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1)
宁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宝昌祥内衣店的伙计蒋信发像往常一样，飞快地钻进了地洞。可是洞外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他斗着胆子把脑袋伸出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粒和粟子，看到像纱巾一样飘动的白黄色粉雾。日本人要干什么呢?他觉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脚面爬上了许多红色的跳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跳蚤。他跺跺脚，踩死了几只。
当晚回到家里，他感到体虚发热，头痛难忍，腮帮子发炎肿胀。不出数日，患区从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变成紫黑色，身体因失水迅速枯缩，像一具沙漠中干瘪的木乃伊。送到医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经诊断患的是鼠疫。他的父亲蒋阿宝，继母阿香，也因同样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传递。1940年10月下旬，宝昌祥内衣店的15名职员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绍酒店死6人；东后街一家鱼贩全家死绝……是瘟疫，鼠疫。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成了鼠疫区，成片的居民突然像体内被泼上火油点着了火，医院塞满了人，但一个个都法抗拒地悲惨死去。
远处传来消息，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3个县也有438人染此疾，不治者361人。
事过不久，在哈尔滨南郊“关东军731部队”的秘密播映厅里，银幕上出现了日军细菌部队的攻击场面：几架飞机的翼下挂着特制的器皿；装着跳蚤的器皿；飞机低空掠过村庄；老百姓在移动奔跑；字幕“任务完成”；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从一架飞机上款步而下，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国报纸的特写和日语译文：“宁波一带发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后仰地作演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它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细菌武器成本低，杀伤力强，且能造成恐怖气氛，挫伤对手的士气。
此后，石井四郎多次指挥他的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1941年夏季，他派出由100多人组成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带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疫菌，使得那里爆发了强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亲率远征队到金华地区，把盛着细菌的玻璃瓶和轻铁瓶投入水井、沼泽和民宅，造成大批的人死亡，义乌县崇山村380户人家，死了320多人，有30户全家死绝。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他要效益，还要刺激。该地有两处日军的集中营，关押了3000名中国战俘。远征队预制了同样数量的烧饼，用药针把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分发给俘虏吃，然后放了他们，用隐形的屠刀大量杀害中国人，而日军却把中国士兵吃烧饼的情景拍摄下来，作优待俘虏的宣传。
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的成员榛叶修深为自己从事的勾当感到可耻，因而逃往中国军队。他写了一份“日军罪行证明书”，证实了日军极其惨无人道的行为。他写道；他所在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任务是为日军预防传染病，而实际却在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该部用飞机积载伤寒、赤痢、鼠疫等向金华、兰溪中国军驻地与后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国军民染恶疾死亡。
榛叶修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他检举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目的：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榛叶修的证词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破坏战争法规及严重的反人道行为。中国政府的检举，引起检察局的一些官员的关注。美国法官莫罗上校开始着手调查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问题。他被指定负责日中战争工作小组。
莫罗提交了一份《中日战争》的备忘录，其中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和化学战；这两种残暴的手段早已被凡尔赛条约等国际协定禁止；德国与意大利在二战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细菌武器的负责人，他用活人作试验；日本政府对此要负责。莫罗忙乎着。
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部队的秘密。他许诺，只要731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重点还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卖鸦片等。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气伤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此后毒气战例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气。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气的命令，自“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数达8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于是孤注一掷，向围攻的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保住了占地不失。
证据结结实实地握在莫罗的手里。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诉的愿望又被压制了。就是对化学战也不予追究。检察方面不起诉，法庭便谈不上审理。
