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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小说
第一节 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古典小说发展到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随着改良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像《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侠义小说和《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但这些作品，只是前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余波，它们已经远远不能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整个面貌。在这些侠义小说中以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出版的石玉昆《三侠五义》影响较大。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侠客的帮助下，受理民冤、神断疑案。同奸臣庞太师父子斗争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侠客们替朝廷帮助颜查散剪除叛藩襄阳王党羽的经过。作品通过庞昱、马刚、马强、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主要是皇帝国戚以至土豪恶霸的横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作品在揭露上述现象的时候，只是作个别偶然事件来处理的，而整个封建制度在作者看来还是合理的，皇上是圣明的。小说中的侠客，开始还有"草泽英雄"的本色。他们富有正义感，做了不少为民除害的工作；但当封建统治阶段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之后，就死心塌地为皇帝服务，成为统治者最忠实的奴才。作品中的包公，参太师、斩庞昱，虽然还不失为清官的典型，但已经削弱了传统中这一形象的正义性，即缺少为支持正义而敢于"违抗"圣旨的精神，在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面前表现得非常驯服。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平话色彩。《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它们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方面看都更加低劣。在狭邪小说中，只有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韩子云写的《海上花列传》具有一定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品通过赵二宝、李漱芳、周双玉三人的遭遇，在写出城市有产者荒淫无耻的同时，对妓女们的悲惨生活作了一定的暴露。它用吴语写成，其中主要人物写得很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代表这时期小说创作新面貌的是从一九○○年左右到一九一○年之间出现的大批反映改良主义政治要求、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和许多阐述小说理论的文章。它们大都发表在当时创办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体》等许多文学刊物上。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危机愈加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帝国已感到无望，纷纷想寻找国家积弱的原因。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段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段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个改良运动。小说界革命就是这运动的一个方面。当时人们把小说看作是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们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说和小说理论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出现的。这时代近代性商业都市的相继出现，都市中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浓厚兴趣，外国小说的大量传译以及职业小说家的出现，也都是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这些小说有它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们自觉地配合当时政治运动，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场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在小说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宣传改良主义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这些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很广泛，但是不够彻底。如它们在大力揭露官场黑暗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凶残的同时，又对它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甚至还美化了它的"文明"和"进步"。其次，小说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理想的光彩。这固然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和腐朽，同时也由于作家认识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说作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讽刺手法，而又有所发展，它的特点是笔无藏锋，达到了极度的夸张和温画化的程度。他们经常抓住一点，大力渲染，读来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够，不能留给读者以深刻动人的印象。在小说的结构上，一般都采用若断若续的长篇形式，它主要是为适应报刊的分期刊载；同时这样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这些小说的数量很多，但质量一般不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算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还远远不能和清中叶以前的一些长篇巨著相比，这主要是由于作家政治上的软弱，不能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本质，提不出先进的理想。此外，他们生活圈子的狭小和本身文学修养的限制，也是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
当时大批小说理论文章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类似这种提法的还不少。王先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它们一反封建正统文人鄙视小说的观点，把小说地位空前提高，无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说的作用不恰当地强调到决定的一切的地步。
