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日本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做法，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早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难道国民政府真的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退让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国完全灭绝吗？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的结局，从北宋到南宋，中国对外敌的侵略，是几次挣扎着变法图强，几次企图出兵反击，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地挫败退让，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最终完全的屈服与灭亡。
但是这次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其历史处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时代还要险恶（至少宋朝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强敌又比当时辽、金还要强大太多（至少当时的敌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难道现在的中国还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现与结局吗？中国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历史性的疑问发出了响彻大地的回应，是的！中国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挺住了强敌的侵略，还与世界的自由国家，共同创造了世界正义的胜利。这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主义坚韧不拔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愿意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坚持决不屈服的奋战，终于将中国由死中复生。
14.1 奋斗图强走出历史的困境
当时中国的确没有军事力量，能与日本进行战场的较量，因此中国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就是尽可能地以低姿态进行退让，以争取时间进行统一建设。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一旦来临，中国无论是准备好了没有，她都要与日本进行一场历史的决战，中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就是一场全面与长期的战争，中国建设法把日本卷进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战资源。虽然日本可以设法在战役中接二连三地击败中国，但是日本却无法在整个的战争中，使中国屈服。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局部的蚕食性侵略，一步步地将中国分解控制，尽量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与长期的战争，因为这是对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蚕食不成，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政府则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结束对华的作战。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于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略目标，就是为中国争取时间来统一内部、推动建设、建军备战，以准备抗日。当然国民政府知道，日本不会给中国这个时间，所以国民政府也随时准备“最后关头”时刻的到临，一旦中国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她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
当时中国的衰弱、分裂与落后，是一个数百年历史危机困境的表现，中国无力战胜国力强大、团结一致的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绝非是中国可以在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民族，在长达两百年来的历史中，积弱不振，停留在一个封建、闭关于农业社会的衰弱状态，所以她根本无法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日本，进行正面的大战。
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工业架构，才能拥有一支能够带有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现代化军队，来与日本军国主义架构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进行生死的搏斗。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之战，其实是一场国家总体力量的对决，从人民的素质、社会的结构、政治的制度、工业的生产到军事的力量，都在进行竞赛，最后才能决定出一场胜负。
翻开中国现代史，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就走向衰弱、封闭、腐化与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用机会，以其现代化的军力与工业技术，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侵略与掠夺，更让她陷在危亡的关头。虽然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以极大的牺牲，成功地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却进一步陷入军阀的手中。
这些军阀只知道拥兵扩权，对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无穷的私欲，对外却卑躬屈膝，任由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剥削掠夺中国。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与可以正常运作的国家，她只是一个奄奄待毙的民族而已。由于中国的领土广大、人口又多，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吃不下也摆不平如何瓜分中国的利益，因而改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来共同压榨中国的利益。但是日本因为拥有地缘与文化接近的优势，企图独占中国，进而推动其大陆政策，准备先将中国支解然后控制她一切的资源，做为日帝国称霸东亚的本钱。
