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一 　　
　　 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医生说，托着，时间长一点，就会慢慢闭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爸爸。闭合吧。
　　闭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张开了。爸爸是有脾气的，但在我面前从不固执，只不过现在他已经看不见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无法通过触觉感知我。
　　触觉。突然想起，我几乎从来没有与爸爸有肌肤上的接触。
　　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和祖母在乡下，他在上海工作，偶尔回乡一次，几乎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他抱不好。
　　等我长大，与各种朋友见面时会握手，但与爸爸相见却不会。我叫他一声，笑笑，他应一声，也笑笑。
　　后来他行动不便了，走路时我会搀扶他，挽着他的胳膊，却也不会碰到他的手。他这次走得干脆，没有留下让我们给他洗澡、洗脸的机会。
　　那么，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的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
　　爸爸的嘴渐渐闭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细地看清，他牙齿洁白，没有一颗缺损。八十多岁能这样，让人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毕生不抽烟，不喝茶，由于长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应该闭合了，爸爸，闭住你一口的洁白和干净。
　　
　　二
　　
　　大家都在默默流泪。
　　连妈妈也只是捂着嘴在病床边吞声哭泣，肩膀抽搐着。她知道这是医院，隔壁还有病人在抢救，这儿的哭声会影响那些病人。
　　对于亲人的离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来祖父祖母生了十个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养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实在太低，先病死了三个，后来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祖母把孩子送掉几个。祖母断然拒绝，说了一句正巧与一部当代电影的片名一样的话：“一个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养上只能抓重点，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辍学做童工，大家合力让叔叔继续读书，至少读到高中毕业。
　　然而，还是丧事不断。她想攥住每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一个个放手，攥住间和放手间的母亲的心，无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们众孙子的名字时常常失口，叫了一个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们发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换好几个，一群她没能攥住的骨肉，我们无缘谋面的长辈。
　　最后她才叫对我们的名字，叫得很轻，说声“你看我”，便两眼发直，很久很久。
　　
　　 三
　　
　　那样一个饥寒交迫、丧事频频的家庭，我妈妈居然嫁过来了，这不能不佩服我的外公朱承海先生。
　　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这可能是悼念期内的夸张之言，却也不至于惹人笑话。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染料市场上发了财。
　　到外公一代，几房儿子分了家，各自都分到一些企业，但外公完全不会经商，“泰斗”之气全无，只知书画棋酒。
　　那天在上海，外公与一位叫余鸿文的老朋友一起喝酒，随口提起了我爸爸。余鸿文先生叹道，余家如果不是突然变得如此多灾多难，这个忠厚的后生实在可以成为嫁女的最佳候选。
　　当时外公随手拿起那杯半温的黄酒，说了一句：“这个后生，可以成婚。”
　　订婚在上海。订婚时男方托媒人提出，目前对余家来说，安家在上海有点昂贵。能否先让新媳妇陪着婆婆到乡下住，由新郎一人在上海谋生，以后再作道理?
　　外公说：“那么干脆，婚礼也可以在乡下办。”
　　媒人问：“到余家已经够苦，再到乡下，小姐受得了吗?”
