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曾回忆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1892年，朱德6岁那年，老人把他们兄弟3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400个铜钱。
药铺垭私塾离家不远，坐落在琳琅山的半山腰。从李家湾到这里，要走一段约三四里的山路，还要爬过一段陡山坡。朱德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
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为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三兄弟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田地的地主，朱德暗地称他为“丁阎王”。私塾先生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这个先生知识广博，对每个字、词、句解释得很清楚。朱德见家里花费钱财供自己上学，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朱家兄弟三人被安排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周围的同学就是那些少爷们。这些少爷们根本看不起朱德兄弟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甚至给他们起绰号，咒骂他们是“三条水牛”，还故意把“朱”写成“猪”，用各种方法来奚落他们。“人穷志不短”，朱德兄弟仨反抗过、斗争过，将这些事情上告先生，可是先生也不敢得罪这些地主家的孩子，结果受斥责、挨手板的还是被欺侮的朱家兄弟。
一天，朱德在自家树上摘了一个梨，带到私塾后让丁家少爷看见了，抢去就啃，还恶语伤人：“梨子是人吃的，哪个见过‘猪’（朱）吃梨！”这一下，朱德实在无法容忍了，就同他们理论起来：“我的梨子，你们凭什么抢去？……”
话才出口，丁家的少爷们一拥而上，劈头盖脑地对朱德就是一阵拳脚。大哥朱代历上前阻止，同他们评理时，丁家少爷们对代历又是一顿拳脚。朱家兄弟实在忍无可忍，齐心协力进行还击。丁家少爷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个个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哪个也不是朱家兄弟的对手。朱家兄弟正在狠狠还击时，被先生吼住了，还被罚站了一阵子。朱德兄弟俩虽然觉得先生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但受雇于人的先生也有难处呀！
事后，先生对朱家兄弟好言相劝：“你们要学会忍耐。你们在丁家读书，不忍怎么读下去？古人云：不忍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鼓励他们：“要刻苦用功。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要能吃得下常人吃不下的苦，要能受得常人受不了的气，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这些话让朱德刻骨铭心。
一天，下了私塾后，朱德邀了几个同学去新河游泳。他们又说又笑，高高兴兴地到了新河岸边，只见几个常来游泳的孩子，犹犹豫豫不敢下河去。朱德走上前问原因。小孩把一个张姓的地主家儿子小肥崽横行霸道，不许穷人在新河游泳的事说了一番。只气得朱德二目圆睁，怒火燃烧，顺手拔起一根芭茅杆，折成几节，愤愤地说：“这是啥世道，种庄稼受气，上学也受气，难道洗澡也受他们的气！我们偏要改改这个不公平的规矩！”说着招呼大伙儿，扑通扑通，跳下河去游个痛快。
过了一会儿，只听岸上有人喊：“上来，快给我上来，新河是我们家的。”朱德从水中挺起身，喝道：“姓张的，不要嘴巴不干净，河是地上的，水是天上落的。谁能把新河一口吞了？是好样的下水较量较量吧！”
小肥崽仗势欺人惯了，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再加上同来的人起哄拍马屁，便气势汹汹地下了河，径直扑向了朱德。朱德趁势钻入水中不见了，小肥崽扑了个空，抬头抹了一下脸上的水，四下里寻找朱德。突然，他的长辫子被朱德揪住，连头带人被按进水里，接连喝了几口水，吓得他苦苦哀求：“饶命呀！饶命！”
朱德把小肥崽提到岸边，得到教训的小肥崽哆哆嗦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以后再不称霸耍横了……以后你们随便洗澡吧！”
朱德制服了小肥崽，为小伙伴们出了气。从此，小伙伴们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新河里游玩了。
在丁家私塾读了不久，朱家实在负担不起3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于是让两个大孩子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龄小，又过继给了伯父朱世连，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还开始学作对联。他用优异的成绩证明，穿草鞋的孩子不但会种田，还会读书，而且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读得好、读得多！于是，就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朱代珍这孩子这么用功，将来肯定有出息。
当时，旱灾严重地困扰着山区的农民，许多农家因为田里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1895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一进门就板着脸：“我家老爷有话交代，你家欠下的租，新账加老账，连本带利，分文不能少，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至于今年是个荒年，那只能怪老天不帮忙。租子嘛，老爷有话，颗粒都不能少。你们听清了没有？”
朱家老小听到这里，恨得直咬牙，却没有敢吭声。最后，还是老祖父朱邦俊爆发了，他气愤地对管家说：“你家老爷也太狠毒了，那是要遭报应的。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年要租子没有，要命有一条！”话音刚落就摔倒在地，晕了过去。管家看到如此情景，也只好收场，临出门时，还撂下一句：“你装死也没用。年前你交不了租子还不了债，就莫想过年！走着瞧吧！”
这年除夕，琳琅山里下起了少有的鹅毛大雪，松树白了，竹林白了，田野白了，远近一片银白。不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那是“丁阎王”在丁家大院里关着大门欢度除夕。这时，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默默地送走这年最后一个寒夜，企盼着来年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景。年迈的祖父朱邦俊苏醒过来后依门站立着，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思绪万千。他转过身对火盆旁边的子孙们说：“俗话说‘瑞雪兆丰年’，旱了一年多，这场大雪不易呀！”他像是看到了来年的丰收，看到了希望。
正说着，“丁阎王”家的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租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这里！”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一般，震碎了朱德全家人的心。农历大年初一，朱邦俊父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飘飘的雨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泥泞的小山道上四处奔波，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求拜佃主，租房佃田。他们奔波了一天，毫无着落。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全家人计议到半夜，认为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人家借钱赎回祖屋和祖业田，分居两处各谋生路。于是，决定朱世林夫妇带着孩子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朱家大湾，在朱家老祖屋附近靠祖业田生活。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九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随伯父移居大湾的一年以后，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八里地的席家砭私塾继续读书。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八年的私塾生活。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字聘三，号伯谷，是一位很有见地、又很有骨气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席先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也就打消了科考的念头，在家设馆教书，兼种几亩土地，聊以为生。