麦克阿瑟即使坐在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对于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犯是否追究，他有两个顾虑—个企图。
其一，1925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日本虽签字了，但却未予以批准，而美国同样没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饶起舌来，没准会招惹多少麻烦。其二，美国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两颗原子弹，同样是底气虚的事。当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议，说原子弹的残酷性远远地超过了毒气武器；在法庭上，东条英机就利用了这一点，反驳了法官有关毒气武器的审讯。其三，美军一直把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作为一个优先任务，日军耗费了巨额资金和无数生命，在这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成果，美国只需勾销战犯的罪状，便可以空手筹码在袖子里头做成交易，获得罪恶的研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武库。
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军下级军官伊藤在九江地区误入中国军队防区，被抓获后供出日军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些情况。战区的苏联顾问组马上要求与伊藤见面，通过双重翻译，询问了伊藤。重庆美国顾问团得到情报后，立即派来三名美国顾问，自带三名美籍日侨作为翻译，与伊藤秘密交谈达两周之久，了解日军细菌武器的详情。
这情形就如同一群强盗乘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聚集了大量沾着血腥的金银珠宝，密藏了起来。结果另一拨子强人占了寨子，并以压寨夫人作人质，要么交出金银珠宝，要么杀了压寨夫人。当然，我得一笔逆财，你拣一条小命，这实在是一件两全齐美的事。细菌武器对美国来说，无疑比金子还要贵重。
白白地获取日本的细菌武器，确实不知要使美国省下多少力气。
日本为研制细菌武器，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尽了灭绝人性的手段。
日军最初的细菌研究机构，是1932年设立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次年，考虑到需用大量活人进行试验，经参谋本部批准，在哈尔滨南岗地区成立了细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对外称之为“加茂部队”，此后还用过多种假代名称。1936年，根据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机构为基础，在中国长春和哈尔滨建立了两个强大的细菌基地，后又在南京和广州建立了细菌部队，其中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是“东乡部队”。
“东乡部队”位于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处的平房镇。在五公里长的围墙里，中央耸立着一座异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楼房，它周身镶嵌的瓷砖闪耀着白色的光辉。它的东边有一座直插云霄的烟囱，整日制造着滚滚乌云。烟囱的外侧是一个机场。中央大楼的西面，并列着一片白色的像医院似的建筑物、仓库、公寓式的宿舍。到处都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阳光像鱼鳞的反光一样幽晦，来往的人静无声息，脸上包裹着严密的铁丝网。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使这里像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2)
1941年，“东乡部队”改称为“关东军第731部队”，工作人员增至3000人。
这里的魔王是石井四郎。从一开始，他一直是研制细菌武器的核心人物。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于千叶县一家大地主家庭。从小聪敏过人，且有一股坚韧的钻研精神。1919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校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此后他专事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和病理学，对一战中的毒气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萌发了制造细菌武器并用于战争的野心。
日本法西斯的需要和支持，使他的研究得到了肥沃的土壤和雨水丰沛的季节，也使他的研制手段残酷到了极致。
他身穿草绿色的连衣裤工作服，外面套一件白色的防疫大褂，戴着口罩、胶皮手套和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向地下室走去。这是一条阴森可怕的走廊。为防止蚊子苍蝇这类昆虫飞进来，顶棚、护墙板和窗户上都涂满了血液般的大红色，使得这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石井四郎推开地下室重重的铁门，一声凄厉的叫声迎面刺来。这是“木头”发出的惨叫。石井四郎把用来做实验的活人叫作“马路大”，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木头”。
一个“木头”被绑在像是涂了沥青的墨黑色铁床上，他挣扎着，约摸十二三岁。几个身穿防毒服的冷血怪兽死死地按住他。他们没有给他打麻药，就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他的腹腔。孩子呻吟着昏死过去，他的肠、胰腺、肝、肾、胃等内脏被一一取了出来，放进了装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中，在福尔马林中不停地抽动。接着，刀子从小孩的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撕开了头皮，又用锯子锯开头盖骨，取出了脑子。刀子又把大腿根上的皮肉切开一圈，剥开的皮肉往外卷起，刀子一气切下去，鲜血泉水般地涌流出来。咯吱咯吱，大腿骨一下被锯子截断了，落到水泥地上，溅起汪在地上的血水。锯子又杀进了左臂……
新鲜的标本被送到了陈列室。石井四郎跟了进去。陈列室是个四壁粉刷得煞白刺眼的大房间，贴墙摆着一排三层的搁架，上面放满了高60厘米、直径约45厘米的玻璃容器。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头，有的裂开一道大口子，像个石榴；有的被军刀从当顶劈到耳根，分成两半；有的额面骨被炸弹炸出个大窟窿；有的带着红、青、黑色的斑点……这些男女老少，中国人、苏联人及蒙古人的人头，眼睛有的闭着，有的怒气冲冲地暴张着充满血丝，散乱的头发向上漂起，不住地晃动。
干得挺漂亮！石井四郎眯缝着双眼，满意地点点头。