　　外公说：“她没吃过苦，但吃得起。”
　　媒人把这番对话传给我爸爸听，爸爸傻立半晌，心想不管怎么样我迟早总要把这个家带回上海。
　　订婚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点在上海，这天是星期一。
　　结婚在两年之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地点在余姚乡下，这天是星期二。
　　悠悠鼓乐从朱家响起。妈妈华丽的花轿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岗石墙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宽阔门场，越过一条“穿堂”，便到了河边。船码头上有嫁妆在小心搬载，花轿不上船，只沿着河边一道道缠满藤蔓的竹篱，走上了田边小路。
　　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一个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华里，但这半华里，山高水长。
　　余家处处张灯结彩，然而谁都看出来了，这是出于艰辛的布置。不像朱家，越不事涂饰，就越显富贵。
　　一个大家闺秀如此下嫁，惊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更吓傻了妈妈的同学，他们打赌、辩论，还派出代表到余家附近偷看。
　　妈妈发现后大声邀请，他们却逃走了。过了一年再来看，看到了妈妈怀里的我。
　　我出生那天正下雨，祖母说，等天晴了到庙里请和尚取一个名字，现在先乱叫一个小名吧，秋天，下雨，顺口叫。
　　天晴后去庙里，和尚取了个名叫长庚，祖母道谢回来后又担心了，因为村里已有两个同音名字。
　　她居然没有想到让躺在床上的孩子他妈发表一点意见。这不是她霸道，而是由旧时代浙东地区婆媳伦理的迷误所带来的疏忽。
　　妈妈腼腆地说：“还是前两天您起的小名好，我写信，让他爸爸定。”
　　于是，留住了这个名字，留住了那天的湿润。
　　
　　 四
　　
　　 妈妈有一个姐姐，我的姨妈，已在我妈妈出嫁前一年，嫁给了上海一个富有的王姓企业家的公子，可谓门当户对。
　　说起来，论当下财富，朱家已远不及王家，但在门庭的高低上，朱家还可以摆摆架子。因为我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的地位声望，毫无疑问远超王家的前辈。朱家的另一个优势是姨妈漂亮，这在当时上海的场面上，已经相当重要。
　　按照现代美女的标准，我妈妈大概算不上，因为个子矮了一点。我的二舅舅直到前些年还在给我说：“你真不知道你妈妈年轻时有多漂亮，在河边一路走过去，河的这边那边所有的人都在背后看着她。”
　　我说：“河边?那你是说乡下了。在上海就差一点，上海讲究身材。”
　　妈妈的这个缺陷，姨妈全给补上了。挺拔、美丽，再加上多年富贵生活的濡养，使她有一种足以指挥街市间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躲闪、羞涩，一派爽利直率。这种性格特征，与我妈妈一对比，正恰相反。
　　当外公决定，大女儿嫁给富贵的上海王家，小女儿嫁给贫困的家乡余家，她们的差距就更大了。
　　但不管怎么说，孩子们都喜欢姨妈来，既热闹又体面。
　　也有一个回忆让我不太舒服。
　　姨妈在上海，每年会到乡下看外公，听说她要来，外婆就非常紧张，不知怎么招待。外婆是姨妈和妈妈的后母，这个身份使她更紧张，好几天连走路都是跌跌撞撞的了。
　　姨妈回乡后的第二天，我妈妈必定去探视，不是探视她，而是探视外婆，外婆又必定在我妈妈肩头曲幽地哭。妈妈轻声地劝外婆：“阿姐没有恶意，她月讲究上海派头，忘了这是乡下。”
　　当时我已懂事，每年仰头看着这一切。后来，我身边又多了一个站在一起仰头看的男孩子，那就是我的表哥王益胜，姨妈的儿子。但他完全听不懂乡下方言，也不知道彼此关系，一脸茫然。
　　姨妈是红颜薄命，丈夫早早因病去世，她那时才二十多岁，却下定决心不改嫁，努力把我的表哥王益胜拉扯大。她说，这是学习我的祖母。
　　
　　 五
　　
　　余家的灾难也在延续。
　　早在我出生之后不多久，祖母又经历了一次丧亲之痛。这次是她没有攥住的第八个孩子，我的姑妈。
　　姑妈刚满十岁就去做童工，这种经历很容易让人天然地倾向社会革命。几年之后，她渐渐长大，成了工厂里罢工的领袖。据爸爸和叔叔后来回忆，种种迹象表明，她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但她没有等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在极度的劳累中生下女儿后难产而死，而她的丈夫又到北方参加革命去了，杳无音讯。
　　在灵堂上，祖母看着自己孩子的第八具遗体，开始怀疑自己当年的决心。
　　抚养的决心，并不等于抚养的能力。她看着哇哇大哭的婴儿，真想伸出手去抱住，但她又犹豫了：‘‘我抱过的孩子都一个个轮着走了，我怎敢再去抱孩子的孩子?”
　　她并不是责怪自己手气不好，而是终于明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世中，一个女人的力量究竟有限。她当时最希望的，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远去的父亲。
　　就在此时，婴儿的哭声停了。祖母抬头一看，她的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一把抱过了孩子。叔叔刚刚成年，他大声地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养这个孩子!”
　　这话现在的青年可能听不懂，在当时却是一个狠誓。因为叔叔已经懂得，要养活一个人很难，要让一个还没有出现的新媳妇在如此艰难的世道中接受并养活一个别人的孩子，更是不可设想，所以他决定放弃家庭。
　　孩子又被另一双手夺走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着叔叔的眼睛说：“我来养。我们已经有了秋雨，加一双筷子就成。你必须结婚!”
