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根据多年来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重要古代遗址的考察，追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演化史，对考古学界逐渐形成中的新观念，作了较为通俗的论述。
①原载《人类探源》，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会令你感到惊讶，我们不总是说，黄河，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怎么现在你说长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呢？
是的，这确实有点叫人惊讶，然而当你读过本文后，也许会感到这不无道理呢。当然，我并不是说黄河不再是摇篮了，而是想强调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并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只是黄河流域，还应包括长江呢！
你大概听过这样一首歌吧——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这是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炎黄子孙们，不论在何方，不论在何地，他们都以中国母亲而骄傲，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长江、黄河是龙的象征，它们奔腾于崇山峻岭，婉蜒于平川沃野，它们哺育两岸的儿女们，我们是龙的传人！
你没注意到，在炎黄子孙们的心目中，黄河、长江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它们——
滔滔黄河，发源于青海，干长5400千米，它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然后出海，流域面积达752443平方千米。
浩浩长江，源远流长，它的正源沦沦河，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然后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泻而下，沿途接纳百川，一泻千里，浩浩荡荡，奔腾向前。长江全长6300千米，是我国第一大河，世界三大河流之一，它的干长5831千米，流经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在上海附近注人浩瀚无垠的东海。它有18条大的支流，串连了四大湖泊，故长江流域还包容了甘肃、贵州、陕西和浙江的部分地区。长江流域面积达1808500平方千米，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1。”4，居住着全国1。”3的人口，长江流域有着多么壮丽的图景。
黄河流域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而我国第一大河的长江，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环境条件相当优越，会没有悠久的古代文明？它能对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没有积极和主要的推动作用？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因工作之便考察了不少史前人类和古文化遗址。沿着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原始人类的足迹，追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远古史，使得我对我们民族古文明的摇篮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的认识是随实践而不断深入的，由于过去的考古工作主要在黄河流域进行，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这些遗址揭示了中华民族古文明的灿烂面貌。由于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些遗址的经典性的结论，成为我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石和对比研究的主要依据，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古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并以此为中心影响和推动其他地区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观念，这在当时实践限度内和认识水平上是对的。然而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长江流域古文化的面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积累，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长江流域同样是我国远古文化的演化中心，我们在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时，看来也不能忽视长江流域同样也是摇篮，而且是重要的摇篮！
现在我就考古界逐渐在形成中的新观念，结合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人类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其中99％以上的时间是漫长的石器时代，其后是铜器、铁器和大机器时代。恩格斯曾参考摩尔根的学说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文明时代是以铁器的出现为标志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始；蒙昧和野蛮两个时代，即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前的“史前时期”。我们讲一个民族的古文明，主要是指“史前时期”的文明以及“文明时代”最初产生时的文明，它们的孕育和成长的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古文明摇篮”。
石器时代是以石制的工具作为生产工具，包含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以打制石器、压削的细石器以及磨制石器和制陶术的产生为特征。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在这个时期，按照人类演化谱系的新概念：南猿—直立人—化石智人，各阶段的代表在我国均有发现，有的阶段材料相当丰富。尤为注目的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广大区域内，目前已发现的遗址，几乎要占到全国已发现遗址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我曾经在古人类遗址发现得很多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考察了山西西侯度、匼河、丁村与陕西蓝田等遗址。在长江上游地区拜访了玉龙雪山下的丽江人遗址，参加了著名的元谋人化石产地的发掘工作，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四家村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考察了资阳人遗址，还在长江中游地区考察了鄂西北的几个直立人遗址，并在房县找到了同时期的石器以及时代晚得多的小型石器……在旧石器时代的这些遗址中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首先，从考古学上弄清楚祖国历史的开端这是考古研究上的首要课题，这点随着考古工作的深人不断有所进展。
60年代初，在陕西蓝田发现了蓝田人及其文化遗物，把我们祖先的历史，从北京人的距今40万～50万年前，推前到距今80万～100万年前。嗣后，在60年代70年代之交，相继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化石以及元谋人制作的石器及大量的炭屑，这样把祖先的历史一下推前到距今170万年前。经过多年来各方面的工作和深入研究，学术界已普遍承认，以两颗上中门齿为代表的元谋人确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代表。经过我们的研究，该牙齿化石属于早期类型直立人，形态上可能具有从纤细型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元谋人不仅会制作和使用粗陋的石器，还不排除会用火的可能性。
