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别人还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决心已定，决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生母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20多天，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
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时，主考官觉察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于是，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生涯。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于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场，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很快，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察觉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着，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负、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等。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金汉鼎、唐淮源、田钟谷、李云鹄等七八个人组成一个社团以五华山命名，叫“五华社”。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成“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手足，永不背叛”的誓言。
当时的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清政府对此有所警觉，代表着守旧势力的云南提学司叶尔恺暗中拉拢部分教官和学生，秘密监视讲武堂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朱德得到了几期由云南同盟会主编的《盟报》和《云南》杂志。白天挤不出时间阅读，朱德只好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一天晚上，朱德正躲在被窝里看《盟报》，一个外号叫“田螺精”的教官，鬼头鬼脑地朝朱德床边走来。“田螺精”是反动提学司叶尔恺派到讲武堂的走狗。他听到有人告密，说朱德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进步书刊。于是，“田螺精”利用夜间查铺的机会，想从朱德身上抓到把柄，以此来压制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朱德对“田螺精”早有戒备，听到房门有轻微响动，就把《盟报》塞到铺板底下，侧过身子装睡着了。“田螺精”走到朱德床前，见他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悄悄地拿起来，用手电筒照着书面，原来是《孙子兵法》。“田螺精”气得把书往朱德床头一扔，灰溜溜地说：“熄灯了，不准看书。”
第二天早操后，一个同盟会会员问朱德：“昨晚是怎么回事？”
朱德笑了笑：“这种人，长得像个猴精，其实比猪还蠢。”
第一学期后的一天，一位同学找到朱德，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同盟会。对于同盟会以及它的组织者孙中山，朱德早在体育学堂上学时就已经听说。那时，他曾寻求加入同盟会，却没有实现愿望。此时，有人主动地找他加入同盟会，他欣喜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他还是审慎地答复那个同学，待他考虑一番。
不久，朱德如愿以偿，歃血宣誓，加入了同盟会。随后，在朱德的介绍下，“五华社”的成员也先后加入同盟会。从此，朱德开始走上了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1910年的一天，滇越铁路通车典礼在昆明火车站举行。修建滇越铁路，是法帝国主义在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法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企图侵略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各省，并进而控制整个广州湾。
这天早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全体学生早操完毕，全都被带到讲台周围，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讲话，站在排头的朱德发现总办的脸色十分严肃而阴沉。“同学们！”
朱德听出总办今天讲话的声音有些异常：“法帝国主义已将滇越铁路修到了昆明，今天要在车站举行通车典礼。这是我们云南同胞，也是全中国同胞一个耻辱的日子，大家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军人，肩负着守土卫国的重任。大家在学校应该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雪耻救国。今天，停课放假一天，大家可以到车站去看一看。回来以后，每人写一篇文章，谈谈你们的感想。”
会散了，朱德和其他同学一样，紧皱眉头，心里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沉重。
等朱德和同学们赶到火车站时，站台上下挤满了人。不一会，一列满载着法军士兵的火车驶进了站台。插在车头两边的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在阴凉的微风中飘动着，乐队奏起了《马赛曲》。这时候，朱德怒火填胸心欲炸，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身边的同学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唱着，唱着，朱德只觉得脚下的土地在微微颤抖，心里像被毒蛇咬噬了一样感到绞痛，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眼前的一切，咬着牙，流着泪，扭头向学校的方向跑去。
从那以后好几天，朱德一直沉默不语。无论上课、吃饭、睡觉，他怎么也抹不掉那一幅幅屈辱的画面。不久，他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此后，他时常默默地提醒自己：“学好本领，雪耻救国！”