　　叔叔知道爸爸在祖母面前命令他结婚的理由。余家那一辈，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叔叔感激地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他的感激，倒不是因为要他结婚，而是因为可以去做他想做的重要事情了。
　　他受姑妈的影响，思想也倾向于社会革命，此刻他要完成自己的学业，然后准备悄悄地离开上海，到苏北或安徽参加革命，做一名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
　　于是，表妹就到了我家。学会说话后，叫我的爸爸为“舅舅”，叫我的妈妈为“舅妈”。这是爸爸：妈妈的意思，总希望她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后来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我又有了三个弟弟，家境立即变得十分拮据，但爸爸、妈妈和祖母都心照不宣，再困难也要把表妹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
　　叔叔果真下决心去了安徽，可惜已经解放，不再有烽火硝烟中的英雄乐章。他先参加了土地改革，再参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贫困，决定不回上海了，选了一家新四军留下的蚌埠东海烟厂，做了一名技术人员。
　　一直没有结婚，他似乎一直记着当初的誓言，努力把结婚延后。他总想着塞点钱给爸爸，爸爸用手一挡，“你还要结婚！”
　　
　　 六
　　
　　祖母无名。
　　只知道她姓毛，嫁给我祖父后就不再有自己的名字，成丁“余毛氏”。我估计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经有过的名字。
　　她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这事情细想起来有点好玩，所以人们也就不去细想。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只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处处需要登记名字，登记人员写下一个“毛”字后用目光询问她，她说：“你随便写一个吧。”
　　登记人员是个年轻的姑娘，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妇女间已经遇到不止一起，也就不假思索地随手写下两个字。祖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也不太用得着这个连她自己也记不住的假名。 那就是说，余家艰难的传代事业，竟然是这位谁也不知其名的老太太完成的! 我小时候曾和弟弟一起，天天做着为祖母猜名均游戏。那时祖母非常需要我们为她敲背，我到长大后才知道，这个腰背曾经负担过多大的重量，而小个的拳头又究竟能解除多少渗透在筋骨深处的酸南?我们总是先在拳数上与她讨价还价，然后便开冶猜名。她的真名肯定问不出来了，那我们就干脆吧这一带妇女的常用名报个遍，一拳报一个，心想她总会有可能在听到某个名字后失声答应，或表情有异。
　　但是，排列组合不知多少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没有答应过。
　　我想一定已经被我们叫到过了，至少很多次叫着了谐音和近音，而她却永远如六朝之山，巍然不力。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狠招，随口叫一个我们都不喜欢的名字强安给她，让她恶心，然后不得不说出真名。强安给她的名字叫“素娥”，半俗半雅的不大是味道，便连着叫。叫了十天半月，她只是微笑，不答应也不推拒。
　　
　　七
　　
　　 那天我们又叫了几声，窗外传来一个响亮的男中音：“谁是素娥?”原来是外公来了。
　　祖母立即站起身，招呼一声：“外公来了，快坐广便扬头叫楼上的妈妈下来。
　　祖母和外公总有一点客客气气的隔阂，一见面，关于“素娥”，一个不再问，一个不再答。祖母听到妈妈下楼梯的声音，就转身到灶间煮茶去了。
　　两位老人的隔阂，不是出于直接原因，而是出于背景。与一个富贵之家结亲，按照祖母的性格，既不会激动，也不会害怕。她唯一担心的是余家在整个典仪中，由于她掌持不当而丢份。因此她从儿子订婚到结婚的两年多时间里密切关注朱家动态，来调整余家的动作。
　　祖母能读懂朱家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因为她也是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走出。
　　在这整个过程中，外公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却在毫无知觉中成了祖母心中的对手。
　　其实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中，祖母了解了朱家的伤痛。这是一个处于迅速败落过程中的门庭，在祖母看来，外公本人有重大责任。外公不惯艰苦，不知奋斗，只知在笔墨娱乐中优哉游哉，好好一副家业已经坐吃山空。这是祖母看不起的。
　　她自己正在危境中抱扶起全家，而外公却在糊里糊涂中把全家推人危境。对此，祖母只能暗自跺脚。
　　她有太多拯救朱家的方案，明天就可实施，但她又明白，她没有发言权。
　　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大人物”的相遇。两人背后各有一个大家庭，一个是来了结的，一个是来支撑的。一个天天叹息着“昔日韶华不再”，一个天天默诵着“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的父亲，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而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谁知才过一代，这部历史的线头又回到了家乡。
　　外公在吱吱发响的竹椅上刚坐下就摸出了烟盒，祖母瞟一眼就说：“您还在抽美丽牌?那是五卅运动后打造的爱国牌子，我家老头也参加了……”
　　“只是盒子，乡下买不到好烟。”其实即使买得到，他也已经买不起。
　　他端起妈妈刚给他筛下的黄酒酒杯，移近鼻子一闻，说：“这酒我喝淡了，丰子恺最喜欢。” 他从不客气。 祖母等他走后会对妈妈说笑一句：“都这步田地还丰子恺!”