在黄河流域，近年来虽然发现了据称时代要比元谋人文化还要早的“小长梁文化”，西侯度文化遗物也经研究发表，但学术界对它们还有争论。我认为在黄河流域是有很早时期的原始文化存在的。但必须看到，由于元谋人及其文化的发现，联系到近年来在元谋盆地邻近的禄丰地区，发现了可能与人类直系祖先有关的古猿化石，以至有些人认为，包括长江上游地带的滇中高原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中心地之一，这点确实令人注目。
这里牵涉到在中国是否有南猿代表的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在中更新世初期的前后，直立人及其文化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游地区，特别是渭南和鄂北地区已有较广泛的分布，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元谋人之后，原始人类在秦岭南北的活动已很频繁。最近在安徽和县发现了直立人的新材料，是直立人代表在长江下游北岸活动的明确证据。那么直立人的先辈——南猿理应存在，曾经有人甚至认为元谋人、西侯度遗址的主人是南猿，也有人认为，在我国可能不存在南猿，直立人是由更早的、有待搞清楚的原始人发展来的。
在长江中游湖北建始地区曾发现疑为南猿的化石，限于材料（只有四颗牙齿），目前学术界对之颇有争议，但它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比直立人原始的代表可能是南猿，会在我国华南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广大区域内被发现。
再者，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化石智人的主要活动时期，也是现代人种（黑、白、黄诸色人种）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古遗址在两大流域有更为广泛的分布，在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形态特点上，除了属于这一阶段的共同特点外，还反映出原始黄色人种的形成过程，而且在晚期代表身上出现较为明显的南北不同类型的发展趋向。
例如，在北方找到的山顶洞人，在南方找到的柳江人，他们都是黄色人种的早期成员。但前者有些形态特点跟华北地区的中国人，跟爱斯基摩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相近；而后者，有些特点比较接近黄色人种的南亚类型。显然，他们对两大流域的后期人类即新石器时代先民体质特点的形成是有深远影响的。
总之，在旧石器时代，长江、黄河流域的远古人类都有较广泛的分布，并显示出长江流域有比黄河流域更为久远的史前史，对探索人类起源这一重要课题长江流域显得更为重要。虽然说两者可能有着同样古老的旧石器文化，但在目前还只是在长江流域上游地区找到迄今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元谋人牙齿——及石器和可能是人工用火的遗迹，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我国历史的第一章眼下还只能从元谋人这个远古祖先写起。
由旧石器时代往后发展，是考古学上称为“中石器时代”的阶段。中石器时代是由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由采集和狩猎活动向原始的农牧业过渡。也就是说，中石器时代是农牧业产生的先驱阶段。我国考古界对中石器时代是否存在是有争论的，我认为抹杀这一阶段的存在是不可取的。什么是中石器时代的标志呢？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复合工具（如箭、矢等）大量出现，所以石器朝细小精巧化发展，因此产生了一类叫做“细石器”的非常精致的小型石器。细石器人旧石器晚期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较晚时期，而特别成为中石器时代的主要工具。所以典型的“细石器”常作为是“中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细石器常作为狩猎、游牧部落使用的工具，而在原始农业部落则以原始的农具为标志。此外原始的陶器有时也被作为中石器时代的标志。
在我国，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器物主要在北方地区发现。典型的细石器器物的原始类型可以追溯到许多旧石器晚期的古遗址中，以后发展为中石器时代的代表，如河南灵井和陕西沙苑两文化。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以往对长江流域中石器时代的面貌是不了解的，近年来开始有了突破。1973年冬，我们在元谋盆地进行古人类调查时，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这些细石器，很多与河南灵井文化中同类型的器物十分相似，但是又具有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又跟四川汉源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中的某些特点相似，似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此外在长江下游地区已有好几个地点发现了细石器，所以时代较早的以细石器为标志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长江流域也有相当的发现，这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古文化在两大流域都是很发达的。
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新石器时代，它以原始的制陶术和磨光石器的出现作为标志。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这一时期两大流域的古文化各有特色，且相互之间又有联系，特别是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有了惊人的突破，展现了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前所未见的另一种原始文化面貌。
我曾拜访了很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有著名的半坡和姜寨遗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沿着长江上、中和下游的许多重要遗址。我到达过元谋盆地北方的金沙江畔，这里临江的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尚未被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在沙土下随时可以挖出许多磨光石器和各种陶器。在元谋盆地内有著名的莲花村大墩子遗址，展示了距今3000多年前长江上游地区原始部落的生活图景；在中游湖北房县拜访了七里河遗址；特别是在下游地区，参观了近年来我国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最有突破性的发现——浙江河姆渡遗址，现存面积达4万平方米，遗址由4个文化层组成，距今时代在4000至7000年，这是全国最早的新石器遗址之一。我还在云南美丽的洱海中的金梭岛上，在南国的南宁豹子头湾等地考察了贝丘型的遗址，也到了在广东马（土具）的石峡遗址……
考察了这些众多的文化遗址，给我很深印象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是与环境条件相互制约的，不同的环境条件产生出不同的作物和生活方式。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历来有很大的进展，近两年又取得很大成绩，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了很多早期文化，被称为磁山、裴李岗文化。发掘表明，早在8000多年前，在黄土高原干旱的自然环境中人们已栽培耐旱的粟类作物，开始饲养猪并驯服了狗。在黄河下游地区有古老的“大汉口文化”，中游地区为“仰韶文化”，最后由它们产生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龙山文化”，由此可以溯到夏、商、周青铜文化的根源。历来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民族古文明就是在这一沃壤上发展起来的。