不久，为了扩展新军的需要，从丙班学员中，挑选出100多名组成了特别班，把原来需要学习一年的课程，压缩在八个月里突击学完。朱德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就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
1911年7月，云南陆军讲武堂。主席台上方挂着“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典礼”会标。100余名特别班学员肃立于礼堂中央。台上，列坐着云南显赫人物：云贵总督李经羲（注：原云贵总督锡良已调任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和他的僚属；新军十九镇的统制、协统、标统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逐次点呼学员领取毕业证书。
“特别班毕业生金汉鼎！”李根源刚喊出口，金汉鼎上台，接过毕业证书后退回原位。……
“特别班毕业生朱德！”喊到朱德，朱德以洪亮的嗓音答应：“在！”并以挺拔有力的标准军人仪态走向主席台。
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悄声对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说：“这位就是讲武堂学员中有名的‘模范二朱’之一的朱德，四川仪陇人。”蔡锷赞许地点了点头。
朱德从李根源手中接过毕业证时，李根源笑了笑，讲：“朱德是我们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你们可要知道，他为了进这个讲武堂，从四川步行数千里，还冒充云南人，险些被我除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裁缝。他幼年聪明异常，学习专心刻苦，曾有“神童”美称。后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受其影响极大。1899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督办军事学堂任职。1911年2月，应云贵总督的邀请，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曾耳闻过朱德有关情况的蔡锷一听李根源的介绍，喜上眉梢，骤然对朱德产生了好感：“看得出来，朱德同学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朱德 见蔡锷很瘦削，那对相距甚宽的眼睛闪出逼人的气魄和潜力，双颊像女性，嘴角又显得严峻、刚强，心中油然升起几分敬意。听到蔡锷也夸奖自己，朱德立刻表露出谦逊的微笑，说：“学生只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下决心来云南学习军事。”
“说得好！说得好！中国要谋求独立自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蔡锷很欣赏朱德的朴实和坦率。毕业典礼结束时，蔡锷还特别邀请朱德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朱德很高兴认识蔡锷，并得到蔡锷的赏识。那一年，蔡锷只有29岁，只比朱德大四岁。
自从结识了蔡锷，朱德很快就被这位面颊清癯、表情冷峻、不苟言笑的青年将领所吸引。也许是对蔡锷那不平凡经历的兴趣，也许是对蔡锷那敏捷的思路和干练能力的敬佩，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蔡锷。
一天，吃过晚饭，朱德来到讲武堂主楼旁边的一处院落，这里原是讲武堂第一任总办高尔登的住所。当时，蔡锷就住在这里。一踏入房间，只见蔡锷正在伏案疾书。朱德转身便走，听到脚步声的蔡锷放下笔，喊了一声：“朱德，你过来。”
坐下后，蔡锷问：“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人你知道不？”
朱德点了点头，憨厚一笑。蔡锷接着说：“这些天，我受镇统钟麟同委托，正在编写一篇训练部队的讲话稿。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人虽然不是武将，但他们所讲述的兵家之事见地颇深，他们讲的治兵方法值得借鉴。我把他们著述中有关治兵的言论辑录下来，加了些按语。你看看。”说着，蔡锷把稿子递给了朱德。
朱德接过稿子，聚精会神地翻看起来。朱德很钦佩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言论的精辟分析。
从那时起，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就在中国军队中流传开来，有的军事院校甚至把它列入训练军官的一本教材。抗日战争时期，已是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据说身上还时常带着蔡锷所编的这本书。
1911年8月，朱德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第三期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云南新军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于是，与第三十七协的协统蔡锷往来更是密切了。能分到蔡锷的手下，朱德十分高兴，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蔡锷将军的麾下带好兵，打好仗。从此，朱德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戎马生涯。
见习期满后，朱德被任命为左队司务长，授少尉军衔。司务长，在连队里除了管理军械之外，主要管的还是全连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这就为朱德接触士兵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平日里，他挑担上街买菜，在伙房里帮着伙夫兵挑水、洗菜、烧饭，样样都干。连队收操后，他常去士兵的宿舍查看，问寒问暖，拉家常，帮着战士写家信，深受战士拥护。
1912年秋，已是少校的朱德被调任讲武堂生徒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负责管理学生和教授射击教范、步兵操典以及野外演习等学科、术科。
1913年秋，朱德回到原来的部队，升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二团一营营长。次年初，朱德随部奉调滇越铁路沿线及边境的临安、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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