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中国东北悍然抗命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居然能够赢得日本多数民意的支持，因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激变，少壮派军官从此实际上掌控了日本的政局发展方向。而由于关东军极欲无中生有地完成“满洲国”独立大业，不希望国际社会过于集中注意力，观察其粗劣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的伎俩，因此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设法在上海大都会，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7.1 日本在上海制造冲突事端
这时日本的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当然也希望能够借机表现，以扳回一些颜面与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到兴趣，而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已经完全受到军方与军国主义的民意牵制，对于上海的紧张局势，只有完全信任与授权海军来处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的主要都会地区，在学生与工人阶层，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愤慨与敌视。此时在中国境内的日侨与日本产品，都成为中国人民排斥与攻击的对象，所以要想在国际的都会上海，制造中日冲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与投靠日本的特务川芳子[1]，操纵日本浪人共同设计一个中、日的民间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的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的暴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与火烧三友实业社，并且要求日军立即动员前往上海，对中国兴师问罪。
而早已等待机会表现的日本海军，当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大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调派更多的海军与陆战队前往上海，一方面对上海市政府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这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不知谁在当家的状态之下，只有设法委曲求全的答应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7.2 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但是日本这次没有这种运气了。当时驻防上海的守军，是经过中央收编广东的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会完全言听计从。这时候的十九路军，真是鬼使神差地从江西苏区前线调防上海，进行整休，指挥十九路军的将领是蒋光鼎与蔡廷锴，他们对于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可以说是敌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当日本海军又想在上海闹事之时，当然就兴起守土有责的决心。十九路军的高层指挥官们，观察到日军有可能在上海进行挑衅的意图，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又陷在改组的过渡状态，因此便自己决定，假如日军真的在上海进行挑衅，他们绝对会给与反击。这个护卫国土的决心，也得到十九路军部属的衷心支持。
当时的粤派主掌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身无粮无饷可发，到处借贷又无门，地方割据势力根本不听指挥，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难以招架，内部还经常爆发内讧。当时蒋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失控状态，日军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扩大冲突、威胁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十九路军“打招呼”，希望不要与日军冲突，假如发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处理。
这种低姿态的不抵抗政策，当然无法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何应钦原本干脆下令，准备调宪兵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市内的防务，不料日本海军却抢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调兵进入上海市区，对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势，十九路军立刻加以还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开打。原先日本海军对于自己的战斗优势，有着绝对的信心与把握，他们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指挥部队的能力，蒋介石又不在职务上，中央军大部分仍在江西苏区作战，以及部分支持策应华北的局势，因此根本无法调军救援上海，以日本陆战队的兵力来对付疲弱的十九路军，根本是牛刀小试，绝对会一战功成，而能与关东军的胜利争锋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日军出动时曾狂妄地表示，日军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闸北。虽然十九路军的装备落后，而其当时的粮饷不济（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钱了，其它的部队也差不多没有领到粮饷），但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血的精神，激发着这些军人决定与日军进行一场血战。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兵”之时，华军就以陈旧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气与无畏的热血，给与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盐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进行浴血抵抗，迫使日军面对逆势的包围，因此他只有下令陆战队在吴淞登陆增援，在中国守军猛烈的反击之下，而无法登陆成功，另外一支日军在江湾竟然遭到围歼的命运。
这种战果，大大振奋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海内外的中国人慷慨捐输，前往前线劳军与看顾伤兵，更有青年人报名参军以支持守军抗敌2。
7.3 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商业利益，日军的目的只是要中国军队撤退，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但其实植田只是为日本陆军部队的攻击行动，增加一时准备时间而已。
粤派主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力运作的地步，当然更无法挑起抗日的责任，最后只有宣布总辞。国民党高层在紧急会商之后决定，重新启用蒋介石指挥军队，汪精卫负责政务，胡汉民返回广州，国民政府先迁洛阳办公，以避免日军从上海沿江而上，长驱直入防务空虚的首都。当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之时，蒋介石也立刻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警卫师，编成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的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植田谦吉的任务就是在上海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的军队，因此在布署大军完毕之后，于二月二十日，在海空军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在江湾与朝行之间，由坦克支持步兵，发动中央突破的猛烈攻击。这场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三军立体攻坚战，但是十九路军的豪气干云，第五军更 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两支部队立刻联手反击日军的攻势，多处的阵地是浴血的反复冲杀，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日军并没有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而达成任务，特别是在朝行争夺战中，日军被八十八师逆袭，而遭到惨败。此时中、外的舆论兴奋与哗然，中国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极，国人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
