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一
　　
　　 当年，妈妈和祖母把家乡住“熟”了，这是她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她们并不期待爸爸哪一天把她们带回上海，于是也让我拾捡到一个纯粹的家乡，一个只能属于乡下孩子的透彻童年。
　　能把我妈妈和祖母深深吸引住的，除了家乡原本拥有的一切，还有一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新鲜事端。原本最沉闷的小村庄突然变得一点儿也不沉闷，祖母便把一把竹椅子从家里搬到堂前檐下，笑眯眯地梳着头，看着，听着，问着，笑着。等到吃饭时，她就慢慢讲给妈妈听。祖母的讲述，不哕嗦，很生动，又加着自己的许多判断，妈妈听得非常来神。
　　政权更替的事务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土改工作队早就撤离，最平常的新日子开始了。
　　
　　
　　 二
　　 乡间盛传，要查一查“恶婆婆”了。
　　“恶婆婆”的恶名，其实在乡村间人所共知，但很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谈起，因为家家都有婆婆和媳妇，怕彼此敏感，怕互相影射。真正的“恶婆婆”并不多，但在眉眼举止间带有“恶婆婆”印迹的妇女，在浙东农村并不少见。结果，在批斗地主或捉拿土匪时期天天都要被惊人话题所席卷的家家饭桌，突然变得沉寂了，沉寂中有眼角的窥探、咳嗽的多义，连盘盏的摆放和挪移都显得暖昧起来。
　　毫无疑问，所有的话题没有一个比这无声的话题更能渗透屋宇，终于有一天，首先是婆婆，当然是婆婆，用愤怒和鄙夷的口气，谈论起了邻村几个已经处于众目睽睽中的“恶婆婆”。
　　“恶婆婆”是中国农村的恐怖梦魇。一个个原本善良而又胆怯的妇女，在宏大的宗法伦理构架中储存着恶，见习着恶，只等时间一到向着更年轻一代的妇女泼洒，造成大量的传代暴虐。更年轻的一代妇女又牵连着她们的丈夫，因此整个门庭也就变得萧杀和怪戾。
　　辛亥革命之后不少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救，但他们的声音和实验如片石人海，转眼间无影无踪。直到这时才有了一点希望，由外面来的女学生们组建起来的妇女会开始搜集暴虐行为的传闻，并着手调查。真实的事件使女学生们一次次流泪，很快地擦拭一下再继续记笔记。笔记上，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比例统计了出来。
　　几个月过去，终于有一天通知召开妇女会。本来安排的是小会，没想到每次都满窗满门地挤成了群众大会。有一些中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在阵阵追问中低下头来，女学生们宣布妇女会的决定，明天该由她们蹲在路边拔草了。
　　几个恶婆婆板着脸孔去拔草，平时天天如惊弓之鸟的小媳妇不知该怎么办。她们不相信一场短暂的露天游戏能改变千百年来的屋里规矩，便不再理会妇女会的事先劝阻，壮着胆子要去替婆婆代劳。妇女会的几个青年学生早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便拥到路边来与小媳妇论理。说来说去群情激愤，直到小媳妇扑通一声跪倒在青年学生面前，低喊一声：“你们走吧，她是我婆婆!”
　　
　　 三
　　
　　 这种事情，使得有些婆婆幡然改悟，也使得另一些婆婆与儿媳妇更加水火不容。让后一种婆婆大吃一惊的是，儿媳妇居然提出要离婚，不是夫家休她而是她休夫家!
