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了家门口，才发现脚下已是大标语铺路，大字报夹道
○成立“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爹爹的万人大会
○离开兰花的爹爹开始整日悄然无声孤坐书房
○我必须亲手将保存了20年的信毁灭掉吗？我问自己
○元帅府骨肉分离愈演愈烈，最后连妈妈也有家难归了
○车到了家门口，才发现脚下已是大标语铺路，大字报夹道
1967年，羊年。
可这只羊不温顺，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气势。才开年，就发起了
“羊角疯”，把中国推进了更加疯癫迷乱中！
上到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到基层干部、平民百姓，谁都没有逃脱史无前例浪涛的冲击！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被游街、被拳打脚踢，剥夺了人的权利。造反派们则头脑发热，以为天老大地老二他就是老三，人的天良在天地翻腾中渐渐泯灭。然而这个飓风的发源地——“中央文革小组”，还在不断地兴风作浪……
一张张黑名单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手里诞生，直到将黑名单里的人打倒在地，踏上亿万只脚为止！那可怕的名单上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老帅、老将和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大名，就连爹爹这样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过袁、护过国、北上浴血征伐、曾经被国际友人比喻为“红军之父”、人们亲切呼唤的“总司令”、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人民的光荣”的元帅，也在劫难逃。
“文革”这场冲天大浪没有向已经81高龄的爹爹网开一面，而是无情地将他推进了历史的旋涡中。
1967年2月，北京的气温似乎还在西伯利亚寒流的统治之下，没有丁点春季到来的温馨气息。如果谁能停下脚步，细细观看树头枝桠，地面枯草丛堆，就会发现春天和以往一样，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已经孕育在枯黄之中。
如果说生命离不开空气和阳光，那么生活中的生命却无法离开社会环境和政治空间。
这年春天，是备受冷落的春天，谁也不理会它是到来还是离去。
人们生存的大地上正在剧烈地升温。
在“文革小组”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幕中国历史为之恸哭的悲剧。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被拉下马，他们背上了中国头号、二号“走资派”的沉重十字架。随后，荣升不久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也突然被打倒，戴上“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文革小组”手里的“帽子”越来越多，型号也越来越齐全。给现任中央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配备了相应的帽子后，他们似乎还不能合眼睡安稳觉，还觉得硌眼。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愈演愈烈。打天下的将帅们，除林彪是革命派外，其余全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
这时，早已不掌握党和国家实权的爹爹也被拉了出来，成了他们又一射击的靶子。因为这个靶子是第一元帅，他一倒，上挂下连，其余将帅还不顺理成章一起跟着倒？这叫连环靶，厉害的一招。
解放后，中央考虑到爹爹的年纪大了，如果用现在的年龄标准衡量，爹爹不过才60多岁，正当年的年纪。可是刚解放时，干部年纪普遍比较轻，爹爹就算大年纪的人，为减轻爹爹的工作强度，毛泽东伯伯也找爹爹谈过几次话：和平年代的总司令，要适应新环境，党决定安排新的岗位。
爹爹这人非常敦厚，他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最尊敬的人，也是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二话没说，服从中央安排，听从毛泽东指挥，除担任党和国家副职工作外， 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直到1976年逝世。
以前爹爹比较喜欢住离山比较近的玉泉山，对中南海里的事情不太过问，特别是会议桌以外的事情更不过问了。尽管他每年要数十次下到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
1966年“文革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孤陋寡闻了。然而爹爹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世界，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偏激的词？他多次向上反映过自己的不理解。当然，这些不理解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熊熊烈火也是杯水车薪！
一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爹爹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瞧瞧，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上倒是有人为他担心。
