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新旧文学_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漫谈新旧文学

　　民初新文化运动之主要一项，乃为新文学运动。大意谓文学须是人生的。旧文学已死去，新文学方诞生，当用通俗白话文写出，不该再用文言文。但我认为中国旧文学亦是人生的。如《诗经》"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楚辞》"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尝不是人生。即当前一小学生，初中学生，对此辞句，亦何尝难读。而元明以下，白话说部如《水浒》、《红楼梦》诸书，其中难识之字，难懂之语句，亦并不少。专以文言白话来作新旧文学之分辨，此层似尚未臻论定，还值研讨。

　　我绝不反对白话文，我曾在初级小学亲自试验过白话文教学一年。四年级生可写八百字文理通顺的白话文，三年级生可写四百字，较之文言文省时省力，但我不主张提倡白话而废止文言，尤不主张不教学生读文言古书。直至目前，大学文学院中文历史哲学诸系学生，多不能通读古籍，这对国家民族前途实有莫大影响，有心人不得不注意。

　　此两年名来，我双目失明，不能见字，不能阅报，不能读书，长日闲坐，偶亦默诵旧诗。昨日清晨，忽忆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绝句。此诗所咏何尝不是人生，短短二十八个字，一中学生读之亦何难懂。但诗中所咏人生，则确似过时了。此诗所咏，仅属一种农村人生。今日则已是大都市工商社会，正要鼓励大家莫再依恋家乡，安土重迁。不仅从乡村迁向大都市是人生一进步，甚至自国内迁至国外，如获得美国一绿卡，岂不立刻受人重视。又如能操英语，或其他外国语，岂不更受人重视。但话得说回来，国家观念即建立于乡土观念上。没有乡土观，很易没有国家观与民族观。如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已近一百年，但英国人来香港，不论当官吏或经商，仍必回英国本土，很少留居香港的。他们在港几十年，依然操英语，乡音未改。能讲几句广东话，已是少之尤少。香港设有一香港大学，延聘英国学人来校教读，特规定五十五即可退休，俾使其回国再有活动，不致老大始回。若使英国人来读此诗，他们是会懂此诗中所咏的人生。

　　我曾游新加坡、马来亚，那里的华侨家庭离乡去国已历数百年之久，但他们仍操华语，仍保乡音。仍随时回国，以履故土为人生莫大一乐事。若他的故乡儿童亦问他客从何处来，他亦会怀有一番惆怅心情，难以倾白。最近我政府又在奖勉农村青年安守乡土，不要使美好田园有地无人。此一种趋势，是该提防的。由此言之，此一绝句里的人生观，实在并未死去，还值吟赏。

　　我又在前一夜忆起另一绝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短短二十字，所咏是蒙古沙漠某一夜里，唐师远征、敌我对垒的情形。是夜，月本不黑，乃忽然云兴，黑了。月黑二字，乃描写了当夜四度空间之景，寓有一段时间变化在内。何以知之，看下文雁飞高三字自知。入夜，群雁已卧，忽遇风起云兴，受惊起飞，非卧前平飞，乃卧起高飞。如今人乘飞机，天空一碧，而云层在下。群雁飞高了，乃不受风扰。天有不测风云，风起云兴，遂致月黑雁飞。而此诗则故意避去风云二字不提，此亦是文学技巧。

　　诗中单于二字，乃汉代匈奴首长之称呼，中小学生或不知，但一讲便知。唐代无匈奴，何来有单于。诗中单于字，乃文学上一典故，不得谓用了典故，便成死文学。而且此诗亦可说是一种譬喻借用。汉军出塞远征，主客不同，是夜天气变了，对方明知不敌，又熟悉本地气象变化，遂乘机逃了。我方不知，但有巡逻队，忽不见对方巡逻踪影，逐步向前，直达敌营，乃知已是一空营。急回报告，方求追击，步队用不上，只得用骑兵。又需快速，马背人身均需减轻披戴。接下逐字，乃追逐义。但不宜用追字。不仅为四声关系，如追奔逐北，不得改逐奔追北。奔逃不定向北，但追逐必跟其后，逐北之北，即指其背，逐字兼紧接义。而如追思追忆追述，可以有长距离相隔。白话则少用逐字。如用追字、赶字，赶字又文言所少用，追逐固须赶，但赶又不即是追逐。文字固以代表语言，但中国文字则又越语言而前，与语言有一距离。中西双方文字不同，而双方思想亦随之有不同。故中国人思想不能有如西方之哲学思想，而中国文学亦与西方文学有不同。今吾国人乃欲尽用中国白话来追随西方文学，难免有种种追不上处。此亦一无可奈何之事，问题尚多，此处暂不详论。

