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翌日。青木上班后便请求总编宫下：“请让我今晚再坐一次蓝色列车吧！”
宫下目光锐利地望着头上包着绷带的青木：“写出报道来了吗？”
“就是为写报道我才想必须再坐一次蓝色列车。”
“你是说不这样就写不出报道来？”
“是写不出好的报道。”
“这什么意思？”
“报道必须为读者所喜爱，要有趣味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还要你问。”
“如果是写一篇普普通通的体验记，我马上就可以写。但我说不定会卷进一件杀人的案件中的。”
“是你头部被打伤的事？”
“不是我的事，而是在多摩河发现的那具被淹死的女人的事。她有可能就是我在蓝色列车上见过的那个女人。如真是如此，可以写出一篇很有趣的报道啊！不管怎么说，我在她被害之前同她说过话。”
“但是，有证据证明她们是同一个人吗？”
“我就是为了寻找证据才想再坐一次下行‘隼鸟’号。”
“再坐一次就能发现证据吗？”
“一定要找给您看看！找到证据后，我要抢在警察的前面进行调查。”
“警察不相信你的话吗？”
“根本不信，说是从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我想抢在那样的警察前头去干！”青木精神振奋，兴奋得脸色绯红。
宫下边笑边看着青木的表情：“如果找不到证据，写不出有趣的报道，旅费可要自己拿啊！”
青木的眼睛一亮：“那么，是让我去了？！”
宫下微微一笑：“说不行，你也会随便请个假去吧？”
“是的。”青木噗嗤笑了。
青木马上去神田车站买票。博得好评的单间卧铺当日票已售完，只得买了张二等卧铺票。他同三天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一样，下午四点到了东京站。虽然没有买到单间卧铺，但在其他方面他想使自己的行动都能和那天一样。
“隼鸟”号蓝色的车体与那天一样，以其优雅的姿态停靠在十三号站台上。仍然有些拿着照相机和录音机的少年在站台上任意地跑来跑去，有的面容和那天的相同，大概是常客。青木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把照相机对准站台上的“隼鸟”号拍了照。之后，他到单间卧铺的一号车厢去看了看，这里当然不会有那天的那个女人。
四点四十五分，“隼鸟”号正点缓缓地离开了东京站。
青木在一号车厢的通道上站了一会儿，眺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色。通道上还有两个年青人脸贴着窗户朝外看，其中一个端着8毫米摄影机，大概是准备碰到好景色就把镜头对准它。这使他想起了三月二十七日乘车时也有一位拿8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
列车过静冈站之后，青木象那天一样走进了餐车，在上次那张桌子旁坐下，要了啤酒和“关门”份饭。他清楚这是无关紧要的，但他还是尽可能地按那天那样行动。可是，坐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位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年青女子，而是一对带孩子的年轻夫妇。吃完饭，也再没有看到那位穿藏青色双排扣西装的律师走进餐车来。
然而列车完全和那天一样，劈开夜幕正常地行驶着。嵘阜——二十二点零三分；京都——二十三点三十四分；大阪——零点零二分。“隼鸟”号按照时刻表开车和停车。
列车到大阪站，那个“三人帮”又来了，依旧戴着棒帽，拿着柯尼卡照相机。青木想下车向他们打个：“加油干啊”的招呼。
零点三十六分，列车到达三宫站。青木回到自己的六号车厢下铺，他看了看手表。列车再往前走，按照时刻表是系崎站，三点三十五分到。其间有四十四个站，“隼鸟”号均不停车。这样的话，他在四点零五分乘坐在“富士”号的事就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多摩河的死者是乘坐“隼鸟”号的那个女人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上铺的中年男人已发出呼鸣的鼾声。要在住常，他那瓶威士忌早就空了，可今天却没有这种心情。他从铺上下来，走近车门点上一支烟。
那天的经历如果不是梦而是现实，“隼鸟”号在到系崎站之前必须在某站停车。青木靠着车门打开小本的时刻表。这本时刻表从昨天起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但每次都是如此，从三宫站到系崎站之间不停车，其间的车站都印有表示通过的标记“|”。青木坚信，这趟车应该停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奇妙的经历也就成了梦话。他把时刻表塞进大衣兜里，凝视着夜幕。
