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并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13.1 日本天羽声明的蛮横立场
不但如此，就连德国、意大利也愿意提供军事顾问、出售飞机以及武器、装备给中国，以协助中国提升战力，甚至连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军事互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对于日本对华的不断侵略，都有相当的反感，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认识，当时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落后、封闭与濒于瓦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极力挣扎奋斗、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战表现，也从口头的同情，逐步发展到外交的支持与间接的军、经协助。
中国的奋励图强，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对她认同与友善的态度，使得她在国力与军力上，开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它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引进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抵消日本的独霸中国企图。因此日本立刻展现霸权的蛮横嘴脸，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发表干涉中国主权的“天羽声明”。
天羽声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根本就是把中国当成其保护国看待。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纯粹显示出日本强横霸道的野心，等于毫无法理原则的宣布“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公然要求国际社会同意，任由日本来宰割中国。
天羽声明可以说是完全地违背国际的外交惯例与立场，展现出日本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根本就把中国当成它的保护国看待。国民政府当然对此事件发表严厉的反驳。中国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与世界任何国家平等互惠来往的权利，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线，对军队发表演说，采取更为有力的回应，蒋介石誓在十年之内，击败日本，不但收复东北，还要包括台湾。
日本的天羽声明，同样的激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与反弹，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既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面对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为，开始采取更为明显的对抗态度。
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之后，立刻对于华北的各个军政势力，进行威胁利诱的工作。无论是河北的于学忠，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察哈尔的宋哲元，都先后受到日本极大压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华北大有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这时候，黄郛以华北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在各种议题之中，成功的与日本周旋，缓和日本种种的挑衅，并且疏导华北各个地方山头的分离力量。由于黄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的直接军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与为中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13.2 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13.3 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2。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借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它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在中央军领导人何应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也相继的依照何梅承诺撤离河北，河北就出现力量真空状态，日本当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对刚接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压力，希望宋哲元能够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设计，宣布河北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宋哲元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实在是难以应付（当时土土肥原几乎每天几次的找宋哲元施压），宋只有一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要求南京赶快派出军政大员，北上处理日方的压力，否则他与二十九军将难以独立承担河北的局面。一时之间，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河北独立自治的谣言，已经成为日本每天预报的政治新闻。
13.4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缓冲组织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态非常的严重，国民政府在几经商量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派遣何应钦再度北上，与日本方面周旋，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销军委会北平军分会的组织，以减低日本的压力，同时授权何应钦全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并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的军政负责人。
何应钦实在是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国民政府无人可派的状况下，只有再度勉强上任。正当此时，日本方面又重施故伎的动员关东军与驻屯军，在长城沿线进行扩大军事演习，摆出一幅逼宫架势，同时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再度出马，对宋哲元等人，一再的进行游说，并且摆出高压，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发表华北自治的意见，使得华北再一次面临分离的危机。
幸而此时何应钦赶到北平，宋哲元则以生病为由，把与日本交涉的重任，推给了何，土肥原眼见暂时无法逼宋哲元就范，只有拉拢殷汝耕等汉奸政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划为停战地区的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在关内地区所导演与掌控的第一个汉奸傀儡组织，并作为日本建立华北国的地区试点。
重返北平的何应钦面对这种状况，在与西北军将领和地方军政领袖反复协商之后，终于决定创设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组织，来统领河北与察哈尔的军政事务，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取法国民党两广派与南京分裂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名称与架构，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离的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运作上，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政务委员会包括西北军，以及地方军政领导人，当然也有亲日的汉奸。何、宋的这个政治妥协设计，于十二月十一日回报南京，得到国民政府勉强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没有真正动员作战的准备与决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强烈压力，因此日政府虽然不满意河北没有正式的独立自治，但是还算可以接受河北与察哈尔已经特殊化的发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这个政务委员会下手，以推动华北的分离运动。总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与察哈尔从中国分裂出来不可。
13.5 日本导演的蒙古国登场
日本在企图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裂的时候，也开始同步推动“蒙古国”的建立。因为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列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日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且于次年建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对于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会积极的开始行动。
事实上，苏联已经早先几步，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大搞亲俄的政治分离运动，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经一度宣布从中国分离，随后又在北京政府软硬兼施的.作下，回归中国。但是到了苏联共产党掌权之后，借口追击白俄政权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接着在一九二一年，苏联乘着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状况之下，干脆主导外蒙古傀儡政权宣布独立，当时中国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那里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势变化，只有采取拒绝面对事实的不承认立场。
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定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而原来在所谓“满洲国”的西部地区，就包含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关东军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向西发展，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更是扩大包罗了蒙古的其它各部族，更为日本将设立蒙古国傀儡政权而铺路。
当时在内蒙地区，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藩部领土，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号令，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三百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与分裂，以及后来外蒙古的被俄国控制，都影响到他们的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当时在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独立”，满洲国的分离，处处都证明中国已经处在衰弱与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决定把握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的要求，给予内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在内蒙的军政中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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