爹爹也不管“文革小组”的人爱听不爱听，一味按自己的思路往下顺：
“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这不等于在和“文革小组”唱对台戏，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几乎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字眼，毫无遮盖地爬上了大街的墙壁上：“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爹爹在玉泉山听到康克清妈妈打来的电话，他不能再“孤陋寡闻”，按兵不动了，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刷得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色大字体，在冰冷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爹爹的心都揪了起来……
这是中国政权的所在地啊！哪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面啊！
等车到了家门口，才发现他的脚下已是大标语铺路，两边是大字报夹道。
他心痛难忍，有口难言！慢慢走近那些白纸前，细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字？看着看着，他差点没笑出声，其中一张勒令书，竟然写着“朱德向革命群众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嘛！爹爹心里好气好笑，好悲好叹。
“大字报里只有两个字‘朱德’是真的，其他都是造出来的。”当我问爹爹大字报之事时，爹爹用拐杖点点地面，愤然道。
○成立“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爹爹的万人大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就嫉恨朱德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被国民党咬牙切齿骂为“猪毛”，甚至在街头的漫画上都恶毒地画上一头猪，身上竖立着粗粗的毛。可以说，那时提起“朱毛”，无论在红区（革命根据地）还是白区（国民党统治区），谁人不知晓？自从毛泽东和爹爹1928年胜利会师在井冈山后，中国革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仅是起义部队的会合，也是伟大人格的会合！
俗话说：皮无存，毛焉附？他们相互扶持、相互配合，承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走出了第二次革命的低谷，带领新创建的革命队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路上爹爹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为进行殊死的抗争，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直到将红四方面军带上北上抗日的长征路途，从而保证了红军部队的有生力量。抗战中，爹爹担任八路军总司令，而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
如果用现代时髦的词来比喻他们的关系：优秀的“搭档”。这个比喻好像不够严肃，但十分准确。
爹爹的名字和毛泽东一起写在共和国最显著的史页上！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点。只有“文革”中，历史成了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断章取义、胡乱拼凑的文本。
爹爹回到中南海后，他没有找毛泽东，也没有找周恩来，没有为自己说半句辩解的话。他一个人默默孤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
康克清妈妈用担忧的眼神瞧着他。
爹爹苦苦一笑，好像对外界的诽谤很冷静，反过来安慰妈妈：“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最了解我啦。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
爹爹这话没错，但是正确的理论往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检验往往又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人民大学的造反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了，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眼见81岁老人要成为手臂如林的批判对象。
周恩来伯伯及时向毛泽东伯伯做了汇报。
如果说“文革”无情，那么毛泽东在爹爹问题上是有情的。他不允许“文革小组”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他颇有感情地说：“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毛泽东的话救了爹爹一驾，造反派灰溜溜地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没有了下文。批斗没有搞成，并不意味着爹爹以后的日子就太平无事了，
“文革小组”换了一种手法，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由激烈词语改为含沙射影，由身心折磨变为触及灵魂的精神折磨……反正目的一个：让总司令红不起来！