过了一点，列车经过姬路站没有停车。为了驱赶睡意，青木继续吸着烟。
两点钟过去了，列车好像是催人入睡，单调地行驶着，这种行驶法完全不像要停车。
“就这样直到系崎站都不停车可怎么办？”青木思考着。这时，列车的速度减慢了。看出窗外夜幕中远方的亮光好像突然不动了，“是因红色信号停车？”他正这样想的时侯，列车的速度变得缓慢了，可以看到车站的灯光。列车缓慢地靠近发白的站台，咣铛一振，他所乘坐的下行“隼鸟”号停住了。
青木凝视着站台上写着的站名：“冈山”。他看了看手表，表针指着两点二十五分。
（二）
青木的眼睛炯炯有神，虽然时刻表上没写，可下行“隼鸟”号在冈山站停住了。车门不开，没有乘客上下。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而停车的吗？青木揪住车门边上的列车员问：“为什么停车？”
列车员扫视窗外的站台：“这是规定停车。”
“什么叫规定停车？”
“司机在这里交班，装卸货物，还要上水，因此才停车的，所以没有旅客上下车。”
“下行‘隼鸟’号总是在冈山站停车吗？也就是说规定停车吗？”
“是的，两点二十五分停。”
“可以让我在这里下车吗？”
“在这里下车？！”
“是的。”
“这是规定停车，是不让上下旅客的。”
“我身体不舒服。”
“啊？”
“从刚才起我就恶心，帮个忙让我下去吧，也许在站台上吹吹风会好的。”青木故意弯下身子对列车员说。
“这可是半夜两点啊！”
“知道。我想呕吐，让我下车吧。”
“好吧，下了车跟站上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跟他要点药就行了。”列车员亲切地说着打开车门，让青木下了车。
青木下到无人的站台上，几乎同时。司机的交接班和货物的装卸结束了，列车开动了。他目送列车的尾灯消失在夜幕之中，自言自语地说：“下行“隼鸟”号在冈山站停车！，青木出了检票口，走进日夜开放的侯车室等待天明。没有旅客的深夜，站内死一般的沉静。他发现一架黄色的电话机，忙从口袋里掏出一百日元的硬币投了进去，拨通东京搜查本部，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十津川警部。
十津川一接电话，青木就问：“您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十津川回答说不知道。
“我在冈山站哪！下行‘隼鸟’号在冈山站停车了。我想，恐怕我就是在这里被人弄下车的，关于这件事我打算从现在起进行凋查。这样一来，多摩河的死者和蓝色列车上的女人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不是就更大了吗？”青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便挂上了电话。
放下话筒后，他又向站内环视了一下，只有一扇窗户开着，乍一看如同荒废的车站，实际上还有着生气。
候车室里两个中年人正在鼾睡，他搞不清他们是什么人。两个人是分开睡的，大概互不相识，可打扮得都很整齐，不像是流浪汉，是在等头班列车的吧。青木知道了下行“隼鸟”号在这个车站停车，那股兴奋劲儿迟迟下不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坐在椅子上点起烟，白色的烟雾在日光灯青白色的灯光里冉冉升起。
一支支烟变成了灰烬，厕所也上了多次。快四点时，“富士”号列车在站台上停车了。他看了看手表，是三点四十一分。“富士”号同“隼鸟”号一样，也是在这个冈山站上规定停车。
天终于开始发亮了。随着一阵脚步声，一群职员走进站内。新干线的上行“回声”号列车在本站始发，他们大概是来乘坐这趟列车的。
检票员打开检票口，各窗口也依次被打开，沉睡的车站醒来，开始工作。睡在侯车室的那两个男人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旅客逐渐增多，清晨的客流高峰开始了。
青木会见站长，把名片交给他，请他给予协助。小个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站长明确地表示出对青木的话很感兴趣，他马上招呼来二十八日凌晨装卸“隼鸟”号货物的叫小田的年青工作人员。
小田二十五、六岁，膀大腰圆。青木问他：“二十八日早两点二十五分，下行“隼鸟”号到这里规定停车了吗？”
“是的，一直如此。”小田发出与他身体极不相称的稍带女人腔的声音。
“当时有旅客下过车，你记得吗？”
