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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1)

  武藤章早年赴德国考察、学习,在法西斯式的军事教育之下,他很快成为一名疯狂鼓吹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官。从担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起,就开始了罪恶的侵华生涯

  武藤章,1892年12月15日,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一个家道殷实的小康之家。武藤章自小就很受父母溺爱,因而行为做事非常任性和自大。小学毕业后,武藤章先进入了一所很普通的中学读书。如果他一直在这里读书,那么,也许他的一生会有很大不同。然而,在这所平凡的中学没待几天,1906年9月,觉得无聊的武藤章转入更吸引自己的熊本地方幼年学校学习,这种舞枪弄棒的“刺激生活”深深吸引了他。

  1909年9月,武藤章进入中央幼年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1911年12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这是日本培养陆军中下级军官的重要军事学校。1913年5月26日,武藤章从陆士第25期步兵科毕业,同年12月25日,21岁的武藤章被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了职业法西斯军官的军事生涯。1920年,身为步兵中尉的武藤章,凭着“出色”的表现,被选送入陆军大学第32期深造学习。陆大是日本培养法西斯高级军官的中心,许多二战中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将领,都在这里被“调教”过。

  武藤章以该期学员第2名的“优秀”成绩毕业。毕业后,他又被送往德国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军事。当时,德国法西斯纳粹主义已悄然崛起,德国严谨而近乎极端的治军方式,深深吸引了武藤章,对他日后极力主张武力、拼命鼓吹扩大侵华战争,不能说没有重要的影响。

  从德国回来以后,武藤章先任职于教育总监部。1928年至1930年期间,武藤章重新进入陆军大学,进行专项课题研究。随后,被分配到日本军队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工作,这是日本陆军军官升迁极快的部门之一。他任职于参谋本部第二部,1932年,升任该部第四班班长,主要负责整理各部门搜集来的国外情报。在这里的工作经历,使他更了解与日本相关的各国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状况,为他以后担任出谋划策的幕后“英雄”奠定了基础。

  1933年3月,武藤章被当时的第二部部长永田铁山少将派往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考察。中国的地大物博与日本的贫瘠土地,二者形成巨大反差,这极大地刺激了武藤章的“爱国心”,也促成了他日后疯狂鼓吹侵华的思想。经过一年的考察,回国后,1934年3月,武藤章被调往驻东京的步兵第一联队工作。1935年8月1日,升任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

  1936年6月9日,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主要负责对华情报的搜集调查工作。

  关东军从日俄战争以来就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搜罗了大量有关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武藤章到任后,一方面精心整理这些情报,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实地调查。

  1936年7月中旬,在关东军参谋长、一心想吞并中国的野心家板垣征四郎中将的指挥下,武藤章前往内蒙古德化,准备阴谋策动“蒙古军政府”所辖蒙军进攻绥远东北部,扩大蒙军政府控制的地盘,建立一个受日本操纵的“蒙古帝国”。

  其实,早在武藤章就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以前,紧临热河省的内蒙古地区就成立了以蒙奸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并辖有军队。日本关东军利用这个组织企图进一步侵占察哈尔和绥远,所以承认了该组织并给予各种援助,以便展开侵略和诱降的工作。

  德王的军队企图侵占绥远,这正合关东军和武藤章之意。武藤章奉命前去策划,在他一手“指导”之下,11月中旬,蒙军组织起万余骑兵进犯绥远。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率部反击,德王军队受挫狼狈逃退。武藤章所企图的侵占绥远的计划宣告失败,本来打算借此立“奇功”也成了幻想,因而他不得不让德王退兵,以便保存实力免遭全歼。

  1936年8月,武藤章晋级为大佐,他一直在关东军工作到次年3月。1937年3月,武藤章奉调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日本参谋本部第三课即作战课,权力非常大,主要担任作战、兵站、编制、动员等任务,甚至拥有制订作战计划的权力。当时,日本国内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武藤章身居如此要职,自然不遗余力地率部研究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

  七七事变发生后,武藤章连夜拟订了《处理时局纲要》,极力推动战争的扩大。担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时,更是与松井石根等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挑起事端,与当地的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七七事变发生,从此开始,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在研究对华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意见。7月8日,即事变后的第二天,极力主张对华强硬的武藤章,就将连夜拟订好的报告《处理时局纲要》,送到参谋本部。9日,他又指导作战课拟订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该要领充分体现了他主张扩大侵华的强硬态度,他宣称:要“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的兵力,将与我国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而且建议“必要时亦可以向山东方面出兵”,竭力推动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则认为此时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主张事态不宜扩大,力求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必须出兵时,也应限于华北地区,不可扩大战争规模而向青岛、上海方面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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