在他的指导下，这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五花八门的残酷绝伦的实验：
往一个汉子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把他推进透明的隔离室，观察病变的过程。数小时后，“木头”痛苦地死去。他的腋下和两股之间的淋巴腺肿得非常厉害，前胸和面部因为皮下出血而完全变成了黑紫色，其余部分的皮肤呈现出暗淡的粉红色。
把伤寒菌冲入甜水、注进西瓜，分给一群男女老少吃下去，从“木头”染病的情况来测试细菌的浓度和繁殖的效果。将母女两人关进透明的毒气实验仓里，放进毒气，以测试毒气致命的速度。四岁的女儿突然从母亲的怀中抬起头，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惊恐地向四周张望。母亲拼命地抱紧女儿，像是要保护她。不久，她们便全身痉挛着含冤而死。
为了确定人体各种器官在高气压中忍耐的限度，一个青年被塞进了真空环境实验仓。他赤裸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仓内的空气渐渐抽尽，他张大嘴拼命呼吸，双手拼命抓自己的前胸，血淌了下来。他的眼珠暴突出来，痛苦地倒了下去。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把12名中国人和1名苏联人押到室外，用刺刀逼着将双手插进冷水桶，又提出水面冻僵，再把他们押到室内敷药“治疗”，不能治的手指就用剪刀剪去。再冻伤，再“治疗”，以进行冷冻实验。直到锯掉四肢气绝。
为了实验细菌炸弹的效果，把10名中国人绑在彼此间隔5米的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瓷壳细菌炸弹，弹片扎进了他们的身体，使他们染上无可救治的炭疽菌疫。
将一批中国人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看达到什么程度能把人烧死，以进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的实验。有时还让“木头”分别穿上厚棉衣、普通军服及赤裸着身子，分组排成10人，用三八大盖枪瞄准排头开火，记录下步枪的穿透性能。
这些灭绝人性的冷血家伙还拿活人进行人、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在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把人头往下吊起来进行倒悬实验；把人憋死的空气静脉注射实验；把人烤干的干燥实验；电击实验，把人烧成一摊焦炭……
只有魔鬼才有这样的想象力，也只有魔鬼才能有如此坚强的神经。
那座插入云霄的烟囱整日冒着滚滚黑烟。那是焚尸场的烟囱，每天都有被折磨死的人运往那里，浇上汽油，烧成烟雾和灰烬，连一块骨头渣都不剩。被烧掉的“木头”每年约有五六百人，累计起来至少有3000人。
石井四郎的事业飞速发展，细菌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战败前夕，每个生产周期至少能生产三万万亿个细菌。731部队的细菌储蓄量，足以毁灭全人类。如果真的使用了细菌武器，我们这个星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也许真像一些恐怖片的创作者们想象的那样：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偶尔出现几个人，转眼间他们又出现在一个隧洞里。他们脸上闪烁着与生由来的惊恐，长着的疤痢流着黑稠的脓血。一个小伙子渴得实在忍不住了，他在一条水沟旁蹲下去，掬水凑到唇边，就在这一刹那，他神经质地怔住了。像铁一样闪着蓝光的水从他的指缝间漏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沟水里，这声音越来越响，仿佛预示着什么灾难要临，黑暗中的人们睁大了眼睛。
但是失败像闪电一样来临了。如同德国法西斯研制的“雷特”式战机一样，这些毁灭性的武器没有来得及大规模使用。逃跑之前，为了毁掉证据，石井四郎指挥731部队进行了最后的屠杀和破坏。他们用卡车把1000具人体标本扔进了松花江；焚烧了不便携带的实验材料；销毁了细菌培养器、冷冻设备、显微镜、化学天秤、陶制细菌炸弹；用炸药和重油把所有的建筑物炸成一片废墟。
731部队用毒药和机枪杀死了最后的300余名“木头”。已死与未死的“木头”被抛进事先挖好的八个大坑，浇上汽油焚尸。燃烧的尸体滋滋地响着散发出异样的臭味。火熄灭后，又将烧掉一半的人脸、半生不熟的肉块、七零八落的骨头、糜烂不堪的腑脏扒出来，扔进粉碎机搅成粉末，拌进浸湿的石灰和动物残骸，用卡车拉到草原上，抛进积存着雨水的洼地。石井四郎要毁灭一切证据，甚至给731部队的每个成员配备了一小瓶氰酸钾，让他们在迫不得已时毁掉自己。
天下之残酷暴烈，莫过于此！
天下之罪大恶极，莫过于此！
对石井四郎及731部队战犯的罪行，检察方面已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包括田中隆吉的证词，但都被沉重的铁盖死死地压住了。
起诉书没有涉及，莫罗法官的始讼词也没涉及。但陈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莫罗还是不知其由地突然回国了。然而在莫罗回国后不久，法庭上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场面。也许是对免究细菌部队罪行的做法心怀不满，美国法官萨顿出示了中国提供的有关细菌部队的证据，他曾与莫罗一起到中国搞过调查。萨顿念道：
“敌方的多摩部队将被俘的我国人民带入医院实验室，向他们的身体内注射各种有毒细菌，试验其反应。由于该部队是最秘密的机构，所以无法弄清死者的确切数字。仁者为医学实验牺牲猫犬尚不忍，何况将我被俘同胞用于实验。我同胞还不如猫犬，其何哀哉！总而言之，敌人的残暴尽凶恶无道之极……”
闻者大惊。没等萨顿念完，韦伯审判长即打断他，说：“你打算继续出示关于毒液反应的证据吗?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或许起诉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韦伯缺乏对细菌部队的了解；或许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他阻止了萨顿。而萨顿竟也就很轻松地说：“我并没有为此事出示更多证据的意思。”此后检察方面再也没提起过细菌部队的问题。
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抓获了部分731部队成员，根据掌握的材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期间，要求将石井四郎作为甲级战犯审判，但是遭到美国的反对与拒绝。美国决心庇护到底。1947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回复密电称：“美国当局从美国安全保障的立场出发，不追究石井及同伙的战犯责任。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研究计划具有重要价值。第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上的价值，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重要。”
