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一书读后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就在这前后，科学史上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珍贵的“北京人”化石从科学舞台上消失了。
①本文于1980年8月22日—30日在北京——杭州——昆明火车上初稿，9月5日定稿于元谋。原载《人类探源》，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40年过去了。“北京人”，你在哪里？
火车自北京出发，经过整整一天到了杭州，停留两天，办完公事后又向昆明进发。白天车厢内人声嘈杂、闷热异常，然而，我置身度外，躺在卧铺上津津有味地校读着《寻找“北京人”》一书的最后译文……夜晚，车内大灯已熄灭，只有脚灯发出幽幽微光，列车轰轰然，有节奏地摇摆着、摇摆着，向远方驶去，白天读稿产生的印象，此时此刻勾起桩桩往事……
大概我跟“北京人”是有点缘分，早在中学时代正是读了裴文中教授有关“北京人”的文章，使我决心选择古人类学这个专业。过不久，我就在上海复旦大学从吴定良教授专修人类学了，1961年野外实习地点就在周口店龙骨山上。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坐在龙骨山头上，在东方，浑圆的月亮冉冉升起，脚下是沉睡了几十万年的“北京人之家”。也许，也有那么一天，我们的远祖，也在这满月初升的夏夜，在一天劳顿之后，坐在这儿，他们会干什么呢，决不会像我这样悠闲吧！生活的重担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但也会有松弛的片刻吧！毕竟人类已在古远的历史长河中奋勇搏斗了几十万年……
火车，有节奏地摇晃，我不禁把我的思路伸展到遥远的过去，遐想着……大概是受了贾兰坡、吴汝康两教授关于“北京人”体质发展不平衡论著的启发，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中国化石人类头骨脑颅部分的比较研究》，主要就是探索“北京人”脑颅诸组成部分的演化规律。大学毕业以后到了科学院工作，龙骨山上留下我更多的足迹，在研究工作中也常常涉及到北京人，无论是“元谋人”牙的研究，或是“蓝田人”头骨与下颌骨的再研究，都是少不得以“北京人”为主要的对比材料。我从事科普工作以来，“北京人”又成为我主要的写作题材之一，1977—1978年的《人怎样认识自己起源》（下册）、《人类的黎明》（此书由贾兰坡教授主编）两书中，“北京人”发现史是我写作的重点内容。1979年在裴文中教授顾问下，我为科学普及出版社和美国时代一生活出版社拟出版的图册集还编写了《北京人》一书，从而促使我对“北京人”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北京人”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她也逐渐怀有深厚的感情，自然，对珍贵的“北京人”化石丢失的命运也一直牵挂在心。
在编写《北京人》画册时，为了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除了向国内的老前辈请教外，还曾向国外跟“北京人”发掘和研究有关的专家请教，不久就收到不少来信，提供很多有价值的资料。特别是参加早期发掘和研究的前辈，像德国的孔尼华教授、瑞典的步林教授和美国的夏庇罗教授，他们不仅来信赞许《北京人》一书的编著，还寄来许多具有文献意义的珍贵照片。此外，我收到一本有趣的书，即《寻找“北京人”》和该书作者的来信。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了突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当年5月从美国来了首批民间访问者，在他们访问期间，有个名叫詹纳斯的国际贸易家（他又是美国一个非营利的文化教育基金会——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参观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此人对寻找“北京人”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立即行动起来。他在来信中谈到他为此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了获得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可靠线索，他曾登报高价悬赏，赏金达15万美元。自1972年来，6年间共获300多个线索，他还亲自到过不少地方（包括我国的台湾省）查访，虽然到目前为止，他所作努力还未获得积极成果，但也不乏有趣的线索。1975年出版的《寻找北京人》正是他多年努力寻找“北京人”化石种种遭遇的记录。
国际上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活动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同时也为撰写《北京人》一书的需要，我们对“北京人”化石的失踪之谜也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访问和调查，我们拜访了老前辈裴老和贾老。还专门访问最后亲手包装化石并装箱的胡承志先生，他现在是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在他陪同下，我们还到原协和医学院存放“北京人”化石和最后装箱的现场参观拍照，查阅了许多资料……去年12月是“北京人”第一具头盖骨发现50周年，在纪念会召开前夕，我们将自己所作调查的情况，写成《震惊世界的失窃案——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哪里去了》一文，登载在《科学画报》1979年11、12两期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兴趣，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并且还有提供进一步线索的。
1980年5月《寻找“北京人”》一书的作者再次访问北京，他来北京自然博物馆参观并向我们介绍了他最近的搜寻活动，还提供了寻找“北京人”化石新的线索。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去探索。这里我想根据我们所作调查，对“北京人”化石遗失过程中的若于情况加以补充，并对该书中某些与实际情况明显有出人的地方作必要的订正。
有关曾拟送“北京人”化石去美国暂存的打算：1941年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德籍（以后加入美籍）学者魏敦瑞在美大使馆撤退侨民之际，停下了研究工作，决定去美国，并想将地质调查所所保存的人骨化石（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一起带走，将之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由他继续进行研究。
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明文规定了，虽然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属于美国罗氏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但周口店发掘所得一切材料，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故而魏敦瑞虽有想带走人类化石标本之意，事实上却难以实现。