朱德入塾时，席先生年近50。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拜见席先生。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我给你起个学名‘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你看如何？”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
在席先生的指导下，朱德先后读完了《纲鉴》、《千家诗》、《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国语》、《战国策》等，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和诸子百家的一些文章。朱德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有一次，席先生领着弟子路过一株梨树下，见果实累累，兴之所至，便出了上联：“路边梨不摘”，让弟子对答。朱德当即对道：“月中桂常攀”，极得席先生的赞赏。
在朱德眼里，席先生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八年间，席先生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意识和图谋变法革新的维新思想对朱德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德曾把他称作自己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每天清早起床后，朱德干点家务，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早年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JP3〗社会的动荡同样震撼着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经常把他听到的悲惨事实讲给孩子们听，启发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下，知道了许多大山以外的事情，明白了许多道理，萌发出“富国强兵”的爱国意识。〖JP〗
有一天，朱德正在私塾里读书，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男女老少约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褴褛，小孩子张着嘴巴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原来这是一群“吃大户”的受灾农民，他们认为席先生是富贵人家，几个手拿木棍的领头人闯进私塾，把席先生抓了出去。可到席先生家里一看，原来是一介穷书生。席先生对灾民深表同情，把家里仅有的一担米给了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财主向县衙门报信，官府派来100多个清兵，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对逃荒的灾民乱砍乱杀，又抓又捆。一时间，灾民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的有的逃上山，有的藏在老百姓家里。朱德想：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再这样下去，穷人还有什么活路？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
1905年，朱德1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追求进步、寻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开了财富的大门。尽管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但是，朱德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于是应试。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必须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70多华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参加考试了。当时，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赶来送行，大家一句又一句地叮咛朱德一路平安。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家。
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城东的县署礼部验身。报名时，他改用“朱建德”的名字。而后，他们又一同去逛街。
县城的街道已年久失修，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扭曲着向前延伸。街市上倒很热闹，沿街店铺挑出的破旧幌子，五花八门；小贩们坐在路旁高声吆喝着，箩筐里装着青菜、豆腐、猪肉、鸡鸭等；空场上还有几个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初次进城，朱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时地伫足，总想看个仔细。当然，他更想知道，在这小城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三天，科举考试开场。经过几场笔试，朱德自我感觉良好。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在1000多名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20名。这是他自己不曾料想到的。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朱德家乡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在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是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不久，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顺庆，是仪陇等八县的府治所在地，地处嘉陵江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和经济的中心。朱德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如此开阔的地界，一切是那样陌生，又是那样新鲜。