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石井四郎等人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军官，在细菌研究的发源地、原陆军军医学校旧址又挂起了“东京营养研究所”的牌子，继续干起了罪恶的勾当。这回可是为美国干的。
美国政府没有说错，石井四郎的确有重要的价值。1952年初，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细菌战。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为了准备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早就与朝中人民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时期进行细菌战的大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次等勾结。这三大战犯，最近奉美国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总部之命，从东京到达了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实验的对象。美帝国主义这种滔天罪行，是他们侵略战争政策的更露骨的表现。”
美国就是这样由法官变成了被告方。
石井四郎1959年患癌症病死。
伯力敲下细菌秘密的一角
伯力 1949
苏联红军大军疾进，关东军中的五十九万四千官兵未及走脱，束手就擒作了俘虏。他们被押往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一边接受审查，一边干着修路、伐木、挖煤等粗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战俘被遣返回国，战争嫌疑犯全留了下来。关东军末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医务处处长梶塚隆二中将、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中将、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等12人，被指控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乙级战犯，提交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远东的伯力城开庭公审。
山田乙三鉴于关东军兵力吃紧，对细菌武器的生产极为重视。上任不出一周，他就亲自听取了梶塚隆二和高桥隆笃有关731部队的情况汇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鼓励。不出一月，就亲往731部队，视察该部队的各个部门，他对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规模和能力大加赞赏，信心十足地说：“你们的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在大规模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1944年末，为拟定细菌战的详细计划，山田主持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积极策划和支持使用细菌武器。他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这个计划，如为731部队补充专家，增加生产细菌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山田还特意重新起用石井四郎，重新任命他为731部队长，晋升为中将军医。在此之前，石井吃喝嫖赌大肆私吞军费，于1942年7月被解除了731部队长的职务。“关东军只有进行细菌战，才有可能取胜！”他感戴山田的知遇之恩，决心把憋足的劲全使出来。
经过山田的苦心操持，731部队加速运转，十分有力。正如山田供认的那样：“1945年，由于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大本营的命令，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
山田是个狡猾的家伙，在庭审中他并不一味地推脱责任，他只推脱他能推脱的责任；他不一味地避重就轻，他只避他能避之重。
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少将问：“被告山田，请问关东军内有哪些细菌部队?”
山田的表现似乎很诚恳：“有两个细菌部队，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是受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管辖的。”
问：“梶塚将军和高桥将军在报告中，对你讲过这两个部队的秘密工作吗?”
答：“是的，他们两人都讲过。”
问：“你在视察731部队时见过石井式的细菌炸弹么?”
答：“见过。这种炸弹在空中爆炸后，染有鼠疫的跳蚤就散落下来的传染地面。”
问：“在预审时你曾供称，731部队主要是为对苏、蒙、中三国进行细菌战而设立的。你能证实这段供词吗?”
答：“是的，我证实。”
问：“单单只是预备进攻苏联的吗?”
答：“不，不只是苏联。还有别的敌国，英美两国也是预备攻击的对象。”
问：“731部队是用什么方式检验细菌武器效力的呢?”
答：“采用过多种方式，用活人检验是其中的一种。”
问：“你过去知道用活人进行检验吗?”
答：“是的，我过去知道这一点。”
问：“你知道这些人从宪兵队及日本军事团那里领走的吗?”
答：“在预审时拿出各种文件给我看过之后，我才知道第731部队是从宪兵队和日本军事团那里领走大批活人去进行实验的。以前我个人以为送到731部队去的都是些已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由满洲国法庭判处了死刑的。”
契尔特科夫又问了一遍：“那么你是想说，在没给你看文件之前，你一直以为被送到731部队杀害的都是由法庭判了死刑的犯人，对吗?”
山田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对，我当时正是这么认为的。”
狐狸出山了，老练的山田开始耍花招了。对前面的几个问题，他承认得都挺干脆。他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军人，必须按命令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似乎是被动的、间接的、无动机的，因此罪责可以减轻一等。但转交活人作实验这个问题的性质不同，这种极残忍的非人道行为，没有什么明目张胆的法规能对此负责，如果有，那么作为东三省的独裁者，山田要负直接的、完全的责任。
斯米尔诺夫检察官出示了关东军宪兵队关于“特殊运输”的命令，让山田过目。命令附件中列作可送到731部队作为实验品的人，并非是判了死罪的犯人，而是“游击队员”、“怀有反日心理者”、“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不利于军队和国家者”等。检察官问：“押往731部队去杀害的人并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和审判，这个命令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山田只好承认：“是的。”
斯米尔诺夫检察官又宣读了一份材料，这是根据“特殊输送”办法，把90人遣送到731部队去做实验的一份命令。
检察官问：“这道命令是由关东军总司令属下的宪兵队颁发的么?”
