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蒂娅光着脚站在桌旁，细心地择菜。“地板让我的脚很舒服。你不介意我不穿那紧得勒脚的鞋，光着脚走来走去？”
“没事，”考普兰德医生说，“没问题。”
“嗯——我们有很好的甘蓝叶、一些烤玉米面包皮和咖啡。我准备从生肋肉上切下几小条，给自己煎着吃。”
考普兰德医生的目光跟随着鲍蒂娅。穿着长筒袜的脚在屋子里缓慢地移动，她从墙上取下擦净的平底锅，把火挑足了，洗掉甘蓝叶上的砂子。他张开嘴巴说了什么，又闭上了嘴。
“嗯，你、你丈夫和哥哥有你们自己相处的方式。”他最后说道。
“没错。”
考普兰德医生猛地扳了一下手指，想让关节再次咔咔地响。“你们打算要小孩吗？”
鲍蒂娅没看她的父亲。她生气地把装着甘蓝的平底锅里的水泼出去。“有些事，”她说，“对我来说，完全是由上帝决定的。”
他们没再说别的。鲍蒂娅把晚餐放到炉子上烧，她静静地坐着，长长的手无精打采地垂到两膝间。考普兰德医生把头垂在胸前，像是睡着了。但他并没有睡，一阵阵紧张的战栗闪过他的面庞。他不得不深呼吸，调整自己的面部。晚餐的香气开始弥漫在闷热的屋子里。在寂静中，碗柜顶上的时钟发出响亮的声音，因为他们刚才的话题，时钟单调的走针像在说着“小—孩，小—孩”，一遍又一遍。
他总会遇上他们中的一个——在地板上光着身子爬的，打弹子游戏的，甚至在黑暗的街道上你可以看见他抱着一个小姑娘。班尼迪克特·考普兰德，这些男孩都叫这个名。女孩子的名字会叫班妮·迈易或者玛迪本或者班妮迪恩·玛达恩。他算过，至少有十几个孩子的名字随他。
但是在他的全部生命里，他一直在诉说、解释和告诫。他会说，你不能做这个。他会告诉他们，所有不能要第六个或第五个或第九个孩子的理由。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孩子，而要为活着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要传授父母的是，如何使黑人种族优生优育。他会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们，几乎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多年过去了，它已经变成了可以熟练吟诵的某种愤怒的诗。
他学习 和知晓了每种新理论的发展。他自费将这些工具分发到病人的手中。他是镇上惟一这样思考的医生。他会施与、解释，施与、告知。但是每周还是会有四十次生产。玛迪本或是班妮·迈易。
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个。
他知道他一生的工作背后有一个动力。他一直知道教育他的同胞是他的使命。他会背着包皮整天走家串户，他和他们无所不谈。
漫长的一天过去，沉重的疲乏感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只要他一打开房门，疲乏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有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鲍蒂娅和小威廉姆。还有戴茜。
鲍蒂娅掀开炉子上平底锅的盖子，用叉子搅拌甘蓝。“父亲——”过了一会，她说。
考普兰德医生清清嗓子，在手帕上吐了口痰。他的嗓音又干又涩。“嗯？”
“我们别吵了吧。”
“我们没吵啊。”考普兰德医生说。
“不说话也可以是争吵，”鲍蒂娅说，“我感觉，就算是像这样一言不发地坐着，我们之间也在争论什么。这就是我的感觉。说实话——每次我来看你，我都快被你累死了。我们再也不要以任何形式争吵了，好吗？”
“争吵肯定不是我的意愿。我很抱歉你有这种感觉，女儿。”
她倒了两杯咖啡。一杯不加糖的递给她的父亲，在自己的那份里加了几勺糖。“我很饿，咖啡喝起来一定挺香的。你喝吧，我和你说一件不久前的事。这事完了后，感觉有点可笑，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你说，”考普兰德医生说。
“嗯——前段时间一个长得很帅，穿得很体面的黑人来镇上了。他自称m.f.梅森先生。他说他来自华盛顿特区。每天他都拄着手杖在街上散步，穿着漂亮的花衬衫。晚上他去‘社会咖啡馆’。他比镇上任何人都吃得好。每天晚上他点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块猪排。他对每个人微笑，对女孩子点头哈腰，为每个进进出出的人开门。一个星期以来，他走到哪儿，都令大家很开心。人们开始好奇这个富有的m.f.梅森先生是谁。不久，他在这混熟了以后，就安顿下来做生意了。”