　　这在农村可是关及夫家脸面的重大事件，弄不好还会引起两村之间的残酷械斗，但现在，乡政府居然快速地批准了。
　　我家邻村的一个离了婚的年轻妇女按照乡政府的裁断还分到了部分财产，那天正准备雇船回娘家，恶婆婆恼羞成怒，安排了几个无赖子搬着石块要砸船。
　　 村长闻讯后前来阻止，但他是个瘸腿的复员军人，动作不快又缺少威慑，恶婆婆立即指挥无赖于们转移到船的另一头。那头岸边站着一群老太太，她估计一定会站在自己一边。谁料想这群老太太的核心人物是我祖母，她完全不理会那个恶婆婆，只把眼睛盯着那几个无赖子，喝一声：“你们敢厂
　　无赖子们打量了她身边其他老太太们的脸色，便都伸了一下舌头把手上的石头扔在脚下。这时村长一瘸一瘸走到祖母跟前，说：“到底是上海老太，有见识，有威仪厂
　　真正离婚的小媳妇不多，多数都有了孩子，还是在婆家过日子。但她们可以出门成群结队地一起玩耍说笑了。她们的步履和笑声，是对几百年历史的一种终结。
　　
　　 四
　　
　　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妈也下楼了。
　　她嫁到余家后很少下楼，因为余家这房子与朱家完全不同，没有围墙，没有院落，没有门廊，任何人一伸脚就走了进来，而房间又那么小，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角落，因此她一般生活在楼上。她下楼先是受人之请，后来则完全是主动的了。
　　以前是乡亲们来请她写信、读信，现在来请她的正是那些刚刚有了自由的小媳妇，她们想请妈妈教她们识字。
　　她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于是我家全成了喜鹊窝，整天叫声不断。
　　作为争取我妈妈时间的代价，这群喜鹊都争着抱我。
　　前几年我回乡时一路遇到的老太太都说抱过我，把跟着我的朋友们吓了一跳。我则在心中自语：喜鹊老了。
　　我的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当时还十分年轻，回乡探望祖母时就被这群喜鹊团团围住，除了小媳妇，还有更多没结婚的女孩子。我想，这与叔叔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多少有点关系。
　　“看你们，成天唧唧喳喳，还嫁得出去吗!”叔叔笑着说。我猜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五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过的老人家指划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乡政府正愁农村缺少文娱活动，因此大力支持，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盖妥了，她接着喝。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六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批判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整治“懒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七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地带十分辽阔。
　　他们不是不想干活，而是经常找不到活，干两天闲一阵，不像一个勤快人。其实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人物，没有家，住土谷祠，给人家打点短工，没工打的时候更多，喝几口酒，听几句戏，打几回架，偷几个萝卜。以前人们相信“勤能致富”，其实未必。即便在小农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难度也很大。每一项农活都是天时地利循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能够有效掌控整个程序的农人，在整个农村中比例极小。因此，极大多数处于一种被动的“环节性雇佣状态”。
　　这些人中，有一半人吃苦耐劳，没活找活，干得累死还是一贫如洗；另一半人看明白了，心想既然结果都是一贫如洗还不如不干，何苦从辛苦里绕个弯。
　　这些人由于长久闲散，倒也见多识广，一有风吹草动必先冲上前去，观望、起哄，直至参与。阿Q就是这样跻身革命却未被准许的。我们乡间土改时期，这些人也站在前面，上上下下都来得，等到浪潮过去，他们又闲下来了，把从地主家分得的“胜利果实”，也一一变卖果腹，生活又很快难以为继。
　　我发现祖母与这些“懒汉”很谈得来。对于村子里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她会背后夸奖，而对于“懒汉”，却会当面说笑。相比之下，她尊重庄稼人，却喜欢“懒汉”。这里边的原因，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八
　　
　　邻村有一个姓周的“懒汉”，比较有名，他还是祖母的表侄儿，绰号“滥料”。
　　土改时要把地主家的充公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财物已经登记造册，贫苦农民可以按照各家标准选择申请。他事先来问祖母该申请什么，祖母劝他选一些最实用的寒衣和农具。谁知他偏偏选了一把最不实用的红木象牙太师椅，搬进他家的茅茨泥地间，不知如何伺候。后来实在是又冷又饿伺候不下去了，便把它扛到周围的集市去卖，还开出了一个天价，观海卫、逍林、鸣鹤场都去了。这椅子死重，亏他一天天风雨无阻地扛在肩上汗流浃背，游走四方。
　　但是，那年月大家都在打造一种简朴的新生活，谁会买这种椅子?