　　再述汉军方欲轻骑追逐，而大雪纷飞，一霎时，满天空，满地上，满马满身，连带满到随携的弓刀轻武器上。情势如此，则只有让敌军安然地逃了。

　　据如上述，此诗短短二十字，岂不已写出当时活生生一故事，岂不还是一篇活文学吗？但若试用白话来翻译，用了两百字亦不算张皇。如用两千字来改写成一小品文，亦仅够敷衍。但若教者只略说大意，随把此二十字来朗诵，一遍又一遍，学者随读，愈读愈明白，愈多味，兴趣增了，智慧亦随而长了。读中国书，自有与读西方书不同的读法。文学亦然。读法不同，自然写法亦有不同。今用白话两百字，乃至两千字，来写此一则情事，较之只用二十字，既省力，又省时。投登报纸，又可多获稿费。结集稍多，出一小书，又成为一作家，名利双收。既可速成，又能多产，又谁肯苦吟出此二十字来。则所谓旧文学已死去，实不如说旧人生已死去，更为恰当了。但论及品格，则不论文学或人生，均有一高下分别，又不可不知。

　　今再回述上列之七绝，少小离家老大回，乃指回家，而诗中省却了此家字。下文儿童字，乃指其家中之儿童，非乡里儿童。中国人重视家庭，此儿童或非诗人之子女，但必是家中之幼辈。同一家人，长幼相见，而不相识，在此诗人老大回家之一番欢欣心情中，又夹带了好多感触与惆怅。故于儿童问语上，又特下一笑字。此非言笑之笑，乃一种轻松随便之礼貌，指笑容，非笑声。此儿笑问客从何处来，乃不知是其家中一长辈。人生之悲欢离合，无限伤感，尽在此一笑字上描绘出。此一层，则恐非幼童诵诗所能了解，须待于文学有深造，始能了悟到此。又岂能下字深了，人不遽晓，便说是死文学呢？中国文学必重情，上引五言绝句一首，乃诗人随军所记，而出国远征军之种种困难艰巨，即于此见。此诗则老大回家之种种心情，亦于此见。而中国文学必重涵蓄，须读者作同情之体会。故虽常情，亦觉情深。若直率道出，情味淡了，则转若无情。今必模仿西方文学来表达中国人情，则惟有失真，最多是浅了，不能深入。此似应为今日提倡白话新文学者所注意。

　　抑且少小离家老大回，固必有一番特种情绪。即在他乡遇故知，亦每有一番特种情绪之产生。近代国人多以落籍美国为荣。但既为美国公民，所亲仍以美籍中国人为多。日本人亦然。美籍之中国人与日本人，仍有界线，不相混淆。犹太人黑人尤然。同隶美国籍，历数百年，其不相混淆如故。可见中国人内心仍恋中国人，中国旧文学所诵，深入人心，至今犹活，哪便死去了呢？今人提倡新人生新文学，果能有一套中国新人生新文学出现，而仍未昧失了自己那一颗心。即远离乡土，其恋旧之心情犹存，此即所谓他乡遇故知，岂不深符此心所想望，仍然活生生地存在吗？然则非于中国旧人生旧文学有研究，又何来得此新人生新文学之发展。

　　但今我国人则谓生为现代人，自当现代化，何必恋往古。如看西方电影，即如美国西部片，亦彼邦百年前事，乃国人屡看不厌。又如莎翁乐府，乃西方四百年前事，国人亦研赏不辍。何以在西方尽古尽旧都足珍，在中国求变求新始可贵。此恐特系一时风气，非有甚深妙理之根据。余夫妇前在香港，大陆刘少奇邓小平掌权，提倡平剧及各处地方剧，制为电影，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放映，各地华侨，争睹为快。即各家广东老妈子，不谙国语，亦先听丽的呼声，用广东语介绍剧情，再往买票，盛况空前。新亚一同事新从台北来，家有一女一子，余夫妇劝其子女前往一看。其后不久，四人帮斗争，刘邓下台，此等电影亦皆禁绝。四人帮无知，并非知此旧文学旧人生于彼辈之新政权能有波及，但亦自有他们想望之新文学，如样板戏之类。今国人提倡新文学，亦每于旧文学绝口不提。今闻邓小平上台，旧摄电影又渐出现，则可知要根绝旧的，亦仍有所难呀！