“嗯……”小田稍稍回想了一下，“这么一说，我是看见过两个人下车了。”
“是从单间卧铺的一号车厢下来的吗？”
“不，大约是从列车中部，我想是从六号车厢下来的。”
“那两个人是什么样子？”
“我在行李车上干活，因为从远处看，看不出他们的长相。只看出是两个男人，像是一个人搀扶着另一个人。一个人像是喝碎了，一点儿劲都没有，弄下车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就没动。”
“两个人的服装？”
“都穿着大衣，跟您现在穿的大衣差不多，被扶的那个人还戴着帽子。”
“帽子？”
“是帽檐很大的帽子，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他戴着帽子遮住了脸。”
“另一个人也戴帽子吗？”
“不。他戴着太阳镜。”
“东西呢？”
“健康的人拿着手提包和挎包，被扶的人没拿东西。”
“还记得两个人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下后干什么了吗？”
“我卸完货必须把东西运出站台，所以不知道他们以后于了些什么。不过，我记得列车发车时他们俩人确实是在长椅上休息。怪可怜的，把他们俩个人撇下了，多半是酒喝多了，另一个人把他弄到站台上的吧。”
“那个健康人的样子您还记得吗？”
“从远处看不清楚，但体格好像很健壮。”
“下行“富士”号也在这里规定停车吗？”
“在这里司机、副司机交班和装卸货物，还要上水。”站长回答说。
“小田先生，‘富士’号停车时您也装卸货物了吗？”
“是的，这是我的工作嘛。”小田耸了耸肩膀，不知是表示不喜欢这项工作，还是表示难为情。
“当时那两个人还在站台上吗？”
“啊，停车时间短工作又忙，记不住他们在不在。也许在吧。”
“行李车是挂在电力机车的后边吗？”
“机车的后面是电源车，电源车的后半部分才是行李车。”
“那您是在站台的最前面干活了？”
“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如果从后面车厢上车也有可能察觉不到吧？”
“有可能。站台很长，列车编组是旅客车厢十二节，再加上机车和行李车一共是十五节，我在装卸货物，其他车厢和站台后头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小田的声音里带有恼怒。
青木对这个回答却很满意。没错，自己是被人弄上了“富士”号。列车通过仓敷站时，自己的手表指的是四点零二分，如果“富士”号到冈山站是三点四十一分的话，那就完全相符。他认为他目前也搞清楚了为什么把他从“隼鸟”号上弄下来移入晚一小时十五分的“富士”号的理由！自己为采访蓝色列车乘坐了三月二十七日的下行“隼鸟”号，碰巧遇到了一号车厢里的那个女人，给她照了相还谈话了。为了杀害那个女人而乘坐“隼鸟”号列车的凶手把他当成累赘，因此在他带的威士忌瓶里投放了安眠药，等他睡着后在冈山站把他弄下了车。
青木琢磨凶手至少应当是两个人，一个是扶着他在冈山站下车的男人，另一个则是穿着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服装呆在八室里；想方设法安抵西鹿儿岛假装在终点站下车的女人。
男人再把在冈山站弄下车的青木移入下行的“富士”号列车上，而且安置在与“隼鸟”号相同的七室里。他为什么要干这么麻烦的模仿动作，其理由青木也有点明白了。
把睡着的青木扔在冈山站上，如同把他扔在山里一样，会被人怀疑“隼鸟”号发生了什么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可使青木认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就是让他平安地到达终点站西鹿儿岛，而且自己认为是乘坐“隼鸟”号到达的。但是，不能让他乘坐真正的“隼鸟”号，因为要在那里杀害那个女人，所以就让他坐上了“富士”号的单间卧铺了。
为什么让他乘坐“富士”号呢？有两个理由。其一是，“隼鸟”号和“富士”号的列车编组完全相同。机车——行李车——单间一等卧铺车——二等卧铺车（六节）——餐车——二等卧铺车（五节），这是“隼鸟”号的列车编组，“富士”号的编组完全相同。其二是，“隼鸟”号和“富士”号的目的地都是西鹿儿吵从东京开往九州方面的蓝色列车还有四列。可是，“樱”号和“瑞穗”号列车没有单间卧铺；“晨风一号”和“晨风二号”列车虽有单间卧铺但只到博多站。一切都相同的只有“隼鸟”号和“富士”号列车。“隼鸟”“富士”这样的称号只写在车头、列车侧面和车尾上，只要坐上车就搞不清你是坐的哪趟车了。进入九州后，“隼鸟”号走的是鹿儿岛干线，“富士”号走的是日本干线，可终点站同是回鹿儿岛。酣睡在列车上的乘客一到终点站就急急忙忙下车，岂能马上分清自己乘坐的是“隼鸟”号还是“富士”号列车。更何况是醉了的人呢？即使时间过了，人们也会随意地解释为在自已熟睡期间列车发生了什么事而误点的吧。