　　有一次我爸爸从上海回乡探亲，在外公家问起那年与妈妈结婚时拜高堂，受拜的外公坐的那张大椅子何在，外公万分谦恭地说：“周同志保管着。”
　　爸爸觉得奇怪，便问“周同志”是谁，外公说出来的名字爸爸又没有听说过，只得回家问祖母。祖母听了大笑：“什么周同志，滥料啊!”
　　
　　九
　　
　　 原来外公上街时已经多次见滥料把那张椅子扛来扛去，只是没有作声。这次祖母觉得外公把滥料恭称为“周同志”非常可笑，当作笑话到处说，结果反倒让滥料本人知道红木象牙太师椅是谁家的了，不免大吃一惊。他知道是亲戚关系，连忙扛着椅子到祖母面前道歉。
　　祖母说：“这椅子你是分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道什么歉?只是你不听我话，没要两件棉衣，椅子又不能穿。”
　　滥料回答道：“也能穿，天天背来背去，一身暖和。”
　　祖母笑了，说：“还是我买下送回去，做个人情吧。你可不能乱喊价。”
　　滥料夸张地后退两步大叫：“我不可能要这钱，对亲戚不仁不义，今后还怎么号召群众?”他还带着土改时的一些词汇。
　　祖母趁机舀给他一袋粮食，又数给他一点零用钱，说与椅子无关，是婶婶救济表侄儿。
　　滥料忙摆手：别说救济，是借贷。
　　祖母说：“你还讲究这个，要说借贷就要还，不能名不副实。”
　　滥料说：“那就说帮衬吧。”
　　祖母笑了，说：“连你也会咬文嚼字!”
　　说完，祖母又请他帮忙，把椅子搬回外公家。
　　
　　
　　十
　　
　　滥料办这等事总是太张扬，摇来晃去怕人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一路说。还没走过河西桥，已经有小孩飞快地去报告外公了。
　　外公闻讯后堵住门，等滥料到了就说：如果再坐这椅子，这几年就算白“改造”了。
　　滥料没法，只得再扛回余家，报告祖母。
　　祖母听了有点生气，说外公“怎么进步得有点矫情了”。
　　妈妈在一旁说：“他倒不是矫情，是怕坐上这椅子想起以前虚有其表的日子。”
　　祖母一想，这事本该多问问我妈妈，现在卡住了，还是让妈妈处置为妥，因为只有她能体谅两头。
　　祖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妈妈。
　　妈妈想了想，说：“村里演戏正缺一把太师椅，做道具。”
　　从此，每当戏演到一半，总会有人到台口眯缝着眼睛大叫滥料，要他赶快上台来扛椅子、换布景。那椅子实在太重，赖在他身上了。
　　
　　 十一
　　
　　第二个著名“懒汉”住在我家对门的两间石屋里，叫方子。
　　清清瘦瘦，说话不多，在村子里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户口登记，登记员照往常习惯写了他的名字方子，他看了骄傲地冷笑一下，说：“不对，是石肪的舫，迟暮的迟，肪迟。”登记员不明白什么是“石舫”，什么是“迟暮”，他又冷笑一下，说：“递笔来，我自己写。”
　　他是外出回来的。到过哪里，做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在我印象中，他平日只做两件事，一是拉二胡，二是与我们学校的老师作对。我们有时追着他的琴声过去，他一见便停，问今天学校里老师又讲了什么课，我们稍稍回答，他便开始笑骂老师处处不通。他说，好多字是前人搞错了的，不用学得太认真。例如那个“矮”字，一个人戴着帽子蹲着脚在射箭，“矢”就是箭，那么这个字就应该是射；而“射”呢，寸身为矮，正好对调。
　　听他这么说我就佩服起来，他则叹一口气，苦笑一下，拿起二胡又拉了起来，声调十分凄凉。
　　祖母背后说他，年纪轻轻不干事，就靠老母亲纺纱织布养活。妈妈说，田头的活他看不上，他看上的事，人家看不上他。
　　
　　十二
　　
　　有一天深夜，两个村庄的孩子们准备一决高下，叫“打大阵”。早已花了几天时间做弓箭，箭是偷家里的筷子削的，头上包棉花，再浸煤油，到时候一点火，万箭齐发，喊声震天，孩子们拿着棍棒在喊声中冲锋陷阵，甚是壮观。现在想来，这阵势包含着很多危险：点火的土箭时时可能燃着草垛，而草垛又连着房舍，真不知怎么把大人们都瞒过了。
　　其实，那时还是有一个大人混迹于战阵之间，那便是方子。他坐在田埂边的一个瓜棚里拉着二胡，于是孩子们的整个战斗过程都有音乐伴奏。
　　他不可能看不到眼前的激烈景象，却又为什么全然不理?