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战争”，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14.4 振兴农业与发展工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件相当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在满清时代，一些日本军政人员，都曾经支持国民党（当时的同盟会）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而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都与日本有着相当深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极力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上，给与助力而非阻力。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与日本和中国合作的特权，以东方民族的团结，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无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的角色，决心灭亡中国，因此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
14.5 引进德国的军事编组制度
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济南时，日本立刻出兵山东，在济南企图制造中日战争的冲突并残杀中国军民。蒋介石为了中国统一的大业而忍辱退让，但这个极大地羞辱却更促使蒋介石决心统一国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可御外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就成为他念兹在兹的目标。蒋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继续的侵略中国，那么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爆发，绝对无法避免，而中国要想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决战，那么自己那一套从日本学来的军事本领，当然不够用，因此决定采取学习当时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国军事路线，希望藉着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鲁士军队的组织与运作，来建设一支能够抵御外辱的部队。当时德国正处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人被限制运作的时代，因此许多有志难伸的德军将才，愿意以顾问方式来华应聘，为国民政府筹划建立现代化的国防。
虽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就聘请德国的军事人才，组成军事顾问团，以供军事上的咨商，但是由于当时应聘的德国军方人员位阶较低，蒋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与战术上的咨询而已，因此并未进行整体国防的规划。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对于中国的侵略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加上中央军几次与中共的红军作战，进展都并不顺利，因此蒋介石决定提高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阶级。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名将、前国防部长史特列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出任顾问团团长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才为蒋介石进行中国全面国防的规划，虽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后因健康问题回国，顾问之职由其副手福尔肯豪森（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继任，继续协助蒋介石推动中国的国防建设，福氏即成为影响国民政府建军以及作战决策最深的外国人士。
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当肯定中国军人作战的勇气，以及刻苦耐劳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生产力不足，不能消耗有限的资源在大量国防人事方面，当时中国各地的陆军总数，就有一百七十万人，多达一百八十个师的编制，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应该采取精兵制度，维持六十个常备师七十万人，就足以应付日本三十八万常备部队的挑战，中国应该把国防经费，重点摆在装备与精训陆军，以及全力发展空军，至于海军，由于经费实在不足，只有暂时的维持沿岸防御。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所设计的抗日战略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线作战”，基本上，中国在华北是以防守山西高原和黄河以北的防线，而将河北与山东设为战区，如此可以牵制日本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德国顾问也认为，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日军必然会设法攻击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以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以加速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因此建议中国准备以上海为战争依托的阵地战，并且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两条现代化的工事防线，利用江南复杂的水道与湖沼地形，阻止日军攻占首都南京，在此牵制日本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德国顾问判断，这样日本除了守卫本土、朝鲜与台湾的必须部队之外，所有的常备陆军都已投入中国战区。只要中国坚持下去，日本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很难长期支持下去，到时美苏都有可能与日本爆发利益的冲突，而卷入对日本的冲突，那么中国就可以乘机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反击日本。
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在南京成立仿德编制的“教导师”，在训练成军之后，分批的调训其它各师军士官，来学习教导师的编组运作，然后回去模仿成军。蒋介石考虑中国当时的军政环境，发现无法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裁撤大量的军队，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所有军政派系领导人的根本权力与利益，何况国民政府也无法处理裁军之后的就业辅导。蒋介石认为六十师的编制实在过于精简理想化，因此仍然决定暂时维持庞大的军队编制，同时受限于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只能进行有限的部队改编，准备先后成立三十个整理师，三十个整编师，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军队骨干。蒋对于德国顾问建议设立防线的工事投资，以及成立空军则是给与全力的支持。
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利用国土的各种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军火工业，将现有的各种不同制式与规格的军用武器，加以整理规划，并且引进欧美先进的兵工厂设备，改良与仿制外国部队的各种常用武器弹药，蒋介石委任愈大维等专家负责进行，中国逐步地开始建立自己部队所需的基本军火工业，不过当时中国陆军装备最为缺乏的是火炮支持，以及各特殊技能的兵种装备，例如炮兵、通讯、医护、工兵与化学兵3。