直到 1976年爹爹离开人世后，极左思潮的狂热者也是受害者——戚本禹，在批斗朱德的事件上，备受良心的谴责，多次想向爹爹说声对不起。但监狱的高墙将他对自己的谴责封闭在内心世界里。等他刑满释放，恢复自由时，爹爹已经了却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沉沉浮浮，走了。遗憾中的戚本禹还是鼓足勇气给康克清妈妈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请朱老总的家人原谅他当时对待朱老总的错误做法
虽然爹爹没有看见这封迟到的悔悟信，如果九泉有知，他会宽厚而笑的。
正如他生前所说的：“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
○离开兰花的爹爹开始整日悄然无声孤坐书房
“文革”一开始，爹爹就得了一个大“帽子”——养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爹爹沉默地走进花圃，用手抚摩一朵朵怒放的兰花。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兰花，和他相伴度过了多少朝夕？给他紧张的工作日程抹去多少疲惫？它们身上留着他多少汗水？为养活它们，他在灯下查资料，眼睛看花了多少次？他已记不清了，也根本没有在意过，可是突然一天要离开这些兰花，记忆又变得清晰起来。几乎每一株兰花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严于克己的爹爹，最后不得不忍痛把自己十多年收集来的6000多盆兰花，包括住宅里的兰花全部送给了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的兰花多了，可爹爹的心空了！
离开兰花的爹爹开始整日悄然无声孤坐书房，打发寂寞的日子。如果问这些经历过艰苦岁月，度过生生死死的将帅们最怕什么？不是艰苦，不是批斗，也不是被人误解，最怕的是寂寞。
赋闲的爹爹眼前突然没有了绿色，没有了争奇斗艳的兰花，面对的是空寂无声的房间，好像旺盛的枝叶被抽去筋一样，失去了生命活力。在爹爹眼里连阳光灿烂的口头都变得如此暗淡无光，整天心烦意乱，度日如度年似的。
爹爹毕竟是横刀立马走杀疆场的元帅，决不会因为失去兰花而自暴自弃，意志消沉的。度过一段好似软禁的生活，爹爹又走出家门，在门前的空地来回打量起来，心想：不能养花，我就种菜！
爹爹像当年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那样，挥动锄头，在自己门前开了一块菜地。每天傍晚，也是以前去花圃的时间，他都要“下地”劳动，在地里摆弄一阵子才回家。到家门口，他先站在门前，不断跺着布鞋上沾的黄土，怕把泥土带进客厅，给工作人员增添打扫的麻烦。
我们每次看见爹爹额头上滴淌着亮晶晶的汗珠子，手里捏着锄头把子，呼哧呼哧地喘气，都担心地问他累不累？
爹爹却笑呵呵地直摇头。他那黝黑如农民的脸庞上带着收获的愉悦。
也不知是爹爹和绿色有缘分，还是有多年养花的经验，他种的菜总是比别人长得好，绿油油的一片，特别引人注目。不多久，门前的菜地开始有了收成，先是青菜，后是莴笋，再后来西红柿、茄子、豆角，纷纷搬上了家中的餐桌。每次收获，爹爹总是让警卫员送些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了菜地多少分担了对兰花的思念。但兰花和爹爹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他是无法割舍下这段情缘的。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老帅们的日子好过了一些，能自由行动的爹爹，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中山公园看望他的兰花。一进花圃，看见熟悉的兰花，好像看见久别的老朋友，眼眶都湿了。爹爹离开花圃时，大家让他再搬一些兰花回去。他想想，还是拒绝了。他觉得兰花养在中山公园是他的心愿，也是兰花最好的归宿！直到爹爹离开人世，他再没有养兰花。他生前所养的兰花，有的至今还成活，在中山公园里经常和观众见面。
○我必须亲手将保存了20年的信毁灭掉吗？我问自己
自从爹爹开始被红卫兵揪斗，我们一家在大学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组织的人上家里来，要我们夫妻交代爹爹反毛主席的罪行。开始我们一听都觉得好笑，爹爹整天只是教育我们如何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哪里会反对毛主席呢？我们就如实讲爹爹教育我们的事例，可是红卫兵对我们的“交代”特别不满意，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爹爹划不清界限，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我们不配合行为，令造反派们气恼，他们的态度越加恶劣，凶狠狠地说，如果继续给你爹爹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抄家？我心里一震。第一个想到的是爹爹写给我的信。
我爱人刘铮倒是挺硬气的，你们抄家好了，人正不怕影子歪！
我不这么简单想，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人正有什么用？造反派们专门揪不怕影子歪的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必须将爹爹的信抢在造反派动手前毁掉。
爹爹给我的信有十多封，大部分是我重返莫斯科后，爹爹写来的。“家书抵万金”。这叠信我整整保存了20年，有时经常拿出来看看，静静地重温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情。爹爹在信中几乎都是教育我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学好本领回国报效祖国。字里行间无不倾注了一个革命家崇高的胸怀和无私的品格。可就是这样革命的信件，我们也不敢让它们落入那些居心叵测人的手里，他们会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当做炸弹投向危难中的爹爹。
