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本人的意识中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我逐步地明确认识到，我们对人的肉体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又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与这两者的关系中看待我们自身。我早就知道，有一些重要的女权主义著作直接或间接地谈论了这一问题，从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学》、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论妇女的诞生》，到新近出版的著作，像凯特尔‧海沃德（Cater Heyward）的《我们接触的力量》以及葆拉‧库伊（Paula Cooey）、沙伦‧法默（Sharon Farmer）和玛丽‧埃伦‧罗斯（Mary Ellen Ross）合著的《内化的爱》。但是，现在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如果不能理解和改变我们对男人和女人肉体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某时某地所形成的关于性、权力和爱的观念，更不可能改变它们。我也比从前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对肉体的看法和做法，以及由谁来决定我们对肉体的看法和做法，都与政治紧密相关。
其实，在当代摆脱强大的统治和暴力模式的斗争中，这些就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如何看待肉体与肉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肉体里体验这些关系──这不仅隐喻着政治的最基本的意义，而且关涉到对权力的定义和实施。这就是我们的肉体在传统定义下的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下如何与全部社会关系相联系的方式，我们先是不知不觉地了解这种联系方式，继而开始不断地运用这种联系方式。
如果在早期的长幼关系、继而在性关系中，我们已经被培养得适应了统治和服从，这些关系就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所有的关系。反之，如果在早期的长幼关系、继而在性关系中，我们学会并且不断地练习相互尊重和关心，我们就会与建立在强制和恐惧之上的统治等级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
这就是为什么在观念中将女人的肉体从性和精神力量的象征变为男人的控制对象，是史前时期朝向统治关系社会组织的转变中所不可或缺的原因。在观念上将女性的肉体变成由体外某个人控制的对象，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它首先为男人找到了统治和剥削女人肉体的理由──不论是将女人的肉体变为繁殖或娱乐工具，还是利用它为男人服务或为男人的家庭干活，都是如此。它还使女人自己逐渐从统治关系制度所形成的男人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肉体。因为不论各种文化对女人的肉体有什么偏爱──喜欢胖或瘦，喜欢拉脖子、缠小脚，还是喜欢摧残生殖器──这些偏好都不是女人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而是符合占统治地位的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口味。更有甚者，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里，女人自己也逐渐学会了让自己和自己女儿的肉体服从于男人的要求和口味──我们至今在与这种传统做斗争，它表现在厌食症、贪食症以及其他饮食失调症状等方面，这些都是女人为了迎合外界潮流，不惜一切痛苦，强制改变体形的结果。
但是，这种靠外界影响决定体形，将肉体当作工具的观点，不仅影响着妇女，也深刻地影响着男人。现在，所有女人的肉体和部分男人的肉体，都是通过一部分人的眼睛来审视的，这一部分人伤害力最强，因此也就能对他人的肉体实行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这是西方古代奴隶社会流行的观点，所有女人和大部分男人（奴隶）的肉体，是由一小撮人占有的，这一小撮人对此握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在这些高度好战的社会里，大部分人只是一小部分精英们进行权力争夺的工具，谁在争夺中能给他人的肉体造成最大的伤害，谁就是赢家──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与之斗争的另一种统治关系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男性的理想标准是肌肉发达、披盔戴甲、强壮骠悍的武士形象的缘故，他们献出自己的肉体，而得到的报酬就是被俘妇女的肉体──这一点我们从荷马史诗和《圣经》中都能读到。
女人的肉体纯粹是男人的财产，这种观点深刻地影响着男女性生活的社会结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肉体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另一个人的肉体──给它以关怀、快乐和后代──这就不仅为所有的上下等级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而且树立了一种观念，说明男女的肉体在他们最亲密的性关系中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观念，也是我们至今仍在与之斗争的，这就是女人和性“天生地”就要受男人的控制。
于是，就需要一些制度来维持男尊女卑的等级。一是我们已经粗略地讲过的，对性和女人的糟践。一是对统治和暴力的色情化──这是现代氾滥的淫秽作品的中心，男人捆绑、鞭笞、刀割女人的肉体，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女人肉体的痛苦。随后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这些作品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他们是直接引发的对妇女的暴力犯罪，还是仅仅使那些因为了解这些行为会导致痛苦而永远记住这些犯罪的人麻木，同时制造一种容忍这些行为的氛围。但是当代朝向伙伴关系的运动日益高涨，来自统治关系制度的抵制也日益强烈。从这种矛盾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在最基本层次上通过对天然的肉体制造或威胁制造痛苦得以维持的制度，是对伙伴关系浪潮所做出的反应。
这些作品描绘了人的肉体，以及两个肉体如何“好玩地”纠缠在一起，而其中一个肉体要忍受肉体的和/或心理的痛苦，它们生动地表现了一种社会组织，其中最高的力量是由剑的力量来象征的：导致痛苦和毁灭的力量。更有甚者，它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认为人的关系就是一些人实行统治，而另一些人被统治。
但是，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并不是只能接受、甚至欢迎压迫性的统治。我们将会看到，社会调节的方式有很多，它们都会使我们──借用前耶稣会教士D‧H‧约翰逊（Don Hanlon Johnson）的话说──“从感官上，而不仅是从态度上，服从”我们的“上级”。譬如，通过痛苦的权威育儿方法植根于我们的肉体的习惯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严格的宗教（约翰逊认为这与性自虐和虐待有关）也是使肉体适应统治和服从的有效方法。有些统治关系宗教里还有关于永恒的肉体痛苦的恐吓。约翰逊指出，“天主教专制的深远根源”即在于“一个人的肉体可能受到永恒的火烧。”他说，“由于害怕遭受这样的痛苦，民主就永远无法实现”，因为依靠个人（据说是被“原罪”玷污了）的选择和知识，远不如依靠更高的（据说是神授的）权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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