罪犯肯定是出于这种想法。青木认为，罪犯原打算让他坐上“富士”号后，使用安眠药，使他到终点站西鹿儿岛也醒不了。然而，由于计算失误他醒来了。即便如此，青木在短时间里还相信自己是坐在“隼鸟”号上。如果他一直躺在卧铺上而不到通道上来的话，也许到了终点站也不会发觉，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易消除的。天亮后虽然车内开始有广播，但乘客们并不注意它，特别是到终点的旅客更没有听的必要了。他是走到通道上，看到八室走出来的中年女人，又看到列车通过仓敷站时已过早晨四点才产生怀疑，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弄上了“富士”号列车。
罪犯发觉自己的计划失败了，害怕青木同别人说跑在前面的“隼鸟”号列车上发生了重要情况，于是他就把青木打昏了。既然把青木打昏了，也就没有把他带到西鹿儿岛的必要了，所以在门司站把他放了下来。门司站是九州的门户，上下车的旅客很多，罪犯肯定是认为在这儿不会使人生疑，把青木放下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罪犯究竟是谁呢？”青木琢磨着。是自称高田的律师吗？或者是别的人？总之，罪犯从一开始就在“隼鸟”号上这一点是确切的。
“青木先生！”青木听到站长的招呼，从思考中醒悟过来。站长和小田奇怪地盯着青木，“您怎么啦？”
站长注视着青木的脸，青木惶遽地摇着头说：“不怎么！很值得我参考。这样我可以写出一篇有趣的报道了。”
（三）
当天下午，负责监视银座高田律师事务所的吹田见习警部给搜查本部挂来了电话。
“现在高田律师出现了，从他拿着手提包的信况来看，好像是没回家直接到这儿来的。”吹田的声音很紧张。
“一个人吗？”
“一个人。怎么办？”
“先同他一起到医院辨认尸体，然后到这里来。明白了吗？要有点礼貌，好好地对他讲，因为一来他是有名望的律师，二来他不是嫌疑犯。”十津川回警说。
两小时后，高田从医院来到搜查本部，十津川站起来迎接他。青木说高田穿的是藏青色双排扣西跟，但现在是一身轻装，一件薄毛衣和一套普通的西装，大有精明强干的少壮律师之感。
这对手好像够厉害的啊，十津川边估量边请对方坐下。
“怎么祥，是在蓝色列车上见过的女人吗？”
“非常相似。”
高田这么说了以后，没向十津川打个招呼便取出了香烟。而十津川两眼直盯着高田的面孔，问：“您是说非常像，但不是？”
高田点着香烟，像要岔开十津川的问话似的，嘴里吐出青烟来。
“怎么，您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十津川再次发问。
高田微微一笑：“我只注重事实。”
“不能说得具体些吗？”
“我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乘坐了下行‘隼鸟’号，并且遇见一位美人。因为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她的服装也记得非常清楚。西鹿儿岛是‘隼鸟’号列车的终点站，我在那儿下车。下车时我看见了她，这是事实。所以，刚才见到的尸体虽然长得很相似，但不能不考虑是另外一个人。”
“您记得一位叫青木的周刊记者吗？”
“青木？啊，记得。他给了我名片……”
“听说是您把他忘在餐车上的照相机送到餐车出纳员那儿的？青木对照相机能找回来很高兴，但他对有人不知在么时侯取走了他装在相机里的胶卷一事却很气愤。”
“难道说是我取走胶卷的？”高田风趣地一笑。
“青木记者怀疑是您。”
“那就不好办了。我没有理由非干这种事不可。”
“据他说，因为胶卷上拍了那个女人，所以才被人取走的。”
“是说我因为嫉妒才干这种事的？”高田又风趣地笑了笑。
“他没这么说。青木记者看了尸体后，证明是蓝色列车上的那个女人。”
“那当然了。”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相似，他这样认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这位记者不知什么时侯下车了，也许是中途下的车。列车到西鹿儿岛后，我等在检票口那儿想和他再聊聊，可他一直没出现。如果他到了西鹿儿岛看到那个女人下车的话，他不是就会知道尸体虽然很相似，但却是另一个人了吗？”
“青木记者似乎被人灌了安眠药，在冈山站被弄下了‘隼鸟’号列车。”
“噢？”
“在这之后，他又被人移入晚一小时十五分的‘富士’号列车上，并在门司站被人弄下车扔在站台上。”
“这是编造的吧？”
“不，是事实。”