　　这个图像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黑漆般的大地，流星般的火光，潮水般的童声，幽灵般的男人，夜禽般的二胡……忽然二胡中断，只听茅棚那里传来他低沉的声音：“行了!”接着从脚步声听出他已经离开。
　　他好像把一种魔法施人了这两个字，轻轻一吐便使满田野亢奋的孩子刹那沉寂，悄悄退兵，各自回家。
　　第二天见到他，一脸寻常，似乎根本没有昨夜。
　　也许本不是他?但方圆几十里，还有谁能拉出这样好的二胡?这么一想，一身寒噤。
　　十三
　　第三个比较著名的“懒汉”叫越英，成天拖着鞋子走路，也不赤脚，也不把鞋子穿好。他父亲请前村一个老学究起一个好名字，老学究说，那就因地制宜，取“越国英才”的意思吧。越英自己觉得，这名字说起来酸里酸气，喊起来女里女气，很不满意，但不能改，因为父亲已被当地的土匪陈金木杀死，当时越英才十四岁。
　　他父亲那天在逍林南边的小路上挑豆荚，见迎面走来几个白纺绸衫的男人气色不同一般，就让在路边观看。其中一个男人冷笑一声说“看什么”，便拔枪一扬打中了他。这个男人，就是方圆几十里所有夜哭的小孩一听他的名字就会吓得不敢作声的匪首陈金木。
　　
　　越英本来就没有娘，这下立即成了孤儿，两个年长本家凑钱叫他外出谋生，其实是送他到吴石岭南麓去拜一位山林武师学艺去了，目的不必明说，为父报仇。
　　没想到几年后共产党当政，快速搜剿乡间土匪，陈金木也被击毙。这消息传出的第二天，越英就回来了。他听村里孩子在唱现编的顺口溜“驳壳对驳壳，打死陈金木”(按我乡方言，“壳”和“木”是同韵)时，竟然没有高兴，这使大人们非常奇怪。只有两个老汉看出了他的心思：仇报了，但不是他报的。
　　他很想用学得的本领去擒杀陈金木的把兄弟，另一支土匪的首领王央央(这个“央”字只是谐音，究竟何字还须查考)。谁料不久又传来儿歌：“小枪对小枪，捉牢王央央。”他一下觉得目标失落，无所事事了。
　　乡间没有什么事情用得着他的那一点武艺，而既然学过了武艺，他对耕田、播种这些农活就看不上了。他没当成英雄却走上了末路。
　　
　　十四
　　
　　越英只有一项意想不到的本钱能贡献乡里，那就是用他的脚踩出来的腌菜特别鲜美。
　　说起来这事实在有点不洁，似乎是他脚上的某种真菌类型，正适合此间的菜，此间的盐，此间的气温和口味。反正每当腌莱季节，越英就成了，你拉我扯的重要人物。很多家庭腌菜不止一缸，每缸脚踩的时间又不能太短，他也确实有点排不过来。因此故意撒娇搭架子，百般拿捏。
　　“隔壁刚踩过，不用洗了!”这是他每次被一家子抢进门，都要说的话。这家早已端出一脚盆温水候着他，只等他洗完脚，好好踩。
　　“跨了泥堆过来，怎么能不洗?”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姑娘已经把他的脚按进脚盆，帮他洗了。
　　他还在叫：“毛巾太旧了，我用不惯!”其实他洗脸都用不上那么新的毛巾。
　　踩菜是有报酬的，不是钱，是粮食。好谷好米给得少，杂粮就多一点。越英就靠这个季节挣点粮食，总是要杂粮，最贱的是山薯干，一袋袋加起来可以糊口几个月。
　　让人惊奇的是，短短的腌菜季节过去，谁也不理越英了，连前几天给他洗过脚的姑娘都不正眼看他。他要在长久的冷遇中憋足气，只等下一个腌菜季节，作姿弄态地狠狠报复。
　　人们日常见到的他，总是在乡间泥路上拖拖沓沓。土匪已经消灭，家仇已经洗雪，腌菜已经封缸，他像无聊的名土，带着夕阳投下的影子，走进黑夜。
　　——就讲这三个“懒汉”吧，其他小的还不少，都不及他们有名堂。
　　
　　十五
　　
　　 “懒汉”不是坏人，因此整治他们就得客客气气。他们每一个都有逗人之处，使得整治过程一直夹带着笑声。如果说，批判“恶婆婆”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女子，那么，这次整治“懒汉”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男子。然而，前者能找到“反封建”的理论名号，充满悲剧性；而后者却找不到理论名号，充满喜剧性。
　　世间女人和男人的事，大多是这样来瓜分悲剧和喜剧的么?