鲍蒂娅噘着嘴，向咖啡托盘吹气。
“我想你看过报纸上政府‘铁钳’养老计划的消息？”
考普兰德医生点点头，“养老金。”他说。
“嗯——他和这事有关。他是政府的人。华盛顿的总统派他来的，让大家都加入到这个养老计划里。他一家一家地敲门，解释说只要花一块钱加入，每星期再交 二角五，四十五岁后政府每个月会付五十元的生活费。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为这件事激动得不得了。他送给加入的人一张免费的总统照片，下面还有总统的签名。他说六个月后，每个成员能得到免费的制服 。这个俱乐部就叫‘黑人铁钳大联盟’——两个月后每个成员会得到上面有俱乐部缩写g.l.p.c.p的黄丝带。你知道，像政府其他组织的缩写那样。他随身带着小小的手册，一家一家地走，每个人都准备加入。他记下他们的名字，拿走了钱。每星期六他来收费。三个星期后，这个b.f.梅森先生弄了太多的成员，以至于星期六他一个人收不完入会费。他不得不雇人收钱，每三四条街就得有一个人专门收钱。每星期六早晨，我替他在家附近收那二角五分钱。当然威利开始就入会了，还有赫保埃和我。”
“我在你们家附近很多房子里看到不少总统的照片，我记得有人提到梅森这个名字，” 考普兰德医生说，“他是个贼吧？”
“正是，”鲍蒂娅说，“有人发现了这个b.f.梅森先生的真实情况，他被逮捕了。他们发现他就是亚特兰大本地人，连华盛顿特区的影子都没见过，更别提总统了。所有的钱不是被他藏起来，就是花掉了。威利损失了七块五角钱。”
考普兰德医生很兴奋。“这就是我说的——”
“在陰间，”鲍蒂娅说，“这个人会被放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可现在这事完了后，听起来有点可笑，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每个星期五，黑种人主动爬到十字架上。” 考普兰德医生说。
鲍蒂娅的手抖了，咖啡沿着她手中的托盘淌下来。她舔了舔手胳膊。“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一直在观察。我是说我只要能找到十个黑人——十个我们自己人——有骨气有头脑有勇气的十个人，他们愿意献出一切——”
鲍蒂娅放下咖啡。“我们不要说这些。”
“只要四个黑人，”考普兰德医生说，“四个，就是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你加起来的这个数目。四个有这些真正的品质和脊梁的黑人——”
“威利、赫保埃和我有脊梁，”鲍蒂娅气恼地说，“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在努力，过得相当不错。”
他们沉默了片刻。考普兰德医生把眼镜放到桌上，用皱巴巴的指头按摩眼睛。
“你总用那个词——黑人，”鲍蒂娅说，“这个词很伤人。甚至过去常用的黑鬼这个词也比它强点儿。有教养的人——不管是什么肤色——总是用有色人这个词。”
考普兰德医生没有说话。
“拿威利和我来说。我们也不算纯种有色人。我们的妈妈肤色很淡，我们俩都有不少白人亲属。赫保埃呢——他是印第安人。他身上有不少印第安血统。我们都不是纯粹的有色人，你一直使用的这个词太伤人了。”
“我对这些说辞不感兴趣，” 考普兰德医生说，“我只对真相感兴趣。”
“好吧，这就是真相。每个人都怕你。要想让汉密尔顿、巴迪、威利或者我家赫保埃来你这儿，像我一样和你坐在这儿，除非他们喝多了。威利说他记得小时候印象中的你，从那以后他就害怕自己的父亲。”
考普兰德医生艰难地咳嗽，清清嗓子。
“每个人都有感情，不管他是谁——没人愿意走进一间房子，在那里他明知会被伤害。你也一样。我看见你被白人们伤了很多次，而他们并没意识到在伤人。”
“不对。”考普兰德医生说，“你没见过我被伤害。”
“当然我知道威利、我家赫保埃和我——我们都不是学者。但赫保埃和威利像金子一样珍贵。他们和你只是不一样而已。”
“对。”考普兰德医生说。
“汉密尔顿、巴迪、威利和我——我们都不愿像你一样说话。我们像我们自己的妈妈和她的家人以及她们的祖先们。你只用脑子思考。而我们呢，我们说话，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感情，它们在那儿已经很久了。这就是区别之一。”
“对。”考普兰德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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