　　
　　 八
　　
　　两位老人关系的进一步融洽，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土改，在结束了多年战乱的土地上实行了一次财产再分配，给万千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兴奋。但这件事在操作的时候，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采取温和、理性的方法，而是顺着革命和战争的浩大声势，判定地主是“敌人”，让贫苦农民来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据说有些地方做得非常过头，但在我们家乡却比较平稳。
　　我外公被划为地主，这使大家感到奇怪。因为他为筹措两个女儿的嫁妆已卖掉最后的十一亩地，现在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如果要名副其实，应该划为“酒主”，但土改中没有这个名头，只得以“地主”相代。
　　按说即使十一亩土地还在，也划不成地主，只不过外公家从宅第、门庭到生活方式都太贵气了，比乡间真正的地主还堂皇百倍，划上也不冤枉。土改工作队商量了很久，决定在地主之前再加两字，叫做“破产地主”，然后再分了几亩很远的海边地给他，让他参加劳动。
　　对这一切外公都很满意，不满意的只是“破产”两字，觉得晦气。他与工作队商量，能不能再改一个字，改成“无产地主”，理由是“无”比“破”更彻底，却在字面上好看一点。
　　他压根儿不知道有光荣的“无产阶级”这一说，工作队里的年轻人本想笑出声来，后来一想他很有文化，便怀疑他是讽刺，训斥了他一通。
　　既然在运动之中被划成了地主，那总该像敌人一样被批斗一下。外公的家由农会作了“封闭式隔离”。大门关上，门口贴一份隔离通告，还派一个农民看守着，不准随意进出。
　　这下祖母急了，他们吃什么呢?而且她估计，外公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则是危机处理专家，越是遇到麻烦勇气越大。
　　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给我妈妈下达两项指示：第一，中午就由我妈妈拿着红提桶去给外公家送饭。她说“关监狱还准送牢饭，你把提桶交给看守的农民，他不敢拒绝”；第二，立即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让他开一张证明出来，证明自己也是土改工作队员，这样我家就成了工作队员的家属，更容易解救外公。
　　事情比祖母预料的还简单，工作队由妈妈送饭的事想到了政策，居然很快撤消了封闭。只是勒令外公外婆，不能继续养尊处优，必须在路边河滩参加一些公益劳动，例如拔草。
　　那天听到不仅外公，而且连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门不远处拔草了，祖母显得有点慌乱。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说过外婆虽是我妈妈的后母，却与我妈妈极其投合，每次妈妈去，母女俩都避过外公，在楼上轻声嘀咕半天。但她从不出门，因此只在爸爸、妈妈的婚礼上与祖母见过一面。今天她以“地主婆”的身份到我家后门拔草，对祖母而言，无异于国使来访。
　　祖母一手提着一把小椅子，一手绞着一把热毛巾一颠一颠地走到外婆跟前，把外婆按在小椅子上，然后抖开热毛巾塞过去。这时妈妈也跟了上来，祖母吩咐妈妈，陪外婆一起拔草。
　　外婆想阻止又不知说什么话，只一味慌乱地喊着：“阿嫂……阿嫂……”
　　
　　 九
　　
　　爸爸每次回乡探亲，总要到朱家村看看外公、外婆。
　　爸爸总觉得，外公如果不从上海回到乡下就好了。新政权在大城市里行事比较谨慎、谦和，外公的两个弟弟作为资本家在上海受到礼遇，外公既然已经没有财产就只能算作一个“待业职员”，哪里会划为“破产地主”?