（二）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服务，使它成为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和号筒。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的话。《月月小说》发刊词中声称其创刊动机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该刊出版祝词解释译更为明确："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然而立宪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达之士大夫，而在多数在下国民，......支那四千年专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谓民权马、自由马、宪法马、选举马。至于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数之国民则仍瞢瞢马，而未有知也。"为此，小说当为"开通知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为密切服务于改良，他们主张，凡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凡译小说当择"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三）对古典小说作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人仍受陈旧观念的束缚，把旧小说分成英雄、儿女、鬼神三类，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红楼梦》、《水浒传》看成是诲淫、诲盗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一反前人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诬蔑，而认为"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传》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说《红楼梦》是部有伟大"摧陷廓清旧道德"力量的小说，《水浒》是"中国小说中铮铮者，武侠之模范"。又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恨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见《新小说·小说丛话》）。尽管它们还远没有对这些小说作出正确的论断，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胆的意见。
（四）对什么叫小说和如何创作小说的一些问题也有所阐述。首先他们看到了文学作品与其他科学著作的区别。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欢的是"肉身之实事"（即具体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谈"（即抽象的理论），画和小说都能使你去"亲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他又说历史是"实有之事常平淡"，小说是"诳设之事常艳"。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则已引用黑格尔的话，指出了形象性、具体性等作为小说艺术特征。其次，他们指出文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描写现实，还描写理想。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是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宜，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外，他们还指出文学是通过感情作用来激动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序》说："予则谓小说者，......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惋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实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论虽然还比较幼稚，缺乏科学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也都中唯心的。但我们却不能低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把小说从"稗官野史"的地位解放出来，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李伯元和吴趼人
李伯元（１８６７～１９０６），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擅长制艺和诗赋，曾以第一名入学，但屡试不第。引起他对社会的不满。到了上海，接触到许多新的东西，更不满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但是由于政治的保守，他不仅敌视民主主义革命派，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为。他起初创办了一些小报；主要"为俳谐嘲骂之交"，"记注倡优起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段报馆工作对他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锻炼有一定的作用。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准备了一定条件。在一九○一年到一九○六年之间，他先后写成了《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等长篇小说和不少弹词。
《官场现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共六十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作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地描 写他们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丑态，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迫害。
小说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有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睁开，视钱如命"之徒。为了钱，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残害人民、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陶子尧的夤缘际遇，侵吞公款；冒得官的图保显职，供献女儿；胡华若的花天酒地，纵兵烧掠，读来莫不令人发指！小说写当胡统领（胡华若）得悉要他去浙江严州"剿匪"后，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随员和军队一路耽搁，花天酒地。后打听得严州已没有什么"匪"了，他竟又扬扬得意，想借"剿匪"来邀功。十四回写得他率领人马，耀武扬感地开到乡上。