“可是警察先生，是谁，为了什么才干这种蠢事呢？把一位记者移入另一趟列车上是出于不得已吧？”
“理由我们也不清楚。总之，青木记者的奇妙遭遇却是事实，他到冈山站证实去了。”
“请稍等一下。”
“什么事？”
“蓝色列车在冈山站不是不停车吗？我记得是这样。”
“我们看时刻表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青木记者证实了在那儿停车，叫做规定停车，是为了司机交班和装卸货物而停车的。”
“是吗？这是个新发现，我倒没注意。”
“‘隼鸟’号在那儿停车是半夜两点二十五分，您大概睡着呢。”
“也许如此。”
“您是利用休假去西鹿儿岛吗？”
“偶尔想悠闲地享受独自旅行的乐趣，我一个人到南九州去转了转，直到昨天才回来。”
“还记得住过的饭店或旅馆吗？”
“难道怀疑上我了？！”
高田笑着问，然而十津川却没有笑：“我们认为多摩河发现的死者就是蓝色列车上的女人。”
“我不相信。有证据吗？”
“证据是有的。”
“什么样的证据？能让我听听吗？我想，既然被当成嫌疑犯，我当然有权听听。”高田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副挑战的面孔。
十津川一边琢磨着，哪一种面孔才是他真正的面目，一边边说：“被害者手提包里装有青木记者的名片，青木证明那是他在‘隼鸟’号列车上送给八室的那个女人的。”
“可他不仅把名片送给了她一个人，连我也得到过啊！所以仅凭这一点不能断定是同一个人。如果是打官司，这个证据的作用和没有差不多。”高田的两眼又露出挑战的目光。
为什么这位律师竟采取桃战的态度呢？
“当然，您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十津川顺从地肯定，“为此，您就不能告诉我们您在九州住的旅馅吗？”
“您真固执。”高田把肩膀耸了耸，吃吃地笑了。
“住在了什么地方？”
“我认为没有必要说。”
“为什么？”
“没证据能证明多摩河的死者就是乘坐‘隼鸟’号单间卧铺的那个女人，我认为这名片不能做为证据。进一步说，没有一件证据能说明我同杀人案有关。既然如此，非要我证明不在犯罪现扬，这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点，单间卧铺里包括我在内有十四名旅客，算上二等卧铺车厢里的旅客有四、五百名，没有理由只对其中的我一个人的行动进行调查。难道我同其他人不一样吗？果真如此，就请逮捕我！”
“不，您可以回去了。”
（四）
高田大摇大摆地刚一离开，年青的吹田见习警部便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开了腔：“真是一派胡言乱语！”其他刑警的脸上也露出不愉快的表信。
十津川看着这些刑警们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别发火啊，高田律师发表了正确的言论嘛。”
“那您认为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了？！”吹田看着十津川极力反驳。
“不得不承认吧，现在正如高田所说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被害者就是蓝色列车上的那个女人。”
“但是周围的情况不是表明了是同一个人吗？”
“这也同高田所说的一样，不能成为判定是同一个人的证据。”
“那么，警部是赞同这位骗子律师的意见了？”吹田瞪大了眼睛。
“啊，请镇静。”十津川说道，“我只是说高田说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错，高田越是当真地对我们的话进行反驳，反而越使我对自己的推理充满信心。对我来说，就好像听到他在认真地说，多摩河的死者就是蓝色列车上的那个人。”
“真的吗？！”
“我认为，高田如果赞同我们的意见倒会使我感到迷茫。如果他说或许就是同一个人，我反而会认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想想看，做为一般的人，听说同乘一次列车的一个女人淹死在多摩河里，应当很感兴趣。如果这事情是真实的，他会觉得更有意思，这是人之常情。但高田自始至终都咬定是另外一个人。从道理上讲他是正确的，但从人情方面来看则很不正常。”十津川说得十分自信。
“警部要是这样认为，那找们就放心了。”吹田的脸上显出轻松的样子。
“你们认为我是受高田撰弄了吗？”
“因为您同意对方的话，所以我们感到不实。”