基于长城作战的结果检讨，蒋介石特别重视空军的发展，因此给与空军相当优先的支持，而空军的投资最为需要人才与资金，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列强都不愿意帮忙中国建立空军，以免引起日本的反弹，当时全靠美国的退役空军人才，帮忙国民政府草创中国空军，在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引进一些零星的军用飞机，成为飞机“大拼盘”。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突然表示愿意帮中国建立空军，免费派遣空军顾问到中国。结果这批意国空军顾问，却胡乱地出主意，中国因而购买了许多根本缺乏战力的飞机，又破坏了中国空军训练与发展的制度，不但浪费了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也阻挠了中国建立起一支一流空军的机会（意大利后来还在汪精卫的叛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穿针引线的角色）。
14.6 令日本忧虑的庐山军官训练班
当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高级将领人才的培训。平均一位军长需要二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不但要懂得战术战略，也要了解统兵御将，同时也要有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科学的修养。但当时位居这些职务的，都是前清遗老极的人物，对于德国的军事制度与训练，无法完全的了解吸收。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一九三三年开办“庐山军官训练班”，大量调训各个部队中的将校，以提高军官素质，并建立现代化国家与国防的共识。
庐山军官训练班的主要目的，在让调训的高级军官能够对于现代化的战术、战略更为了解，对于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精神，也要有深刻的体认。蒋介石综合日本、德国的现代化军事进阶教育，在引进戚继光、曾国藩等人的古代军事思想，为中国的高层军事将领，讲解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之道。这种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思想与体系的结合，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特殊矛盾状态，中国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设法融合这些矛盾，建立一套适合中国需要的体系。但是强敌日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有时间完成体系的改革与融合，蒋介石只有自己边学边教，摸索发展，一直在抢时间训练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因为中国即将以落后日本百年的体制架构，准备迎接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在剿共的军事上，取得大幅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指示陈诚，在武昌成立“军事整理委员会”，开始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分三年依序进行陆军的整编与整理，预期每年先调训、整编二十个师。这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大的军事整理计划，不过由于内外的压力仍在、国防经费不足，这计划只能局部与有条件的实施，原定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初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整编计划。但是实际上，只完成了二十个师的形式整编，装备与训练都还没有真正的落实，中日之间的历史大战，就在一九三七年全面爆发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的威胁更是迫在眉睫下，蒋介石曾经断然决定，不惜花费巨资，引进全套德式的陆军师装备，以组成三十万精锐的教导师部队，但是由于日本出全力阻挠，又加上意大利（德国的盟国）从中设法破坏这项重大的装备交易，使得德国的军事装备，只有部分运达，总共仅装备了八万人。蒋介石又派遣宋子文、孔祥熙为特使，在列强之中进行友好访问，不但洽商投资与经贸合作，同时也设法大量采购各种的军事装备[4]。由于庐山军官训练班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中国的建军备战，产生了相当显着的成效，原先中国的复杂不齐的军队，开始出现改变的现象，一只拥有现代化国家意识的部队，开始在成形了。
14.7 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又开始推动改造社会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以“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为中国建立一个合乎现代化行为规律的社会。这个运动引起日本极度的警觉，日本元老政治家阿部信行，公开地发表意见，要求其朝野注意中国的转变，特别是整编军队，整理财政以及“新生活运动”之三项表现；连日皇裕仁都在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呈递到任国书之时，特别询问中国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最后日本人竟然施压，要求蒋介石停办庐山军官训练班，蒋介石只好转往四川，改变形式，举办“峨眉军官训练班”，调训四川与西南的军政领导人。
为了因应中日未来难以避免的全面战争，充实兵员是一个重要的施政目标，自从清朝以来，中国实施了三百年以上的募兵制度。民国初年的军队，大多是农村无力营生的剩余人力来充数，因此素质不佳，训练不足与装备落伍，社会上普遍轻视军人。国民政府为了充实兵员，希望能够减少常备兵力，建立广大的后备兵役制度，因此先后建立国籍法与户政制度，然后在一九三三年公布兵役法，规定在一九三六年正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以提高兵员的质量与数量，在实施初期，就爆发了全面的抗战，政府只有采取征、募并行的方式，边做边改。结果这套粗糙的征兵制度，虽然在制度与运作上，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副作用，但是在八年的抗战中，还是征召出一千五百万的补充兵参加战争。
日本对于中国近乎贪得无厌的侵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当成日本称霸东亚所必需的战略空间与资源基地。国民政府所有建军备战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度的压力与困难下设法进行，至于国际强权，上焉者是胆小怕事，不敢也不愿主持正义；下焉者像苏联、法国，甚至希望中、日提前爆发全面军事冲突，以减少它自己与日本冲突的压力与威胁。
14.8 以抗日为由的内部纷争