据裴文中教授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撰文所载：魏敦瑞为了带走标本这件事，曾与他两次前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美国公使表示，限于合同，在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负责将“北京人”运美。在这种情况下，魏敦瑞与裴曾通过美公使馆，给远在重庆的原地质调查所所长，当时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去电，商讨将化石暂运至美国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大约在8月间，翁在重庆代表中国方面与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此事，事后又写信给裴说美方已同意此举。11月中旬，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北京人”化石至美暂存。
当美国公使馆答应负责将“北京人”化石转运去美国后，这些“北京人”化石是如何运出协和医学院的呢？这一点由胡承志先生作了详细的介绍，当时他在魏敦瑞的研究室内工作，主要负责翻制化石模型。
他讲：当年（1941年）4月魏敦瑞在离华前夕找到他，要他将所有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做成模型，然后寄往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供魏使用。魏还说，在当今时局紧张之际，要作好随时将化石装箱的准备，一旦需要便可以将“北京人”化石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总务长博文，然后由他们处理运美事宜，7月魏离华去美了。
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的一天上午，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告诉他要将化石装箱，于是下午胡就去找了裴文中教授，询问裴是否可以装箱，裴说可以装，于是他就请解剖科技士吉延卿帮忙，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只木箱，拿到办公室里开始装箱。
装箱时，每件人骨化石都先拿擦镜头用的白棉纸包好，再包以软纸，然后裹上医用脱脂棉，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的白纸包裹，将之放入小木箱内。
小木箱内垫有几层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再将这些装有标本的小木箱，分装在两个大木箱内。至于牙齿化石，则是用装首饰用的小纸盒装的，盒内填以棉花，盒上面有玻璃，在玻璃上贴有镶红边的标志，上面有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是放入小木箱后，再装进大木箱的。
木箱为普通的白木板所钉成，未上油漆，“北京人”的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箱子里，略小一点的木箱内主要装山顶洞人的化石，两箱除分别标有“Case 1”和“Case 2”之外，并无标签及其他标记。《寻找“北京人”》一书中说，该箱被漆成红色，是不对的。
据胡讲，在他装好箱后，即用手推车，将两木箱送至C楼的博文先生的办公室，他又将这两个木箱送到F楼下4号的保险室内，以后的下落他就不知道了。《寻找“北京人”》一书中说魏敦瑞的女秘书宣称，是她装的箱，这与事实不符，并不是她而是胡承志最后装的箱。珍贵的“北京人”化石丢失前的最后一个接触到它的中国主人是胡承志。
“北京人”化石自送到协和医学院的F楼后，它的遭遇如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丢失的呢？《寻找“北京人”》一书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以前为我们所未知的情况。据书上讲，装有化石的两个木箱以后被送到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交由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处置，上校随即命令士兵们将化石改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箱内，并责成即将离华赴美的军医福莱，将这批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运到离北京225千米外的秦皇岛，等待撤离美军的“哈里逊总统”号到来后，搭乘这艘船去美。
福莱受命后，即去电秦皇岛霍尔坎伯兵营医务室，指令他的助手三等药剂士戴维斯照管好即将由北京运来的他的行李。几天后戴维斯收到了刷有福莱名字的24个行李箱，其中有的装有“北京人”化石，但此事并未告诉戴维斯本人，行李到达霍尔坎伯兵营后被暂时堆放在戴维斯所住的砖瓦平房里待运。
按规定，“哈里逊总统”号应在12月11号到达秦皇岛，但12月8日正当该船还在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军占领了霍尔坎伯军营，戴维斯和其他海军陆战队队员统统被俘，并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装有化石的箱子跟其他行李被留在兵营里，戴维斯在战俘营碰到了福莱。大概一二个星期后，福莱取回了他大部分行李，据说其中包括装有“北京人”化石的行李。以后据福莱称，一开始由于他军阶较高，行动尚有些自由，故将这些行李在天津分三处保存了，后来，他丧失了行动自由，再也没有过问这些行李。
从《寻找“北京人”》一书中的这些叙述，可以明确的两点是，“北京人”化石并未送上“哈里逊总统”号，所以“北京人”化石是随“哈里逊总统”号沉没而消失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此外，“北京人”化石在几个美国人手中遗失掉，这也是事实。最初在追索“北京人”化石时，认为是在胡顿和博文手中遗失的，现在可以进一步追索到福莱和戴维斯等人，现在的问题是，福莱的行李中有阿舒尔斯特上校委托他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日本占领军归还这些箱子时，福莱称他并没有打开检查一下到底“北京人”化石在箱内否。既然如此，福莱最后在天津将这些行李分三处保管时，他并不知道行李中是不是还有“北京人”化石。
他说他曾经检查过他自己的行李，发现一些纪念品和一具教学用的人头骨已丢失，既然现代人头骨能丢失，如果上校的行李曾被打开，化石人头还会保留不动吗？再一个问题，当初阿舒尔斯特上校真的把“北京人”化石改装到他的行李中吗？福莱军医并未打开过上校的行李，这点别人是不能知晓的，提出这个问题跟以后詹纳斯先生来京时提出的新线索颇有关联。
如果上校确是将“北京人”化石装进了他的行李的话，化石丢失的最大可能性是发生在日军占领霍尔坎伯军营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化石最后是落到日本占领军手上，他的下落仍得去追查这些占领军及其有关方面。
