带着警卫走街串巷，仔细观察每一座建筑特点。几天的工夫，他根据中央的要求，精心绘制了南昌市区的地图，并且整理出南昌驻军兵力部署的分布情况。
27日上午，奉中共中央之命负责发动并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秘密来到南昌，当晚走进花园角2号的朱德寓所。周恩来的到来使朱德又惊又喜，朱德急步上前，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这时，感到异常兴奋的朱德意识到起义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
朱德接过周恩来手上的黑皮包，递上一把纸扇、一杯清茶。两人早在德国柏林学习时，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次久别重逢，而且是在紧急的革命关头见面，分外亲切，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朱德还没等周恩来喝上几口茶水，便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汇报起南昌的情况：“目前，南昌城内外驻有朱培德的五个团和唐生智的一个团，加上一些零散的警卫部队，有万把人，武器装备尚好，有一定的战斗力。不过，前几天朱培德派人将南昌的军用物资全部运走……”朱德一边说着，一边摊开地图，依次向周恩来介绍着。
“好啊！朱德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你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不愧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听着朱德的介绍，周恩来不禁称赞道。
朱德接着说：“几个驻军团长都是死心塌地跟着朱培德的，很难争取过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一个营和几个直属连，加上公安局的一部分警察，只有几百人。”
周恩来微笑着告诉朱德，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和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部即日到达南昌，此外，第四军二十五师周士第等部正在向南昌集结。起义兵力有3万多人，远远超过驻军部队，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朱德腾出宽敞的中厅，临时架起一架帆布行军床，就让周恩来住在这里。他把警卫员刘刚叫来，吩咐好好照顾周恩来的生活，服从他的命令。
此前，朱德出面租下了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领导起义的大本营。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五层大楼，大小有近百间房间，又地处市区中心，设立指挥部非常适宜。
当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里，领导暴动的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会上，决定在30日晚举行暴动。
次日，又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以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组成了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为成员的参谋团，参谋长为刘伯承。根据规定，起义军在晚上佩戴白毛巾，白天佩戴红领巾作为识别标志，起义前一个晚上定下口令为“山河统一”。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央代表张国焘在30日早晨赶来南昌而险些让起义计划搁浅。在前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人认为，张发奎深受汪精卫的影响，是不会同意这个暴动计划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31日，前敌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又辩论了几个小时。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经过反复研究，前敌委员会决定分配给朱德一项重大的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威望，在起义开始时想办法牵制住敌人的指挥官，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
当天下午，朱德向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曰文等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带团副一起来赴宴。当时，驻南昌的1万名敌军中，这两个团是朱培德的主力，也是起义部队的劲敌。如果把这两个团的指挥官拖住，使其失去指挥，将对起义胜利十分有利。
敌团长卢泽明和萧曰文等几人接到请柬，一看是朱德将军的邀请，有点受宠若惊。萧曰文当时抓起电话与朱德通话：“旅座，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这次该由小弟作东宴请。”
朱德笑了笑：“这次小聚就我自己作东吧，要不你下次？”
“饭后，我们摆摆‘长城’？”萧曰文在电话中提议。朱德抢过话头，一语双关地说：“搓麻将？这我早有安排，哈哈，你就准备把家底儿全输光吧！”
放下电话，朱德来到教育团校场，只见已站好队形的学员们有如拉满的弓、弦上的箭，一个个斗志昂扬，信心百倍。朱德健步跃上阅兵台，环视了一下排列整齐的学员，用坚定有力的语气宣布：“同志们，大家盼望已久的，最庄严最神圣的时刻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武装暴动，将在明晨4时打响第一枪，把你们对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仇恨，化作无比坚定的勇气，参加到暴动的行列来，向着背叛革命、反对革命的敌人，狠狠攻击！”