一天半夜，趁孩子们都熟睡了，我瞒着丈夫，一个人偷偷起来，取出爹爹的信。许久，我坐在皎洁的月光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摩这一封封爹爹的亲笔信件，粗糙的牛皮信封在手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和我说再见。从此信件将变成物质不灭的另一种形式，永远离开我的视线，永远不能再见……顿时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难道今天，在这样明亮充满柔情的月夜里，我必须亲手将保存了20年的信毁灭掉吗？我问自己。
可是我无法忘记白天造反派在我面前扬言要抄家的神情，惧怕和疼痛像巨大手掌来回绞杀着我的神经，那分苦恼和无奈，至今也无言名状。我终于狠了狠心，点燃煤气炉，将信的一角对准蓝色的火苗。信纸哗地点燃了，红色火焰飞快地吞噬了整张信纸，顷刻间， 20年的岁月化作一片片轻飘飞扬的黑色灰烬……
我不知道是在为我脆弱的收藏而难过，还是在为我无力抗衡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而悲伤？
一边烧信，一边落泪。我的眼泪无从弥补永远的失去。直到今天，我手里没有爹爹一封亲笔信，仅有的一封，还是复印件，那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下来的。
信件烧了，心病依然没有减轻，处境也没有因此好转。
因为我们写的交代总是不能合造反派的口味，所以我和刘铮整日在各自的单位里写交代。刘铮他原本是我们解放区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他应该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却因为我爹爹的缘故，他在外交部也遭受批斗。
我们经过车轮战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击，开始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为自己寻找天窗，寻找紧急出口。最后我们渐渐明白，尽管我们不知道应该交代什么，但我们必须写，如果不写交代材料，我们就会长期遭受这样折磨，永世不得翻身！
我只好想法给爹爹编造“罪行”。比如爹爹爱看川剧，这是喜欢封建帝王将相的表现；比如爹爹爱爬山，这是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再比如爹爹爱养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
我们在绞尽脑汁写交代材料时，我的孩子从外面回来告诉我，说外面大街上打倒爹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南海里面也有打倒爹爹的大字报。
中南海外人进不去，我估计是爹爹身边人写的大字报……
我只觉得急火攻心。爹爹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万一忍受不了这些史无前例的侮辱性攻击，多病的身体万一顶不住发生意外，我们做儿女的如何面对这幕悲剧？
我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放心不下……那时可不是现在，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那时私人住宅几乎都没有电话。办公室里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我还在和漫天大字报、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我的罪名又要升级，
“交代”更无出头之日了。我住的北京师范大学和爹爹不过相隔五六里路，此时却如同相隔千山万水，去一趟是那么的不容易！
万万没有想到，更让我觉得不容易的事还在后头呢！
○元帅府骨肉分离愈演愈烈，最后连妈妈也有家难归了
我利用一次写完材料的机会，就说是出学校买东西。我根本不敢讲是去中南海看爹爹。否则，那些年轻我若干岁的学生头头们知道了，一定会瞪圆他们没有学会爱就先懂得敌视的眼睛，怒斥我为什么不和大军阀父亲划清界限？爹爹看不成不说还要招一顿训斥。我这一辈子只有在德国集中营靠假身世才活下来的人，此时不得不违心靠假理由获得短暂的自由。
我的心在哭泣，在愤怒。哭泣我的无奈，愤怒时代不让人讲真话。
我一离开校门，骑着自行车飞快往中南海跑，不一会就到了中南海西门。我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
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
我一听急了，我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
卫兵不管我的父亲是谁，也不听我的解释，像木桩一样，笔直站立，目不斜视，望着前方，好像身边根本不存在一个正用期待甚至是乞求的目光仰视着他并指望他开恩放行的人。
我知道，这怪不得卫兵，他不过是在执行上头的指示。
我像一个拒之门外、身分不明的来访者，伫立在空旷的门外。仿佛这红墙这中南海这经常进出的西门从来都和我没有关系。
我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独自打量这处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异常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这紫色的红墙那么的刺目；第一次觉得习以为常的院墙可以让人感觉是一座高入云霄的雪山。一堵墙可以让人品尝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夺——自由、亲情和空间。