山田答：“这是在我接任关东军总司令之前颁发的。”
“你接任后是否取消了这种办法呢?”
“没有，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命令，以后会失效的。”
然而事实是山田上任后，被押往731部队做实验的人仍在不断增加，而每次实验“特殊输送”办法都必须经过关东军总司令的批准。他到731部队视察时，曾去监狱见到了大批用来做实验的活人。
证人田村供认：“我向山田将军报告了石井将军及其部属在活人身上进行的那些很有趣的实验，并向他叙述了我在监狱楼房里见到的一切。山田没感到丝毫的意外，他显然极为熟悉731部队的情况。”
山田的狡辩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根据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法庭认为他与细菌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积极参与策划和指导，比他的前任更加热心地促进把细菌武器用于实战。
经过审讯和辩论，山田乙三不得不供认了起诉书中指控他的罪行。
在为时六天的审判中，细菌战犯们详细供述了细菌武器的生产能力、活人实验、组织机构、实战运用以及天皇和军部的支持等情况。
1949年12月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犯作出了判决：
山田乙三大将 关东军总司令 有期徒刑25年
梶塚隆二中将军医 关东军军医部部长 有期徒刑25年
川岛清少将军医 第731部队生产部部长 有期徒刑25年
西俊英中佐军医 第731部队训练部部长 有期徒刑18年。
柄泽十三夫少佐军医 第731部队生产部科长 有期徒刑20年
尾上正男少佐军医 第731部队驻海林支队队长 有期徒刑12年
佐藤俊二少将军医 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 有期徒刑20年
高桥隆笃中将兽医 关东军兽医部部长 有期徒刑25年
平樱今作中尉兽医 第100部队研究员 有期徒刑10年
三友一男中士 第100部队工作员 有期徒刑15年
菊地则光 上等兵 第731部队卫生兵 有期徒刑2年
久留岛祐司(军衔不明)有期徒刑3年
由于这些细菌战犯欠下数千条人命，且杀人手段残绝古今，而审判结果没有一人被判死刑，自然引起了各种猜疑。
一种说法是这12名战犯深刻悔悟了自己的罪行，对有关细菌战和用活人做实验的罪行作了彻底的坦白。川岛少将说：“日本对人类所犯下的罪恶，必须彻底揭露。”平樱中尉说：“对准备细菌战一事负有主要责任，而此刻未在受审者之列的罪犯天皇和石井四郎应予严惩。”菊地上等兵说：“我感到遗憾的是，与细菌战有关的主要罪犯没有在场。”久留岛说：“我对那些驱使我参加细菌战罪恶勾当的日本军阀表示无比的愤恨！”莫斯科广播了反映出他们悔罪程度的心声。
另有一种猜测，与对美国的观察作出的结论类似，即苏联承诺以保全12人的性命为交换条件，彻底搞清细菌武器的秘密。
苏联对细菌战犯的公审，尤其是在1950年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细菌武器及细菌战这个被包裹得像石头一样严实的秘密上敲下了一角，让世界认识到了它的存在，感受到了它的残酷和恐怖。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1)
东京 马尼拉 南京 广州
在伯力军事法庭上，有个叫三品的日本证人供认，他在日军驻上海的十三军团任侦察科长期间，于1942年参加过浙赣作战行动。这次行动的命令是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下达的，旨在消灭沿浙赣铁路，经过金华、龙游、衢县、玉山一带的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十三军团配属了细菌部队，石井四郎本人亦到前线给予了配合。
三品供认，在后来缴获的中国军队的文件中，他看到过衢县一带爆发鼠疫的报告。而另一个证人古都也供认，这次细菌战在浙赣引起病疫猖獗，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亡。
畑俊六是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有力倡导者和推行者。从国民党政府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畑俊六初任日本陆相的1939年及初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1941年，因毒气战而死亡的中国军人数两次达到最高峰。在他任这两个职务期间，仅毒气一项，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就达36000余人，这里没有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遇害情况，否则这个数字将成倍增加。1940年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达11次，使我一万余名官兵中毒；1940年5月，日军在山东泰安的红山战斗中施放毒气，使我300名八路军官兵倒地气绝，半个月后，在峄县朱沟村的战斗中又有350名八路军官兵被毒杀；1941年9月，日军在河北宛平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老百姓400多人；1942年5月28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坦村发现地道，将大量的窒息性毒气向地道内施放，躲在地道内的800多名老幼妇孺大部中毒死亡……
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处蔓延着黄色的浓雾，它的边缘窜出无数条毒蛇，嘶嘶地吐着长长的毒信，静静地钻入门板、窗棂、石缝、庄稼、水井、沟沿。成片的中国人被它咬住了，倒在了地上，口中吐出黑色的血，面孔迅速暗了下去。
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日军将领大有人在。
木村兵太郎在“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时，狂妄地命令部属：“这次作战的目的，是要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须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山下奉文率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蠡县指使部下施放毒瓦斯，一次就杀害抗日群众70多人，制造了“王辛庄惨案”。
畑俊六、木村兵太郎、山下奉文实施毒气战和细菌战的罪行被掩埋在历史的阴影中。但他们犯下了太多太大的罪，他们作为甲级战犯，被押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
杉山元自杀了，畑俊六是被逮到法庭来的唯一一个陆军元帅。他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的左边是土肥原贤二，右边是广田弘毅。此时他的脸上既没有了杀气，也没有了骄横的帅气，而像抹上了捣烂的青杏子一样，又苦涩，又难堪。
检察官指控他犯有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纵容、唆使部下杀戮中国平民和俘虏、奸淫妇女、抢劫和破坏财物等罪行。
法庭庭长韦伯问道：“你是否承认有罪?”