在长江流域展现了另一种古文化发展景象，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了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证明在7000多年前，这一带的原始部落已创造了发达的史前文明。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层层叠叠，厚达四五十厘米，最厚可达一米以上。水稻是高产优质的粮食作物，要有较高的耕作水平才能耕作，从出土的农具——木耜和骨耜来看，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落后的“刀耕火种”而进入耜耕农业阶段了。还发现了猪、狗、水牛、羊的骨骸。水牛也可能已被驯化，由此可见，我国确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家畜起源中心之一。至少在七八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先民已在这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的环境中掌握了耜耕技术，开发水利、种植水稻，使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显然，长江下游地区是水稻的最早栽培地区，水稻种植可能起源于此。以后逐渐向南方各地传播，在江汉地区河南浙川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稻谷痕迹，应表明水稻栽培技术向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也反映了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成束的植物纤维和编织的苇席。在一件象牙雕刻品上，还刻有编织纹和蚕的形象，表明当时的原始编织技术可能已包括丝织技术，这也是技术发展史上的大事。发展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有明显的丝织品，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木质工具，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制作之精美是空前的。其中有木桨和现代的已很接近；有木碗，上面竟已涂上了与漆性质相同的红色外衣；还有一批带有榫铆的小杆件，可能是当杆件复合器械的部件，简直难以想像距今7000年前的人们已有如此高超的劳动手段。此外，大片保存带有榫铆结构的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也堪称为河姆渡文化中的突出成就。这种以木（或竹）柱作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再在上面建筑住房，下面圈养家畜的“干栏式”大长屋木构建筑，至今华南地区不少地方仍沿用不衰！
在陶器制作上，虽然河姆渡遗址中陶器多为手制，且种类不多，但已出现了“甑”（也就是像蒸锅的器皿），人们已会利用蒸气热来蒸熟食物也确实是了不起的。（这里还可提一句，世界上最早的瓷器产地也是在地处长江下游地区的上虞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大量玉器，玉器中的玉琮和玉壁是以后商周的贵重礼器，有些专家认为，玉器制作和用于装饰是起源于南方的。在有些遗址出土的玉琮上出现有圆圈纹（回纹）、饕餐纹，陶器上出现雷云纹，而这些图案均为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主体图案，故有些专家认为中华民族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也应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追溯渊源。
不难看出，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繁盛之时，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也正在创造着自己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古文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后为铜器时代所替代。近年来在江西清江吴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两处商代遗址，证实了至少在2000年前，这里已发展了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基本相同的文化。最近在江苏、安徽、浙江和云南等省还先后发现几批青铜农具，为古代文献中有关青铜具的记载提供了实证。因此，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沙流域的古文化，对青铜时代文化的产生和发现都有很大的影响，专家们在研究了长江下游的青铜文化后指出，过去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解，应该改变旧观念。无数的考古资料已表明，夏商文化正是汲取和融合了两大流域南北双方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
从物质文明的发展，已经清楚看到了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孕育和成长的基本面貌。然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的传播，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代表着人的活动——人们的迁徙和接触。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必然也是中华民族本身孕育和发展的中心。因此除物质文化外，还可以从远古祖先本身的研究来探索和阐述远古文明的产生。很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试图勾画史前人类，特别是与现代人群关系最密切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发展图景，确实困难不少。
从现在拥有的资料可以看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骨骸上已反映出南北分型的趋向。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华南地区人骨遗骸的形态特征上有更为明显的差异。
现代中国人属于黄色人种（蒙古人种），若加细分或可分为南、北两个基本类型，亦可分为三个类型，即分布地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蒙古、东北各省的中国北方人（简称“华北人”），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中部人（简称为“华中人”）以及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台湾等地的中国南方人（简称“华南人”）。在古史传说上，黄河流域主要是分布了“华夏集团”（中原地区）和“东夷集团”（东部临海地区）；在长江流域上游为氏羌族，中游为“苗蛮集团”，而华南地区主要为古代越族。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正是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南北分型的基础上，产生了远古的这几大集团，以后逐渐演化为现代华北人、华中人和华南人，他们主要就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自然还包括南方其他地区）的古文明的哺育下而成长起来的，而同时他们又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创造者。
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长江，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了吧！我们相信这一点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将会越来越鲜明。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