当然更为不幸的是，中国内部竟然为了如何抗日，而扩大纷争，“抗日”成为各股势力进行内战与分裂的“旗号”，在中国越是需要团结抗日的情形下，中国越是出现了为“如何抗日”而产生的分歧：这包括了“何时抗日”、“如何抗日”、“与由谁领导抗日”？中国的各个军政团体，不但无法达成团结，甚至为此展开内战，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中华苏维埃政府则主张“抗日必先反蒋”，两广的分离政府，竟然一边引进日本军事援助，但一边却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这样五花八门的抗日大内斗，反而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由于落后的中国，需要长时间来完成这个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大计（其实要是无任何准备，而立刻拼死抵抗日本，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因此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与欺凌，必须采取近乎百般委屈的退让。但是这种不能挺身抵抗的做法，又实在很难得到国人以及不同军政派系的谅解与支持，然而这些强烈的反弹与来自内部的阻力，却直接影响到整个建国备战的工作，使得许多准备与计划进行的走走停停。
这和日本推动明治维新的过程刚好相反，日本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决定以举国之力，推动建设与改革之时，除了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曾遭到一些局部的叛乱与反对之外，日本可以说是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来进行明治维新的改革大业，使得日本在三十年之内，改革就有了重大的成就。接着能够一战威震华夏，再战击败强俄，日本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而中国却为如何团结、如何现代化、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内斗成一团糟。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真是不可等量齐观5。
14.9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
幸而到了一九三五年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可以勉强运作了，中央政府推动的各项重大财经改革与军事整编都开始收到初步的成果，中国为准备面临与日本进行民族存亡的历史大决战是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在国民政府的各种措施中，以国民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行（当然在一些地方还是有条件的选择性运作），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川、滇两省，开始接受中央的影响力，仍最具抗日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蒋介石选择未来抗战的“大后方”，就准备设立在这两省之中。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政领导人的共识是，假如中国在无法完成准备的状况下，一旦和日本进行全面抗战，她只能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因此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实施这种战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在面临日本节节进逼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力量，迟迟无法进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战所必需的战略后方基地，常让他半夜都无法入睡。在围剿共军成功，共军被迫长征之后，国民政府第一次进入了西南，中国才有了所急需的战略纵深，与对抗日本的战略空间。
14.10 抗日准备的检讨
国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达成统一之外，在财税改革以及推动法币政策上，更是给予抗日作战，建立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基础（打仗就是要花钱，而且是花大钱）。另外推动全国性的铁路、公路以及电讯建设，使得内陆能够与沿海地区连接，也提升了战略支持的架构。而最后建立征兵制度，以及整编现代化的军队，都是抗日作战所不可少的基本准备。国民政府这股中兴的气势，才刚刚的凝聚出一些抗日的力量，就已经被日本看到中国的发展有成，日本当然不能就此坐视中国完成统一与建设，因此，日本就决定加速的侵略中国，给予中国更为直接与致命的打击。
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前的战略准备，发生许多重要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全面性的战略规划能力。不过由于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仍然受限于德国本位的军事经验，同时采用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防线作战（Trench Warfare）的战略，因而造成一些国防资源的错置与浪费，也影响到后来的全面抗日战争的效果[6]。因此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国民政府以极其有限的资源，在中国的华北的黄河两岸与陇海铁路，以及华东的京沪与江南一带，进行大量的国防工事建设，结果这些耗资数千万元的国防工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多数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战效果。如果将这些可贵的经费，移在内地的兵工厂投资，以及增强部队攻坚火炮的装备与训练，会发生更大作战的效果7。
而中国直接购买德国制式武器的做法，也有些浪费，因为这些德式武器并不十分适合中国兵的体型与战场环境，其实当时中国应该使用更多的经费，在更为深入的西南内陆地区，营建更有效率的兵工厂与相关的工业，提高部队火炮的装备与训练，另外加强部队通讯与医疗的投资，应该会对于抗战实力，会更有实质与重大的帮助。
此外德国顾问也低估了日本一旦与中国作战时，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总兵力。日本的后备军人，多达四百万人，是常备兵力的十倍，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维持六十个师的精兵数量，是不足以因应中日作战之需要的。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8。
同时德国顾问建议中国部队的作战编组与方式，都过于德式正统化与正规华，当时中国的军事文化尚未建立，军官与士兵的素质与训练仍然严重不足，装备更是落伍，因此倒不如设计一套军民合作，就地取材的人民战争，以充分利用中国能够进行消耗战的特性。
在中日正式作战之后，日军在华北的战线，大体是在德国顾问的预料之中，中国军队阻日军于陇海线以北，只是日军增加控制了山西高原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华中战线上，日军则是一直深入到湖北与四川的交界，同时日军也占领了华南沿海地区，几乎完全阻绝了中国外援的信道。不过日军所控制的地区，最多只有带状区域，其余多数都只有据点与交通线而已。
附注：
[2] 许多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宋、孔两人，是利用与蒋介石的裙带关系，搜刮聚敛人民的血汗钱财。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宋、孔两人早就是中国金融界中的领袖，而也早就投身国民革命事业，成为国民党中的不可多得的政治与财经要员，他们为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金融制度，在预算调度、国际外交上，都对国家有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宋子文，经常与蒋介石进行预算与军费支出的激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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