　　但是爸爸又知道，这事与自己的婚姻有关。为嫁女而陷于贫困的外公，待在上海更加狼狈。当然也可投靠大女儿，我的姨妈，但姨妈闲话多，爱指点，老人不会舒心。几个儿子自己也都没有安定，只能指望老实、善良的小女儿照顾了，而小女儿又到了乡下。爸爸觉得自己作为小女婿没有出息，无法在上海安顿妻子，结果也牵累了岳父。
　　外公每次听爸爸这么抱歉地支支吾吾，总是瞠声一笑，“在上海能留几年?我家坟山在这里，迟早得回来!”
　　他所说的“坟山”，是指离他家和我家都不远的吴石岭，山脚下有他父亲朱乾利先生的墓。这是我见过最考究的私家墓地了，占地大，三面有盘龙白墙环绕。可惜，正因为过于考究，频频被盗，越到后来越不成样子，反而比不过周围其他的普通坟墓了。
　　我祖父的坟墓很普通，也在吴石岭上，是外公书的碑。妈妈嫁到余家后，看到祖母、爸爸、叔叔很在意坟墓的祭扫，下决心要亲自用黑漆把主碑和侧碑上的碑文全部涂描一遍。妈妈是用绣花般的细心来做这件事的，因此速度很慢，整整涂描了五天，每天都工作到夜幕降临后看不见字迹才歇手。在荒僻无人的山岙里，在密密层层的坟墓间，一个刚从上海回去的青年女子孤身一人这么做，把我的祖母深深感动了。以后祖母去上坟，路过朱家村，总会远远看看外公家的檐顶，但她还是没有去拜访。
　　
　　 十
　　
　　吴石岭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大约自公元二OO年至一二OO年(东汉至南宋)的一千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聚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十四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一千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见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人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便捉拿了那个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被谢太后罢官远贬，押解他的是一位会稽县尉，出于义愤在半路把他处决。半年后，元军攻人杭州，南宋灭亡。正当兵临城下之际，一个初春的黑夜，长长一队货运马车来到上林湖畔，押车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轻儿子，说车上是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会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密藏。
　　余上林的儿子是现在的新窑主，一听宫廷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诉他：“贾似道已被处决，你们余家的仇已经报了。现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全押在车上。”说着指了指车队。
　　窑主想了想说：“这么珍贵的书，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险，只能藏到吴石岭我们开采窑石的一个洞窟里，但是山洞潮气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上岙倒是有一个现成的石灰坑，但那么多干炭……”
　　文官说：“元军几天后就会破城，很快就会到这里，等不及了。刚才我看见湖边有小山似的几囤干炭，那是谁家的?”
　　窑主说：“我家的。但这是我三十六座大窑的口粮，现在已很紧巴。窑火一停，瓷器全毁，窑也废了。”
　　文官一听，连连摆手，说“那使不得，使不得”。他想千年越窑，已经差点断送于余上林的屈死，现在只剩一口残喘，如果连残喘也断了，怎么了得?便又加了一句：“窑比书要紧!”
　　“不，书比窑要紧！”这是从内门传出的声音，窑主的年轻妻子朱夫人夺门而人，与自己丈夫双目一对。夫妻俩随即出门，站上一个高高的木台，齐声向着湖边高喊：“各窑熄火!”
　　烧窑的工人万分惊诧，纷纷奔跑到木台前来询问究竟，夫妻俩斩钉截铁般地低声说：“不要问了，各窑熄火。”
　　于是，小山般的干炭运进了石窟，然后抬进一箱箱图书。封洞时一切都做得不露丝毫痕迹。怕自己和别人失口，窑主夫妻带着那一群封洞工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越窑的历史，就此中断。
　　
　　十一
　　
　　 我不知道杭州老人所说的一切有几分真实性，但回想起来，小时候确实听外公一直念叨：“老话说，上林湖底困石将，吴石岭里藏古书。”
　　这种传说和老话，大大地刺激了远近的盗墓贼。他们在吴石岭里盗墓，总是在墓底挖了又挖，想挖出一条甬道或一个暗室来，找到他们幻想中的那种金箔玉页的“古书”。结果，在吴石岭被盗坟墓的景象，比别处更加凄惨，尤其像我的太外公朱乾利先生那样的墓。
　　外公每次听到太外公的墓又被盗挖的消息，总是板着脸唾骂一句：“一字不识的混球，还想盗什么古书!”