畑俊六回答：“对于全部诉因主张无罪。”
然而他打颤的声音里暗含着来自记忆的战栗。
1938年2月，畑俊六接替松井石根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当年10月，他指挥日军占领武汉后，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南京大屠杀的惨象又发生了。
在江汉路海关前，兽兵抓住80余名中国居民，当场刺死几个，随后将其余的人推入江中用机枪扫射，鲜血顷刻染红了江面。而兽兵们却站在岸边拍手大笑。大智门附近和华景街横七竖八地躺着无辜百姓的尸体。
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汉口一位老商人带着亲眷到租界避难，兽兵在半道截住了他们，将老商人的头按在大石头上，用斧背砸断他的颈骨而致死，几个随往的女眷全被奸污，一个年轻妇女惨遭轮奸后被杀死，尸体被兽兵踢入河中。武昌下新河一个防空壕内躺着十几具被辱又被杀的裸体女尸。武汉特三区内发生过奸死孕妇的惨剧。在汉阳，兽兵从一名中国妇女的棉袄夹缝里搜出几张法币，不但抢走了法币，还挖掉这个妇女的眼睛、鼻子和乳房，砍断四肢，残酷地将她折磨死。放火的事件不断发生，民权路、民族路和襄河一带的民房被兽兵纵火烧成一片瓦砾。随处可见兽兵们手持刀斧，破门入户洗劫财物。中山路上所有的商店全部被日军霸占，他们还在大白天任意对行人搜身抢劫。畑俊六进驻武汉后，立即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让兽兵存汇赃款，大大助长了兽兵的抢劫行为。该邮局局长向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透露，日军占领武汉的头一个月，不包括军官，仅日军士兵的存汇款即达到一百二十多万日元，约合现在的三十多亿日元。几年之后，在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的指挥下，这一幕惨剧再一次在香港重演。
1939年至1941年，畑俊六回国连任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两届内阁的陆相。1941年又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身分再一次入侵中国，在中国犯下了新的更大的罪行。1944年，他调集五十万日军、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经过八个月的激战，击溃了国民党五六十万军队，占领了7个空军基地和36座机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攻取了洛阳、长沙、桂林和福州4个省及郑州等140个大小城市，从而打通了贯穿中国大陆的交通线。由于战功卓越，畑俊六晋升为陆军元帅，天皇亲授他一级“金鵄”勋章。而在这场战争中，几千万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仅江西萍乡一地，就有19000余人遭杀害，6000千余名妇女被侮辱，700余间房屋被毁，被劫米谷50000担、棉花9500担，被毁的家具价值4700余万元。
尽管嘴上不认罪，尽管心里不服输，但怎么也无法摆脱缠绕着他的恐惧。他毕竟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法庭进入量刑阶段后，美联社著名记者哈里斯进行了预测，他认为畑俊六罪恶深重，很可能与东条英机一道被判死刑。畑俊六闻知胆战心惊，整天提着脚走路。
法庭最后判处畑俊六无期徒刑，畑俊六闻之一愣。为时两年多的审判如同揭不开的穷阴，他的内心早已涝死了，霉变了。当他接到一缕活命的阳光时，反而感到万分惶惑。他甚至是兴奋地向法官深深鞠了一个大躬。
木村兵太郎和山下奉文都曾在华北战场与八路军交手，多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和“扫荡”。由于是与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的人民军队较量，所以他们都显得愚笨无能，八路军想打他，他就损兵折将，落下一个打着绷带拐着腿的败相；八路军不想同他打，他也没什么办法，东追西扑，左冲右杀，徒然地被八路军牵着鼻子耍，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站在一个没有对手的空地上，又喘又叫地拄着战刀生闷气。
1939年5月11日，木村兵太郎率兵八千，将罗荣桓的一一五师师部团团围定在山东泰肥山区的陆房小平原附近，激战一天没占到什么便宜，晚上歇歇。次日早晨，木村指挥强大的炮火向八路军阵地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而后像瞎子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惊惊战战地进入陆房，岂料罗荣桓的部队已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乘夜色走出包围圈。木村兵太郎只得扛上自己的1300具尸体衔辱而归。另有一次，木村兵太郎命令田敏江步兵大队进犯梁山根据地，结果被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包了饺子，包括田敏江大队长的600余人悉数当了肉馅。如此战绩，在木村来说是屡见不鲜的。