不过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捉摸不定的情况，即日本方面演出一场寻找“北京人”化石的闹剧——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北京的一切机关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第二年8月，医学院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从东京赶来的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据当时报纸宣称，当他们来到B楼解剖系办公室，打开藏有“北京人”化石的保险柜时，“发现”化石早已不翼而飞，真标本已被模型所替代。
“北京人”化石已不在保险柜内！日方一方面在报纸上大肆宣扬“北京人”化石“被窃”，另一方面即找有关人员追问下落。
次年（194年）4月间，日本的“华北驻北平屯军最高司令部”指派侦探锭者繁晴负责搜寻工作，锭者这个人很厉害，仅用3天工夫就问遍了所有有关人员，裴文中教授受到非难，而博文则被关了5天，吃了不少苦头！
据有关报导说，锭者在日军（特别是宪兵队）全力支持下多方搜索，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光景，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据说，当时还特地叫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裴文中教授被解除了软禁，当时日方还“客气”地对他说今后要多合作。
关于这件事我曾跟胡承志先生谈过多次，他至今还怀疑，当时一切都是在日本宪兵队的控制下，“试问像日本宪兵队这样的机关，竟然也介入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但又忽然草草收场，如果找不到就能如此善罢甘休了吗？这是耐人寻味的”。联系到化石遗失的过程，我也感到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关于战后的寻找活动，该书中介绍不多，据我们所知，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间，曾有通讯社报导，在东京发现了“北京人”化石，说是东京帝国大学交给盟军总部的，由总部的科学顾问，地质学家怀特摩尔保管着，准备送回中国。
据说，怀特摩尔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奉命去东京盟军总部工作的，他同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罗氏基金委员会的委托，前去东京寻找“北京人”化石。
报上虽如此报导，但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所接受的东西中，却没有“北京人”的化石。为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的顾问李济博士（曾任台湾科学院院长，现已去世），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在东京曾先后五次寻找过“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未找到。（在詹纳斯去台湾访问他时，他仍坚持应到东京去寻找失落了的“北京人”化石。）最后代表团团长亲自出面，于1946年4月30日致函盟军总部，请求进一步寻找这批珍贵的化石。据称，怀特摩尔并未进一步去寻找，有人怀疑他所知的内情比他所说的多，不过他始终否认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军总部也曾动员在华美军寻找“北京人”的下落，结果仍踪迹全无。
校阅过程中发现原文有一处与史实有出人：原文提及，1929年12月2日下午，发掘小组成员之一，发现了一个头盖骨，然后又提及，1930年4月发现另一具保存良好的“北京人”幼年头盖骨，其完美程度较爪哇头盖骨为优。这里把同一件事当作两回事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29年12月2日，发掘领导人之一，裴文中教授主持发掘，在发掘现场发现了一具保存状态甚佳的幼年头盖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第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发现时，该头盖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次年（1930年）春季，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下更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北京人”未成年的右下颌骨。而秋季改在“鸽子堂”进行发掘。在下一年（1931年）于该处发现“北京人”的一块下颌骨和一件大致完整的锁骨。故本书原文中1930年4月发现幼年头盖骨实指1929年的那一次。
这里我还想起《寻找“北京人”》作者第二次访华时，曾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据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时间是半夜，一个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卫兵，看到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埋藏地点离他站岗处约10步远，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可能是“北京人”化石！按照这个线索，我们曾找到了这个地方，可惜地面上已盖了一间停车房，没有进行试掘。这个线索的价值如何？这位卫兵的说法可靠吗？难道阿舒尔斯特上校没有把“北京人”化石装进行李，而是下令埋在美国大使馆院内？难道珍贵的化石默默地仍沉睡在祖国的大地下？
“北京人”化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对“北京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研究，展现了人类远古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它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看来寻找“北京人”化石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共同的努力。
为寻找“北京人”所作的努力，不论是谁，都应被称道，“北京人”化石的再发现将是科学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事件，为它所作的努力将不会为人们所遗忘。
“北京人”化石究竟在哪里？种种迹象的表明，这些无价之宝似乎并未真正遗失，它们终究会被找到。现在寻找活动仍在进行之中。
寻得已遗失的“北京人”化石，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化石本身，而且还在于踏上了寻找化石的航程，从所经历的一切中获得巨大的教益。正是读过本书后，人们将会加深对“北京人”——也就是人类光辉历程中最出色的代表的兴趣和认识，从而化为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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