　　惟当时此等电影不获进入台湾，有香港某电影公司抄袭大陆最先来港之梁祝一片，改换绍兴腔为黄梅调，摄制新片，传入台湾，一时亦竞相争睹，有连续看八次十次者，凌波演梁山伯，遂受国人崇拜。其来台，飞机场至台北市，列队欢迎者盈万。某大学一院长，年几古稀，亦手持旗帜杂欢迎队伍中高呼。则国人内心喜好，正如他乡遇故知，岂不当前一明证乎。

　　平剧在台不盛行，有军中数剧团，几于尽日登台，惟往观者率中老年人，尤多大陆来台人，青年则绝少。某夕，余夫妇往观，一旧识携其一孙女与余联席坐。此女乃高中或大学生，对平剧似不知欣赏，唱工演技更不论，但遇白鼻子丑角登场，则鼓掌狂欢不已。倘彼去观西方电影，情况当不同，且不论文学人生之新旧。崇洋蔑己，蔚成一代之风尚，展念前途，磋慨何极。

　　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一特殊长处，即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均多出自衰世乱世，而又能融凝表达其日常真实人生于思想文学中，而相与为一。故使后之衰世乱世，皆能有所慕仰，有所追随，知所修行，知所树立。乃使其思想文学亦得同臻于旺盛。故能剥中有复，否极泰来，而一线相承，绵亘达于五千年。

　　如孔子生于春秋之衰世，屈原则生于战国之乱世。而春秋战国一段衰乱，乃已为中国思想文学深植根基，永为后起之楷模。兹姑专论文学。两汉辞赋，追效古诗之雅颂，则不如民间流行之乐府，近似国风，为得中国文学之真传。而晚汉衰乱，古诗十九首乃及建安文学，更见转机。尤足供后人仰慕者，乃为东晋南宋间之陶潜。不论其诗，即其《归去来辞》，及《桃花源记》，亦已千余年传诵不辍。在抗战时，余只身居云南宜良山中上下寺，撰写《国史大纲》。每逢星期日，必下山赴八里外一温泉入浴，随身携带一陶集，途中泉上，吟诵尽半日。余之宁神静志，得于一年之内完成此书，则实借陶集之力。不啻亦如归去来，安居桃花源中也。

　　犹忆余二十余岁时，教读乡村小学校。读陆放翁诗，念放翁诗名满海内，老而归乡，得此恬静之生活。诵其诗，如读其日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南宋终于沦亡，何尝能北定中原，然放翁一生忠君爱国之心情，则千年常存。每诵其诗，如在目前。今余年未三十，已安获乡居，岂不已胜放翁之誉老。虽值国家民族之衰乱，亦忠爱存心斯可矣。惟念先父先祖父，年过四十，即已逝世。余之所能学于放翁者，当惟日常卫生健康之一途。乃知注意于饮食起居作息之间。余之生值乱世，较放翁为甚。今余年已逾放翁而超之矣，而余之爱好乡村生活，则迄今而不能变。余不文不诗，而生平之得益于陶陆者，实不为不多。

　　余又念，方幼龄十岁左右，即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江湖如林冲，如武松，如鲁智深，每心仪其人。廊庙如诸葛武侯，如关壮缪，一言一行，皆深入余童年之肺腑。方余未能读孔子书，而孝弟忠信固已长存我心矣。中国文学之入人之深有如此。

　　及余四十左右，乃读鲁迅之新文学，如《阿Q正传》。自念余为一教书匠，身居当时北平危城中，中日战争，如弦上箭，一触即发。而犹能潜心中国古籍，以孔老二之道为教，若尚有无限希望在后，此正一种阿Q心情也。使余迟生数十年，即沉浸在当时之新文学气氛中，又何得为今日之余。余常自笑此一种阿Q心情，乃以上念前古，下盼来者，此亦诚阿Q之至矣。此乃余一身所受新旧文学之亲身经验。一人之私，终不免有此歧见之存在耳。

　　余又念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学，每在平安世旺盛世。读其书，每恨不见其作者之真实人生。使彼亦如余今日之居此乱世，彼当何以为生。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于今日，世日乱，人生日不安，而西方哲学文学亦沉默闻寂，不见其人，不闻其言。使余生西方，则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真不知当何以安其身心，以度此一生。余于孔孟老庄思想深处无足言，而独于中国旧文，一诗一文，一小说，一剧本，每常心念而不忘。不知世之君子，其将何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