在这一点上，山下奉文同木村是酷似的一对。为了消灭八路军冀中抗日根据地，山下奉文调集华北方面军的大批人马，与八路军的一二0师扭上了。他发动声势浩大的五次围攻，八路军就像钻入牛魔王腹中的孙悟空，一会儿用金箍棒捅捅他的胃，在曹家庄等处消灭他四五百人；一会儿捅捅他的肝，在肃宁等地杀毙他900余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在他的腹内狠劲地搅，痛得他死去活来，满地打滚。最后山下奉文付出伤亡5500余人的惨重代价，躺倒在了病榻上，哼哼唧唧地养病了。
受伤的野兽并不会改变它凶残的兽性。他们孤注一掷，在作战中违反国际法，大量使用毒气，变本加厉地对根据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野蛮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腥惨案，拼命地往自己的罪行簿上加码。
木村兵太郎与山下奉文后来又分别在泰国、缅甸和新加坡犯下新的罪行。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2)
在修筑泰缅铁路中，木村兵太郎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强逼着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盟军战俘筑路。在原始森林中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这些战俘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砍树、拖树、挖土和开凿岩石，谁如果不堪劳累，蹲下来打个瞌睡，就会被强迫在头上顶块石头或一桶土，眼睛朝着太阳罚站一小时；谁要是逃跑被抓住，不是被砍头、绞杀，就是吊在树上渴死或让蚂蚁咬死。泰缅铁路每修筑四米就有一条人命做了路基，总共折磨死了十万多战俘和劳工。此后，木村兵次郎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期间，用同样的方法抓劳工修筑战略工程，仅为在缅甸修建一条战备铁路，就送掉泰国与缅甸二十五万劳工的生命。木村兵太郎由此赢得了一个溢着杀气的诨号：“缅甸屠夫”。
山下奉文也因血洗新加坡突现了日本“三千年炽热的历史”，落得一个“马来之虎”的诨号。
木村兵太郎于缅甸被英军拘捕，用专机押解东京，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接到执行书的那天，他表现出昂头赴死的气概，他请教诲师花山信胜转告他的夫人说：“此次之事乃前世姻缘，应该想开。自己作为长久和平的一块基石，是欢欢喜喜离开人世的。超脱了死，便是永远的生。”
山下奉文是在菲律宾被俘的，他参加投降仪式颇富戏剧性。当他带着他的参谋长武藤章走进会场时，一下呆住了。他看到了曾被他俘虏的英军将领帕西瓦尔。几年前他曾让帕西瓦尔颇为难堪地陷入他的圈套。当时山下奉文对新加坡久攻不下，便下令炮兵集中火力轰炸市内居民区，并切断水源，施展恐诈的奸计，使市民和守城英军产生恐怖心理。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守城司令帕西瓦尔便打着白旗到山下奉文指定的地点进行投降谈判。帕西瓦尔有些犹豫，想拖延时间，想提出一些条件。
山下奉文骄横而坚决，他大声吼道：“投降还是不投降，你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回答是‘不’，我将按计划进行夜袭！”
帕西瓦尔只得用卑弱的声音回答“是的，投降”。于是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帕西尔事后才知道，当时山下奉文只有15000人，而他却拥有70000余人的兵力。帕西瓦尔被送往日本，关进了集中营。
麦克阿瑟有时也玩点儿幽默。他把帕西瓦尔和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将军温赖特解救出来，特意派专机把他们送到菲律宾，接受山下奉文的投降，让山下奉文受昔日败将的胯下之辱。山下奉文做梦也想不到，这回该轮到他在投降书上签字了。“我当时真想自杀！”事后他对人说。
根据中国和英国政府的要求，美军在马尼拉设立了军事法庭，将山下奉文作为乙级战犯进行公审。检察官指出他犯有多次指挥部队在中国农村进行报复性大屠杀等123项战争罪行。
法庭庭长雷诺鲁兹少将问道：“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山下奉文像炸弹一样地回答：“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山下奉文请求让他的参谋长武藤章和参谋副长宇都宫作他的助理辩护人，检察官予以驳回：“检察官不承认被告提出的两个人是什么参谋长、副参谋长。山下拥有参谋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山下奉文以绞刑，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市南郊罗斯·巴尼约斯刑场执行。临死之前，山下奉文满腔仇恨的意志狂呼：“让我到地狱当阎罗王去吧！”
血洗香港的刽子手酒井隆于1945年9月被中国政府抓获。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检察官以在入侵香港时“唆纵部属违反人道以及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实施种种暴行”等罪状，对他进行起诉。
检察官丁承纲问道：“攻香港时，众多中英人民被杀害，你知道吗?”
