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勇气，我们不禁要谈谈意识中的另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同样没有在主流文化的故事和偶像中反映出来。主流文化倒更像一面反光镜，它反映着我们的统治关系的过去，却无法精确地反映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旧模式里，勇气产生于愤怒、恐惧和仇恨。我们更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勇气，那种勇气来源于仁爱──不论是对我们所爱的人，还是对萍水相逢的陌路人：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总爱说，勇敢就是杀死毒龙和怪兽。然而，我们现在意识到，以非暴力的手段与不公正的权势抗争，比杀死所有毒龙和怪兽，需要更大的勇气。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受到过这样的启蒙，就曾经看到过以爱的勇气而不是恨的勇气抵抗淫威。我的第一课是在维也纳上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那是在“水晶之夜”，纳粹第一次在德国和奥地利大批搜捕犹太人，他们砸碎了所有犹太教堂和犹太人家的玻璃窗。一个盖世太保带着五个人闯进我家，“没收”了我们的财产，抓走了我的父亲。这时我母亲勇敢地站了出来，谴责他们的可耻行径，痛斥他们的野蛮掠夺和他们对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暴行。然后，奇迹发生了。不知是由于她言行中的威严（经统治关系塑造的人格对威严总是卑躬屈膝），还是由于他们的贪婪（因为那个小头目说，如果我母亲拿些钱到盖世太保总部去，他就替我们说情，放了我父亲），她救出了我父亲，也救了我和她自己。如果我父亲那晚和许许多多犹太人一样被送进集中营，我们也会和许许多多犹太母亲和孩子一样，在无望中等着他获释──直到我们自己也被抓起来杀掉。
我母亲的举动需要极大的勇气。她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她除了爱一无所有，这需要勇气；一般的道德标准认为，“好女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好女人”只能低声细语，不能发号施令，而我母亲把这一切都置之脑后，这也需要勇气。
我想，这种以爱而不是以恨来反抗淫威的勇气，是一种精神力量。有了这样的勇气，我们就有了怀疑貌似神圣、外强中干的道德标准的力量──两千多年前，一位名叫耶稣的年轻犹太人，正是凭着这种勇气，反抗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和世俗权威。今天，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女人和男人，也正是凭着这种勇气，以他们的生命和行动，与数千年顽固的统治关系传统进行着抗争。
这些人中有教师，他们不愿再向学生讲授“隐藏着”服从和从众观念的课程，他们要帮助学生们识别和抵制各种各样的压迫，帮助他们学习更有建设性、更和平的生活所需的知识，帮助他们参加社会活动，以此建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逐渐走人学校的非暴力解决冲突和冥想小组就是这类新型课程。教育领域内的另一项革新，是使教育更平等地对待不同性别和不同文化，这不仅仅是妇女研究和美国黑人研究，而且还包括从根本上改变学校的课程，以及通过媒体的非正式教育。
如今，统治关系传统也受到其他行业的挑战──譬如，心理学家亚瑟和艾莲‧阿仑夫妇，他们的著作把我们带入爱的新天地；社会学家罗伯‧高吉尔，他正在编写一套伙伴关系教育丛书；哲学家闵家胤，他是北京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的组织人；还有经济学家迪华基‧杰恩，尼尔马拉‧巴纳吉，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人，他们在为消除南北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以及各民族男女之间的分配不均而不懈地工作着。
今天，在有勇气挑战统治关系传统的人中，有许多是艺术家。朱迪‧芝加哥就是一个突出的榜样。她是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她的代表作《晚宴》和《降生》，讴歌了女性的性爱和她们给予生命的能力。走在通往伙伴关系的道路上的先锋，还有不计其数的社团组织者和社会与环境活动家，他们也认识到了新的偶像和故事对个人和社会变化的重要性。此外，还有故事家、传记作家、自传作家、音乐家和作家，有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有的人在创造新的神话故事，更有人在帮助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新神话故事，还有的人以幽默为武器，打破统治关系的神话体系，鼓舞我们画出我们自己的生活图卷。
在以精神力量挑战统治关系道德标准的人中不乏知名人士。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默默无闻，不像那些动辄惊动新闻媒介的政治家、将军、摇滚明星、社交明星、体育明星和其他显赫人物，这些人非同寻常的个人和社会创造力并不引人注目。所以，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艰钜任务，那就是要让人们更加广泛地关注他们。
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女子和男子，正在努力地创造新的神话故事，新的制度和新的信仰，他们也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正是他们为我们时代的个人、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变提供了迫切需要的角色模式。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痛苦，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和取得的胜利，将成为新故事的素材。在那些新故事里，新的亚当和夏娃们，将会在我们的地球上孕育出一个新的伙伴关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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