　　
　　 十六
　　
　　整治“懒汉”的主要办法，是开一个个语气温和的“帮助会”。本来自土改之后，乡间开会就多，“懒汉”们历来最喜欢在开会过程中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因此这次为整治他们而开会，他们一点也不怕。“看谁治谁呢”，他们心里一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妙。会上不是规劝，不是批评，更不是勒令劳动，而是帮助他们算账。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粗粮多少?细粮多少?这些粮食来自何处?年老的婶婶靠纺纱能贴补他多少?多病的舅舅靠打鱼能救济他多少?一年中饥饿的时间有多长?过冬时能穿的衣服有几件?
　　过几天还有会，讨论他究竟能干哪些农活，或者能做农活之外的哪些事情。更要命的是，终于讨论到了他的成家打算，那么多老婆婆、大婶大嫂一起与他盘算成家费用，而满屋还有那么多未婚的小伙和姑娘在笑眯眯地旁听……
　　这就是新政府“群众工作”的过人之处。人情人理之间，民众发动起来了，全村参与进去了，快速构成了一个荣辱分明的舆论结构，连再洒脱的人也不能不在乎。算了几回账，“懒汉”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如果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懒汉”，他们一定抗拒，但是，会议间的用语是那么婉转：“大家要为懒汉找出路”、“懒汉也有可能变好汉”……是啊，懒汉、好汉一字之差，都是堂堂汉子，让他们叫去吧。
　　总之，才几个月，这批平时优哉游哉的活神仙，在精神上已经一败涂地。
　　
　　十七
　　
　　 但是，在为他们找活儿干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了苦恼。他们能干什么活?村里能留给他们什么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使事情出现了整体转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前些年我在北非、中东、中亚、南亚考察的时候对此更有感受。看着泥路边大片荒芜的田地和大批闲站着东张西望的贫困男子，同行的年轻伙伴问我：“他们为什么不弯下腰去干点活?”我说：“很难。这就是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懒汉队伍，没想到在这里也泛滥成灾。”’ 弯下腰去干点活?怎么干?水源呢?种子呢?农具呢?肥料呢?技术呢?资金呢?运输呢?市场呢?近代以来，世事纷杂、人口膨胀，东亚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很难由小家小户来自给自足。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灌溉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往往还是在靠几十年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灌溉系统。当时中国南方农村还比不上他们，经历过长期的太平天国、军阀混乱、抗日战争，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和瘟疫，一切都不可收拾。地方那么辽阔，文化那么落后，交通那么闭塞，该怎么寻找出路?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
　　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正是这种可能，使以后的一切社会改革有了可能。
　　也许高层领导者们有太多极端理想化的追求，后来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也推进得太快、太急、太大、太粗，渐渐脱离了实情和人性，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但在合作化之初，那几乎是雪中送炭，为大地保留了最低的温度。
　　《铁皮鼓》里那个矮小的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这个男孩子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