当晚，卢泽明、萧曰文等飘飘然地赶来赴宴。宴会设在城西嘉宾楼上，而敌人两个团的驻地都在城东，相距甚远。这也是朱德有意安排的，既是调虎离山计，当然离得越远越好。
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个个喝得醉态百出。萧曰文已八分醉意，他对朱德说：“旅座，朱大哥，在滇军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不但会打仗，不但留过学，对朋友还最讲义气！”
朱德也装着醉意朦胧：“不说这些，咱们今天儿喝他个痛快！你别装熊。”萧曰文打了个饱嗝：“酒……是不能再喝了，我们还要搓麻将。”
这时，老式座钟指针在近9点的位置上。朱德又一语双关地说：“时间还早啊！来，我们搓上几个回合。”说着摆开了麻将牌。
几个家伙都是牌迷，听说打麻将，早已乐不可支，纷纷嚷道今晚要趁酒兴好好玩几圈。朱德为稳住他们，故意输给他们不少钱，假装懊丧地说：“今晚手气不好，不能再打了！”坐在旁边看热闹的蒋姓副团长早就手痒了，自告奋勇地代替朱德参加摆“长城”。
这时，朱德的警卫刘刚悄悄告诉他：“前敌委员会派人已送来‘河山统一’的口令。”
朱德知道，起义部署的一切在按原计划进行。
“发财！”“东风！”“一万！”……交替、轮番地呼唤着，赢家、输家轮流坐庄，几个牌迷进入牌阵如痴如迷。朱德冷静地在一旁观战。
正在酣战中，约莫快到了午夜时分，四圈麻将还没打完，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快开门！快开门！”大门启开，闯进来的人慌里慌张地报告说：“报告，刚才接到通知，说贺龙部有一个云南籍副营长赵福生密报，凌晨4时共党要暴动……指挥部命令各团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严加防范！”
一听“暴动”二字，几个团长一下惊呆了，不知所措，半晌还未回过神来。萧曰文知道这下可坏事了，马上对报告者大发雷霆：“混账东西！你为何不早来报告？”来报告者感到实在委屈，但军情要紧不敢申辩。
这时，喧闹的客厅一下子静了起来。几个团长与团副已变成热锅上的蚂蚁，在客厅里直打转转，面露惊恐的神色，难以镇定，预感大祸临头了。
朱德大吃一惊，但他马上镇定下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各位老弟，不必惊慌。
在这多事之秋，蜚短流长，什么谣传没有？‘暴动’呀，‘起义’呀，天天都能听到，未必可信。各位都是从大风大浪里闯荡过来的，何必大惊小怪？天塌下来，有一颗脑壳顶着，怕什么！来来来，各就各位，打完这四圈，尽欢而散！”
“也许是谣言，不过还是谨慎为好。我们不过是芝麻大的官，万一今晚出了事，脑壳还不得搬家？……谢谢今晚的款待了！好在都在南昌，改天再聚吧！”卢泽明这一说，其他一些人都慌着脱身，推倒桌上的麻将牌，急着要走。
朱德本想把这些人再多留一段时间，现在看来，难以强留，遂打着哈哈送走客人。然后，他立即赶往江西大旅社。
夜很静，街道上昏暗的路灯下，可见匆匆赶赴战斗岗位的起义军和敌人的巡逻队。4点！还有几个小时。现在已暴露，只有改变时间，提前起义。
朱德走进参谋团办公大厅，大多数成员都在，周恩来也在场。大家神色十分严峻。原来，第二十军贺龙部的一位副营晚上失踪，已自下而上报告到这里。情况如何，大家正在推断。谁都知道此人一旦叛变的后果，但谁也不愿意事情发展到最坏的程度。
“情况不妙！”
朱德在多年的战争中已养成临危不乱的习惯，他简要把有关情况讲了出来，最后说：“看来，时间要提前。”
朱德提供的情况印证了事情的严重性。但提前确实不易，在这之前，周恩来签署的作战命令已下达各部队。如何改呢？有人担心。
“要变！要随变而变！”周恩来面色严峻，他赞同朱德的意见。随即，他询问了贺龙、叶挺等部的到位情况，召集大家商量起来……
参谋团经过研究，决定提前起义，改在凌晨2时起义。这是朱德最希望的事情。见大局已定，朱德便向周恩来、刘伯承提出回军官教育团。这时候，他感到应同部队在一起。
“朱德同志，你还是留在这里安全些吧？”周恩来说。周恩来的提醒是必要的：一旦敌人醒悟过来，马上会想到朱德今日的请客，若明白请客的含义，他是很危险的。然而，朱德坚持要回到军官教育团，说教育团的任务不重，不危险。
“砰！砰！砰！”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在指挥部的楼上举枪对空连放三枪，正式发出起义的信号。这震撼南昌、也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的夜空。霎时间，整个南昌城枪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片沸腾！
朱德跃出指挥所，率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中尚未毕业的第三营“学兵”，参加了起义，担任预备队任务，对进贤门方面实施监视，并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
枪声仍然响着，但已经渐渐稀疏了。曙光映照着南昌，江西大旅社楼顶旗杆上的红旗格外醒目、鲜艳。到清晨6时，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肃清，起义取得了成功。
赵福生混在俘虏群里，被本部官兵认出来了。押到贺龙面前，赵福生满面灰尘，不敢正眼看二十军官兵一眼。贺龙说：“赵福生，我贺龙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军长……”赵福生讷讷。贺龙说：“这个地方的敌人由于得了你的通风报信，提前做了准备。本来一趟不费事的缴枪，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伤亡了好多兄弟。你知罪不？”
赵福生头更低了：“我……我看到他们都是云南人……”贺龙一声怒喝：“云南人也有阶级！”随之，贺龙挥挥手，卫队把赵福生押到路边，毙了。
南昌城里的枪声变成了人们的欢呼声，市民们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南昌起义取得伟大胜利，欢迎成千上万的威武雄壮的起义军。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30年后，朱德在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时，曾以喜悦的心情写道：“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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