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他对此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的不一样，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进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年9月，在家中长辈的主持下，按照封建习俗，朱德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曰”、“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国文老师每次上课，总是挑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重点进行讲解，课后还指出要阅读的重点书目；有时课堂还组织学生讨论，互问互学。朱德特别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史记》等名著，课后还常与同学们逐字逐句地研究《孙子兵法》，学习古代兵家的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并结合《史记》、《资治通鉴》等的观点和内容，分析中国每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政治得失、治乱复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从书中学习和吸取兴国的经验教训。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这里一年的时间内，朱德如饥似渴博览群书，后来各科学习成绩优秀，且能写一手好诗文，接受到科学的教育，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进步思想。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当时，没有辫子就是反叛朝廷，是要定死罪的。对此，朱德十分佩服。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很快，朱德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特别是上体育课时，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因而很快就掌握了单杠、双杠、木马、体操的基本要领。
有一天，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一本《民报》，一部分铅字已模糊不清，显然小报已几经易手了。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朱德如获至宝，读了再读，刊中文章揭露了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读过之后，朱德又把它塞进其他同学的枕头下。他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同盟会。于是，他多方探听谁是同盟会会员，结果却使他感到失望，谁也没有能告诉他有关加入同盟会的情况。但他思想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别担任文理科教习。
坐落在金城山下的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前身是“金粟书院”。1906年改办县立高等小学堂后，把持学堂事务的仍是那些代表保守势力的旧派人物，他们认为千百年形成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教授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一类的旧学内容。
开学前，朱德回到了马鞍场，家人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让朱德坐在堂屋的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朱德看到家中依然破旧，生活愈加贫困，而且欠了许多债务，对于家人的“厚待”他愈发不安起来。
朱德把当体育教习的事告诉了家人，没想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后来回忆说：“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我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以后，他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12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而结果却是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他大叫大闹道，苦力也会这个！他接着跑出家门，一直到我走，他也没回来。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啜泣。”朱德倾尽全力向伯父作着解释，告诉伯父，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体育是新式教育的一部分。他十分清楚自己“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然而，尽管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并不打算再回到大山里去，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朱德离开马鞍场的那天，一向疼爱他的伯父送出好几里路才回去。朱德望着伯父的背影，伤心地哭了。
回到县城，朱德全力地投入到办学的工作之中。然而，传统势力依然主宰着偏狭、闭塞的山城，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开学伊始，朱德就感到周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意识到面临一种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
朱德等人进入学堂后，接管了学堂的事务，更引起旧派势力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朱德等人。
果然，不久就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说他们教的新学，有损国粹；说他们头戴假辫子，是假洋鬼子；说他们传授野蛮思想。有人还贴出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有人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
谣言和诽谤没有动摇朱德等人兴办新学的信心，他们积极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学的进步意义，鼓励学生接受新学教育。于是，陆续有一些学生从私塾来到学堂就读。一时间，学生从原来的12人增加到70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习生活，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也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镕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向老师和朋友辞行。
为此，他的恩师刘寿川同他彻夜长谈。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云南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夏季开始招生，约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试试。”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刘寿川叮嘱：“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你就放心地去吧！”
“真的，非常感谢您这些年来的关照与教诲。我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朱德饯行。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告别了朋友和恩师，朱德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马鞍场竟是50余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乡。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相差也并不多。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这或许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理由。
当然，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强兵救国”论，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而今，“教育救国”的梦在朱德看来被击得粉碎，朋友约他报考讲武堂，这不失是一条新的好路。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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