乡下人眼眶子浅，那里见过这种场面，胆大的藏在屋后头，等他们走过再出来；胆小的一见这些人马，早已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过几个村庄，胡统领因不见人的踪影，疑心他们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齐逃走，定要拿火烧他们的房子。这话才傅出去，便有无数兵丁跳动人家屋里四处搜导，有些孩子、女人都从床头后头拖了出来。胡统领定要将他们正法，幸亏周老爷明白，连忙劝阻。胡统领吩咐带在轿子后头，回城审问口供再办。正在说话之间，前面庄子里头已经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锋大队都得了信，一齐纵容兵丁搜掠抢劫起来；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
在大队人马却掠一阵之后，胡统领便"东南西北，四乡八镇，整整兜了一个大圈子"，见无人出来抵敌，便"奏凯班师"。
这些官吏们就是这样残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却那橛地卑躬屈节，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五十三回文制台接见洋人一段就是很典型的。
......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语言末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马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有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来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大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淮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文明小史》也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六十回。作品从所谓"维新"、"立宪"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官场现形记》的主题，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揭穿了假维新派的投机把戏；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以及社会上新旧思想的冲突。
《活地狱》，全书共四十三回，由长短不等的十五个故事组成，通过这些浸透着血和泪的描写，暴露了封建衙门内的种种罪恶。
李伯元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广泛使用讽刺和夸张手法。作者经常把生活中落后、丑恶的现象集中起来，通过一件事情，大加渲染。如《文明小史》十三回中，通过武昌府洋务局的几位道台，郑重其事地争论接待一个外国教士应该用什么品级轿子的小问题，提示了这批被封建等级观念腐蚀透了的大小官吏的老朽、迂腐。有时作者还抓住一些关键性的细节。把讽刺对象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来揭示人物的伪善和丑恶。《文明小史》十九回中刘学深、魏榜贤等一群所谓"维新党"正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把妇女不缠足的好处讲得有声有色，俨然是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但当旁边走过一个三寸金莲的妓女时，刘学深便忘其所以，拍手高喊："妙啊！脸蛋儿生得标致还在其次，单是他那一双脚，只有一点点，怎叫人瞧不勾魂摄魄？"这就揭示出这些"维新党"的丑恶嘴脸。这些讽刺手法，显然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但比起《儒林外史》来就显得浅薄。由于作者不能深入发掘事物的本质，从而不能把握人物行动的内在规律，加之写作的勿促，对事物缺少冷静、细致的观察，这就影响到对丑恶现象的深刻、彻底的揭露。
吴趼人（１８６６～１９１０），是晚清另一位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名活尧，原字茧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我佛山人。吴出身于中落的官僚家庭。二十多岁去上海谋生，曾佣书于江南制造军城局，后客居山东，又运游日本。一九○四年在湖北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后辞职返沪，参加反华工禁约运动。一九○六年编《月月小说》，后病死于上海。吴趼人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他的思想发展以一九○七年为界，明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比较进步，在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曾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一九○七年发表的《上海游骖录》标志了他思想的退步，由前期不彻底的反帝反 封建的意识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吴趼人是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小说三十余种，现存二十多种。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耳闻目见的无数怪现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它所反映的内容比《官场现形记》要广泛，它不仅写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作者笔不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肮脏龌龊、贪财无耻的家伙。其中有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补道......。作者在九十九回中借卜士仁的口概括了当时的官场哲学："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五十回中九死一生这样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就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 的手段，才能弄得着钱。"小说八十九回写苟观察（苟才），为了升官发财，竟无耻到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
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呵！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罢！"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为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就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说着便大放悲声。......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一面说道："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 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唷？"
这些官吏们为了升官发财，就连这样下流无耻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对于帝国主义也是一味地奴颜婢膝。作品写在庐山问题的交涉上，总理衙门的一员大臣给江西的巡抚信中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就这样把一座庐山白白地送给人家。这些官吏在对外战争中，更有贪生怕死。十四回写中法战争时，中国兵输仅仅看到海上有一缕烟，就疑为法舰，放水沉船，事后还谎报仓促遇敌，致被击沉。