酒井隆甚至都没有犹豫，他回答：“据我所知，绝对没有这样的事。被炮火误伤大概会有的。我一贯要求部属在作战中不可伤害民众。”
1941年的香港，民间流传起一个不吉利的谶诗：“鲤鱼有日翻洋海，百载繁华一梦消”。港英政府却以其中立地位抚慰自己。香港仍沉溺于赛马、高尔夫球、舞会的酒精烟氛之中。
日军几乎与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一团团火焰在地面爆炸；雪花般的传单自天空飘落，带来了圣诞节的消息：“投降吧孩子，你可以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圣诞晚餐啦。”驻港英军司令莫尔特和港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乘小艇渡海来到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向酒井隆中将称臣。酒井隆宣布日军“大放假”。
黑色的圣诞晚宴来临了。
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由于被日军切断了与总部的联系，依仗坚固的斯坦利堡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达数小时之久。酒井隆的进攻接连受挫，就采取与山下奉文同样的恐诈手段，胁迫英军投降。他指挥兽兵在斯坦利堡围墙外的圣斯蒂芬学院，极其残暴地杀死了在那里的170名伤员及手无寸铁的俘虏，并歼杀了七名女护士。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法庭上作证时回忆说：酒井隆命令将俘虏当作人质，两三人一批推到室外，砍去他们的手指，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挖出眼珠。酒井隆故意放掉几个，让他们去英军阵地述说目睹的惨状，进行恐吓。四名中国女护士与三名英国女护士均遭强奸，其中一名英国女护士被绑在尸体上遭轮奸。最后她们也全部死于刺刀下。
英军投降了。他们一走出斯坦利堡，就被酒井隆驱赶到屠杀现场，去享受“热气腾腾的圣诞晚餐”。
烧杀淫掠像台风一样地狂烈。
所有抗日人员都被当成练刺杀的活靶子。国民党交通部驻港官员全部遇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内侄孙伯年因汉奸出卖被俘，兽军逼他投降遭拒绝，割掉他的舌头仍没得逞，于是兽军给他打了一剂毒针，使他全身浮肿而死。深水涉元洲街一位妇女背着小儿子上街买菜，回来时遇到戒严，面对自己的家门不敢过街回家；她的另一个儿子从家门口向她跑来，枪声顿起，母子三人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事件在香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深更半夜，浑身发散着酒气的兽兵三五成群地寻找“花姑娘”，他们晃动着手电筒，沿街敲门怪叫。大街小巷上、民宅里和楼梯上，到处可见到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女尸。影星梅绮和林妹妹的悲惨遭遇足以传达出当时的恐怖气氛。兽军攻占香港时，曾以《驸马艳史》等影片驰名的梅绮正好与享有“华南影帝”之誉的张瑛喜结连理，兽兵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衣裤，在她的新婚夫婿眼前强奸了她，受辱的阴影从此断送了他们的爱情与幸福。另一位擅演反派角色的影星林妹妹为了躲避兽兵的奸淫，带着一群年轻姑娘藏于一个地下室中，不料被兽兵发现，她挺身而出与兽兵周旋，掩护姑娘们逃走，自己惨遭厄运。
兽军有计划地强占饭店、住宅、商店、企业，想占什么地方，只需把一块上书“军搜集部管理”的木牌往那儿一挂，就换了主儿。至于搜括的古董、图书等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码头船坞附近堆了一地的麻袋和木箱，等待着运往日本本土。为了全面地掠夺，兽军没收了14家银行，并宣布日军使用的“军用手票”为合法货币，强令用港币兑换，“藏有港币者杀”。据不完全统计，兽军在占领香港的44个月中，掠夺的物资达10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港元；发行的军票达20亿日元。苦难的香港被洗劫一空，富翁变穷，穷人更是被逼上了绝路。香港人口从160多万锐减为1945年的60万！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呀，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这是“雨巷诗人”戴望舒因抗日罪名被俘入狱后写下的诗，他抒发了心中深深的忧愤，也抒发了他的爱国友人们的忧愤。作家萧红、诗人林庚白、剧作家麦啸霞、报人李健儿、教育家钟荣光等知识分子，先后都在这场战火中含冤死去。
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台击毙酒井隆的一声枪响，告慰了死难者的在天之灵。日本驻香港第一任总督、曾肆虐华北的矶谷廉介中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任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在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被处决。田中久一在临死前不住地狂啸：“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
戴望舒与田中久一的声音共铸成黄钟大吕，它轰鸣的时候，昨日与今天重叠在一起震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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