“我嘴上同意，内心里却在琢磨高田是否是凶手。这是因为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的话在理论上站得住，却不合乎人情。所以听了高田的话更加深了我的看法。”十津川说完这番话，再次环视了一下部下们，“恐怕高田知道被害者是谁。当然，正面去问，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这么说他就是罪犯？”吹田间。
“还不清楚，但我认为肯定参与了本案，从青木照相机里取走胶卷的大概也是高田，目的是要毁掉被害者与蓝色列车上的女人是同一个人的证据，使我们相信两者不是同一个人。这不就是高田清楚被害者是谁的证据吗？”
“您认为调查高田的朋友关系，其中会有多摩河的死者吗？”
“也许有，也许他就插手了这个案件。总之，我希望对这位律师的所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被害者肯定会暴露出来。”十津川信心百倍地说。
吹田一马当先，刑警们跟着跑出了搜查本部。十津川问最后留下的龟井：“关于武田大臣名片的事怎么样了？搞清点什么情况了吗？”
“那位叫高梨一彦的印刷工人仍不明去向。”龟井回答。
“这个人不明去向有一年半了吧？龟井君。”
“是在五亿日元诈骗案发生之后，已有一年零七个月了。”
“时间很长了。”
“也许此人已经死了。印刷所附近有个咖啡馆，里面有个年青女招待曾同他相好，可她都与此人没联系了。”
“是死了还是去国外了，”
“如果高梨出于某种目的多拿了武田信太郎的名片而滥用的话，有没有可能被他的同伙干掉？”
“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正象你所讲的，假定高梨这位印剧工人盗出武田的名片打算和他的同伙进行诈骗，那么，多摩河的死者为什么会持有那引人注目的名片呢？”
“已查过高梨所交往的人，没有象被害者那样的美人。”
“从印刷工人方面查不出被害者的身份吗？”十津川并不感到特别失望，因为他对通过调查高田律师周围的情况，查清被害者身份抱有很大的希望。
“明后天武田大臣就回国了。”
“是啊，三月份也快结束了。”十津川早就有心结束这个案子，但被害者的身份至今尚末查清，也就没有逮捕罪犯的自信。
“您要会见大臣吗？”龟井问。
“怎么？”十津川反同，“为什么我必须去见他呢？政治家可不好对付。”
“我想知道他本人对那起诈骗案有什么感想。”
“无可奉告！”
“啊？”
“翻翻当时的报纸，刊登武田信太郎的谈话，就是这么一句话，无可牵告。”
“真是句冷淡的话啊！”
“对。政治家的发言就是如此，特别是当时舆论界正在大规模地抨击银行和大公司的政治捐款，随便乱说会被人抓住把柄。”十津川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不论武田对诈骗案的看法如何，恐怕不会与这起杀人案有关。
“这件事也许同本案无关，但……”龟井象是回亿起来什么似地说。
“什么？”
“我了解到高梨曾有前科。”
“干了什么事？”
“是伤害罪，判刑三个月。是在到山田印刷所工作的前一年。”
“山田印刷所知道这件事吗？”
“好像知道。因为山田所长挂有教育保护司的头衔，所以就很简单地决定录用了他。要是高梨是诈骗犯之一，可谓被家犬咬了手啊！”
“被家犬？！”龟并巧妙地引用了这句谚语，十津川噗嗤地笑出了声。
（五）
青木坐新干线从冈山回到了东京。
他在冈山站下车有一大收获。证明了自己以前所想的是事实。至少，他本人认为是如此，即有人让自己喝了安眠药，甚至打了针，使自己昏睡，在冈山站从“隼鸟”号上弄下来移入晚一小时多的“富士”号上。
“卷进了杀人案的蓝色列车之行”用这个题目可以写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
冈山站站长和搞装卸的名叫小田的年轻车站工作人员的谈活都录进了磁带，剩下来所要做的是再听听下行“富士”号列车员的谈话，对方肯定会记得他那次吵闹的事，这种事是不容易忘记的。他想，如果能取得单间卧铺车厢乘客的谈话就更好了。但这一点却难以做到，因为坐火车和住旅馆的不同，乘客的住址是没有记录的。
蓝色列车值班的列车员每天轮换。他了解到二十七日在东京始发的下行“富士”号上值班的是东京列车段的四名列车员。于是，他一到东京站立即走访了位于丸内北口的东京列车段——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二层褛。
“我想见一见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号值班的列车员。”青木请求副段长加藤。
“是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号吗？”加藤反问了一句，然后取出值勤日志开始查找，“您说的是一号车厢的列车员吗？
“是的。负责单间卧铺车厢的。”
“他的名字叫北原。”