小说还着力鞭打了洋场才子和斗方名士。他们胸无点墨，却到处卖弄才情，附庸风雅。他们把李商陷的号玉溪生送给杜牧，把杜牧之的别号"樊川"加在老杜（杜甫）头上，更把少陵、杜甫说成是父子两人。
作品中还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实际却拐骗亡弟钱财、欺凌寡娣孤侄。开口就讲忠孝节义的符弥轩，却百般虐待老祖父，几乎把他打死。莫可基不仅昌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卖为娼。通过这些衣冠禽兽，反映了当时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已到了总崩溃的时候。
书中出现了蔡侣笙、九死一生、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在这些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改良主义的理想。他们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触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官场中的根本问题。他们正直、贤良，有一定的才能；但又格守封建道德。因此，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出路。蔡侣笙任荣阳县令时，被老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却因蝗灾动用公款济百姓，被革职严追。吴继之虽然熟谙人情，有应会险恶环境的能力，但也是到处碰壁，走投无路。通过这些描写，正反映了作者改良主义理想的破产。
吴趼人的小说，还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其中《痛史》写得较好。小说主要写南宋末年贾似道等权奸的卖国求荣，苟延残喘。同时表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志士
。吴趼人小说的结构比较完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篇以"我"为线索，把二十年耳闻目睹之事串连一起，比起《官场现形记》来显得集中一些；但由于题材庞杂，缺少剪裁，因此还不够谨严。吴趼人大量运用讽刺手法，但 浮光掠影地摹写一连串丑恶现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节 老残游记及其他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１８５７～１９０９），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他对"西学"很有兴趣，研究过数学、医学、水利等。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徵、山东巡抚张曜处做过幕宾，因治河有功，官至知府。八国联军入京时，倔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转卖给居民，后来被劾私售仓粟，谪徒新疆而死。
刘鹗对于封建社会残败的局势感到悲哀和绝望，但又想挽救这种局面于万一。他积极向清廷提出"扶衰振敝"的主张，建议筑路开矿，在"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的借口下，认为"国无素蓄，不知任欧人开之"（与罗振玉书），这说明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段洋务派的立场上想挽救当时摇摇欲望的封建统治。
《老残游记》共二十回，署名洪郁百炼生作。它写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他的一些反动的政治主张。全书以王贤、刚弼两个酷吏的暴政为主要内容，写出了现实的黑暗，这是作品有意义的部分。在晚清动荡的局面下，封建王朝已临末日，人民的反抗怒潮如火如茶，此起彼伏，当时统治阶段非常倚重那些镇压群众反抗的"清官"来维持残局，而刘鹗却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他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大，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作品中玉贤和赐弼两个"清官"，实际是残忍与刚愎的典型。曹州知府玉贤的"路不拾遗"的政声是建立在对无辜人民的残酷屠杀上，一年来用站笼站死的有二千多人，站不死的还用板子活活打死。而被称为"瘟刚"的刚弼，自命不要钱，实际则滥用严刑，屈杀好人，只求自己邀功，不顾百姓死活。作者通过一首诗，表达了他对这种罪恶行为的愤慨。行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鸺留鸟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由于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段洋务派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作品就表现了明显的反动倾向。在第一回里，刘鹗以隐喻方式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他把国家比作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一只帆船。船上有四种人，第一种是掌舵的、管帆的，也就是暗指清廷的统治集团。在老残看来这些"驾驶"的人并没有错，他们所缺的只是一个方针，因此只要送一个改良主义的罗盘给他们就行了。第二种人是管理的水白，指当时中下层官吏。作品写他们正在搜括乘客的钱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第三种人是演说的，实际是指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作者肆意歪曲他们，并鼓励人们把他们抛下海去。第四种人是乘客，也就是老百姓。作者骂他们中赞成革命的人为不懂事，被人"利用"；而竭力赞扬那些认识不清或反对革命的人为老成持重。这里作者的反动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刘鹗还通过为他所大力赞赏的黄龙子来大骂"北拳南革"，说革命党是"乱党"、"妖妇"、说义和团是"疫鼠"、"害马"。小说塑造了两个仁慈的好官庄宫保和白子寿，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刘鹗的政治理想。作者笔下的庄宫保是个爱才苦渴、举贤授能，能关心人民痛苦的封疆大臣。白子寿是个耿介清廉，明察秋毫的"青天大老爷"。显然，这样的好官 是没有现实根据的，因此形象本身缺乏动人力量，显得苍白无力。
《老残游记》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他对事物的描写比较细腻，文笔生动。白妞的美妙歌声，桃花山的月夜，黄河冰岸上雪月交辉的景致，特别是大明湖、千佛山明丽如画的景色，对读者都有吸引力。
......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估季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大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的绒毯，估季上下两个山的垫子。
在人物描写上，两个"清官"的形象比较生动。此外，作品中还出现了长段的心理描写，这在我国已往的小说中是少有的。但小说的情节缺少提炼，结构松散，人物之间和情节之间还缺乏内在联系。
除了上述作品外，这时期还有大批改良主义性质的小说，它们内容很复杂，但思想水平都不高，艺术上也粗糙。其中较好的作品有《官场维新记》、《苦社会》等。《官场现形记》全书共十六回，无名氏作，是一部暴露清廷官场腐朽的小说。作品通过袁伯珍这个人物，揭露了当时官僚们冒维新之名以图升官发财之实的可耻行为。《苦社会》共四十八回，无名氏作，写阮道甫、鲁古国、李心纯三人迫于生活，出国谋生。通过他们的遭遇，反映了华工华商在美国的悲惨生活，它是一部华工华商的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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