　　有一年大旱，上林湖干涸了，发现湖底里真是睡着一个将军的石像，全身，披胄带甲。他是谁?为什么睡在那里?都不清楚。但是，由于老话中“上林湖底困石将”被证实，人们对于后半句“吴石岭里藏古书”也深信不疑了。
　　那次我妈妈在吴石岭仔细涂描墓碑整整五天，祖母心疼她，叫她不必那么讲究，她回答的是：“吴石岭肚里有书，每棵树都识字，我不能让它们见笑。”
　　“你妈妈姓什么?”几年前那个向我讲了南宋末年越窑熄火传说的杭州老人问我。
　　“姓朱。”我说。
　　“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他儿子远走他乡，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后还一定会拖家带口地回来。何况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这一带。”
　　“只有他知道古书藏在哪里，但他至死没说，对吗?”我说。
　　“对。”杭州老人说。
　　
　　十二
　　
　　巨大的社会变动使家乡的祠堂都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不再有祖宗牌位，不再有节令祭祀，一座座空置在荒草间，尘封于泥路旁。
　　只有吴石岭这座坟山，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综合祠堂，依然有香火，有跪拜，有悲啼，有祈祷。这个祠堂无墙无盖，气魄之大，就像回到了原始时代。
　　山不高，也不低，青黝黝地延绵于南边和西边的天宇间。乡民们抬头就可看见，见它由浅灰变为深绿，再变为柴赭，再被白雪覆盖。在乡民眼里，这是祖宗和自己的共同归宿，这是家家户户的集体终点。
　　山，大地的祭坛。
　　我们从小喜欢进山。进山，可以参加一个个家族仪式，可以把一束束野花采摘下来供奉在祖宗的坟头，可以在祭拜祖宗之后立即爬上杨梅树吃杨梅，然后，到上林湖边玩水，捡拾一片片不知什么朝代遗落的瓷片。对于山里是否藏着什么古书，倒不太在意。
　　山间那么美好，因此，孩子们也就从不害怕坟墓。现在想来，这是湖光山色在抚平人间的生死界限。默默地抚平在孩子们欢蹦乱跳的天真里，使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都达观开朗，不会为生命的坎坷而多愁善感。同时，他们又始终知道有一个不高不低的空间存在，众多祖宗正透过树丛烟岚关注世间，自己的种种作为都躲不过那些苍老的视线。
　　长大后我曾作过无数次试验，打听社会上某些特别怕死又特别邪恶的人物的出生地点。果然，没有一个出生在这样的山下，没有一个朝拜过大地的祭坛。
　　小时候有一次姨妈带着她的儿子益胜表哥到乡下来，我与他玩了一会儿就把他带进了山。没想到他一见坟墓就无比惊吓，拉着我的手要急着回家。我却为他的惊吓而惊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脸，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
　　匆匆回家后，姨妈知道情况后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说：“小孩子，怎么能随便到坟地里去呢!”
　　姨妈说着看了我妈妈一眼，以为妈妈会批评我，谁知妈妈只是对益胜哥说：“别怕，多去几次胆子就大了。”
　　那天正好爸爸也在乡下，笑着对姨妈说：“乡下孩子进大山，就像上海孩子进‘大世界’。”
　　我连忙问：“什么是‘大世界’?”
　　爸爸说：“一个游乐园，角角落落都在玩，以后到上海，带你去。”
　　但以后到了上海，立即觉得爸爸的比喻不妥，“大世界”太不好玩了。
　　
　　 十三
　　
　　爸爸不怕山，但对山也缺少了解。他虽然也年年进山祭祖，却总有族亲乡人陪着，前呼后拥，不断说话，从来没有机会与山单独相处。
　　山是需要慢慢寻访、静静对话的。
　　直到老年，爸爸对山产生了越来越殷切的思念。每次回乡，必先上山。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在感受生命暮色的同时，遥望到了山际的晚霞。
　　现在，他终于走完了在上海的路。他的生命过程主要都在上海，但上海对于他，仍是客居。他终于要回到家乡，永远山居，去陪伴祖先，陪伴那些不知藏在哪里的古书。
　　已经排定了送他回乡的日子：冬至，即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距离这个日子还有一段时间，按照古人的说法，我应“守制”。我在守制期间要做的事，是努力回想他和其他长辈的事。但是我的记忆十分有限，只能一次次追问妈妈。
　　妈妈说：“你不问，差一点儿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