“我想见见他问点事情。”
“什么事情？”加藤眯起眼睛，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乘坐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号时受到一号车厢列车员的亲切照顾，特来致谢。”
“是吗？！”加藤的态度又变得温和了。这种表情变化使青木甚感不解。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没什么。”
“那么，让我见见北原先生行吗？”
“列车员关心每一位旅客是理所当然的。我将转告他您曾来过，…”
“我叫青木。”青木把印有社名的名片交给了对方。
“是周刊杂志社的？”加藤的脸上又露出警惕的神色。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北原先生现在何处？还在‘富士’号上值班吗？”
“不。”
“那么休假了？”
“这您也要写入杂志里吗？”
“是打算写写我受他亲切照顾的事情，不可以吗？”
“不，没关系。可是请您答应不写涉及北原君私生活的事情。”
“不知您指的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向来不去报道私生活来伤害别人。北原先生出了什么事？”
“反正您也会知道的。实说了吧，他昨天夜里死了。”
“死了！是真的吗？”
“他正在休假，深夜喝醉酒，返回东京途中掉进河里淹死了。”
“掉进河里？”
“对。他住在向岛，喝醉了酒顺着隅田河高堤走。警察说是失足落水的。今早发现尸体挂在停泊在附近的船上。他是个好人，真可惜。”
青木听完后瞠目结舌，当初那股找到了证人的兴奋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列车员北原之死却又产生了疑窦。
“这么说是因故死亡？”
“是的。他爱喝酒，喝醉了走在河堤上干出这种危险的事来。”
“会不会是被人害的？”
“无稽之谈！”加藤掼然地看着青木，这种敏感可能是由于同事惨遭不幸的缘故吧。
“对不起。”青木低头认错。做为一名记者，他不能对列车员北原之死只说个“是嘛”而不管。于是，他会不会是被人杀害的疑间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怎么也抑制不住，也许是自己卷进了杀人案的缘故，“您能告诉我北原先生的住址吗？”
“为什么？是为了做你们周刊的材料？”
“哪能呢！”
“现在我们国铁职员被人看做是眼中钉，说只搞罢工、服务态度不好啦，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啦，在许多地方成了批判的目标。这次你们肯定也要写。列车员喝醉酒掉进河里是精神不振的证据，或者是难道能把旅客的性命委托给这样的列车员吗……”
“我不干这种事。我多蒙北原先生照顾，只是想如有可能给他烧支香。实际上在‘富士’号里发生点问题，得到过北原先生的帮助。”青木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加藤，“这一点北原先生没写在日志上吗？”
“没有。在下行‘富士’号乘务日志上什么也没写。您说的问题也许是不需要记下来的。”
说不定确实如此。当时青木大吵大闹，但别的旅客和列车员只表现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再者，当他发觉车次不对要去告诉列车员时又被人殴打致昏。因此，列车员也许一无所知。
“也许是的。”
“那么，不记在日志上也是正常的了？”
“在日志中能查出那次列车单间卧铺车厢七室的情况吗？”
“您是指什么？”
“我是说那个房间的车票是卖出去了呢还是空着？”
“这一点很重要吗？”
“我认为很重要。”
“单间卧铺应当是满员。不过，那趟车的情况不清楚。”
“到哪儿去弄清楚呢？”
“好吧，我给您问问车票预售中心。”加藤使用内部电话问了一会儿，放下话筒走回来说，“七室的票在五天以前就卖出去了，是从东京到西鹿儿岛的。”
“知道买票的人吗？”
青木的提问使加藤笑了：“要是售票时挨个问人家的姓名和住址，售票口的活儿就会积压成堆。既便是您，也不是自报了姓名后才买的票吧？”
“是啊！”青木也苦笑了笑。买七室票的人究竟怎么样了？自己被移进“富士”号七室这期间，真正拿有七室车票的旅客在哪儿呆着呢？
“您刚才提出的问题迟早是要见报的。所以，我还是告诉您吧：北原君的家在墨田区向岛二丁目。”最后加藤告诉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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