如果说以前我流落异国他乡是无家可归，那么，如今我是有家难归，而且站立在亲人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
中南海里上演这幕红墙内外亲人不能相见的悲剧，恐怕属于“文革”时期的独幕剧了。“文革”以后，我再没有听说哪位领导人的孩子不能进红墙和父母团聚的怪事。
我不能总是站立在门外，即使站成了雕像，我还是进不了家门。从卫兵的神态看，这已是定局。我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爹爹打了个电话。爹爹在电话里听说我不能进中南海，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可能爹爹也感到意外。过了一会，爹爹声音低沉地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爹爹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让你妈妈去门口……过一段时间，你再进来看我。”
可是爹爹他不知道，这次不能进中南海，意味着以后家人再也不能进中南海看他了。他所说的过一段时间，竟然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疏散”在遥远南国的父母亲才再次重返北京。为了以后能同我和孙儿们见面，爹爹没有再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这以后，我们才能回家，和爹爹一起度周末。
过了一会，妈妈急冲冲地来到传达室，和我谈了爹爹的近况。听说爹爹除了心情不好外，其他都说得过去，我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不能和爹爹见面，心里觉得堵得慌，有一种自己被隔离或者是爹爹被软禁的感觉。
妈妈正在为爹爹遭受批斗心急如焚，她一见我，如同看见可以诉说内心话的人。她的着急她的忧虑，强烈地表现在她的言语中，我无法分担妈妈的忧愁，只能在传达室里小声地劝解妈妈，让她负重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
不多久，元帅府的骨肉分离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妈妈也有家难归了，不能再在家陪伴爹爹。她被妇联造反派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中国妇联的大院里。我和丈夫再去中南海传达室，看见爹爹拄着拐杖，带着我的大儿子刘建，步履螨跚，远远朝我们走来。
我一惊，妈妈呢？怎么让爹爹一个人来？
多日不见爹爹，他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增添了许多，他神色忧郁，心情沉重，和我们见面，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地高兴。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一询问了我们另外几个孩子的情况。他教育我们要积极参加学习，正确理解
“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孩子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散在社会上。
我问他妈妈呢？他只是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
已经13岁的儿子，在一旁悄悄告诉我们，奶奶被抓去游街了，他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
爹爹不做声。我不想再问他什么，在这个谁都进来的传达室里，爹爹他又能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我只好关照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儿子，要听爷爷的话，不要出去乱跑，多和爷爷做做伴。我知道妈妈不在这段时间，只有孙子是爷爷的感情寄托了。
爹爹起身离开了传达室，望见他渐渐弯驼的背影，我想，爹爹嘴上不说什么，不等于心里不想事，他比妈妈更难，妈妈有什么苦恼还能和我们说说，可是爹爹这样身分和在这个高层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内心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否则爹爹这样乐观的人不会那么快地苍老，情绪也不会那么低沉。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68年底，全国实现了“山河一片红”，各省建立了新形式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混乱的局势逐步得到控制，康克清妈妈也可以一个星期回家一次。
记得妈妈第一次允许回家，是 1968年的夏天，她从沙滩的妇联坐 103路公共汽车到府右街，在景山公园门前的一站，她在汽车上看见我的儿子在站台上，因为车子太挤，孩子准备再等一辆，没有看见奶奶在车上。结果奶奶一边高喊着：我下车！一边奋力往外挤。刘建在车下奇怪，人都在拼命往上挤，怎么还有人拼命往下挤？再仔细一看，是奶奶。他连忙帮着把奶奶从人群中掏了出来，拉下了车。身体肥胖的奶奶哪里经得起这番剧烈奋战，她下车后，浑身已是大汗淋漓，衬衣都湿透了。但她还是高兴坏了，她好久没有看见家里的人了，没有想到第一次回家就在路上遇见了孙子。他们又等了一辆车，一块回了中南海。
这一天，是爹爹最高兴的一天，他发出许久没有发出的笑声。
我们那时还是不能进中南海，每星期在传达室和父母见一面，但是外界已经不再提批斗爹爹的口号，我们多少松了口气。
刚刚觉得形势好了一点，爹爹又一次面临居心叵测的“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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