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国陆军只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四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两个师团派到朝鲜，一个半师团在上海，再要调兵就要影响到日本整体的防务了，所以日本现在只想赶快在上海做个军事的了结。日军的参谋本部，不顾阵前易帅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别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新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第十一与十四师团，以及飞行团加入上海战斗序列（这时候几乎多达一半的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这时重掌兵权的蒋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时与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开会商定，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分别要求割据各路的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是各方反应却是非常的复杂，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将帅们，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有所损失，更不愿自己的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的部队会乘机袭击，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与计划。
7.4 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弹攻击，白川大将当场重伤致死，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植田师团长的一双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级将校与官员负伤，使整个日军的骄气为之震慑。
7.5 事变的分析与检讨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浴血抗战，虽然中国方面以低姿态的和局收场，但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足以洗刷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国平民百姓，自动自发的热烈支持军队抗日的各种表现，开始凝聚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对于后来中国的政局与历史，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场浴血抵抗，不但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与兴奋，也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决心与能力，出现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过其中也有不利的结果，就是舆论过于同情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敌，因此强烈批评蒋介石的“拥兵不救”，更反对就此见好就收，而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这些可以说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最终为十九路军发动“闽变”而背叛国民政府留下伏笔。而广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有意打击与抹杀“粤军”的威信与表现，因此再一次酝酿发动与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动。
若从事实的真相来分析，十九路军坚持不待命就自动地奋勇抗敌，当然表现出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英勇士气，否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陷入低迷与绝望的中国人心，在中国军队继续不敢抵抗的之后挫折，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若是跟着当时的舆论，认为国民政府只要学十九路军的“跟日本人拼了”的战法，就可以在上海击败日军，或是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甚至还有可以“远征东瀛”的高调，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与过于幼稚了。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初步战绩令人振奋，但这只能够暂时挡住过度自大与“轻敌”的日军攻势而已。真正的要和日军一决高下，以当时中国的军队以及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差得太远了[5]。
但是当时政客与所谓舆论的批评下，蒋介石成为不肯支持十九路军“打败”日军的“亲日”份子，只差点没有宣布他就是汉奸。事实上是，当时蒋介石才刚刚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际复出，这时已经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又在慌乱之中，刚迁到洛阳，蒋介石实在是既无充足的兵力可以调动，更无足够的粮饷可发，一点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以及安抚军队不要哗变的粮饷，还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关系，在上海的银行团中，软硬兼施地勉强给凑出来的。假如蒋介石没有派遣精锐的第五军（那时蒋介石当时唯一能立刻调动的中央军看家部队），及时地支持十九路军对抗日本的陆军攻势（第五军兵力为五万，十九路军为三万，装备又以第五军为佳），那么上海的战局，根本不待白川义则增援的大部队到达，十九路军就很可能会以惨败收场。
而日军之所以会无法在上海一击而胜，当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与战力，等到日本正式组成兵力强大的上海派遣军之后，情势就不同了。此刻蒋介石颁布了全国防御计划，但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领袖们，却无人真正的听命派兵响应，那么蒋介石就算是能够再凑出几师的部队支持上海作战，最多也只能再挺几天或是几星期而已，根本也是无济于大局，却徒然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危机。
既然国际强权出面调停，日本也有意见好就收，蒋介石却仍然尽量的调兵，在纵深阵地布署以防万一，因此从蒋介石的上海战略布局看来，他绝对不是见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就拥兵不救（在上海血战的中央嫡系部队，要多于十九路军），而是蒋必须顾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继续的再打下去，分裂与落后的中国，必然会吃大亏。但是在当时，由于有心人是不断借着十九路军事件，来攻讦蒋介石，更多的人便误以为蒋介石不敢或是无心抗日，也更为加深了广州与南京之间分裂的心结。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暂时的稳住了中国的民心士气，也增了国际社会同情中国的舆论，但是在战术上，却给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战的经验与准备[6]，同是日军也秘密的加强在上海租界内的防御工事，构建出中国军队火力无法破坏的要塞式据点。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误导了日后作战准备的方向，以为中国军队在都会区作战中，可以占到死守的地利，而轻忽了纵深作战的准备与布署，结果在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中，中国方面派出大军在上海市区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甚至企图逆袭日军阵地，结果华军部队付出超过预期的死伤代价。
附注：
[1] 日川岛是满族后裔，由日本人养大，在抗战胜利后，依法被处死。
[2] 作者的先父是当时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之一，据先父说，还有当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不但踊跃的捐助抗日经费，也有华侨青年离开学校与工作，兼程回国共赴国难，投入抗日作战。
可见只要中国决心抗日，所有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心一德、义无反顾，来参与抗日行动。
[3] 由于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江水路又遭到封锁，因此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了，这又充分显示中国是全方位的落后，如何能够与日军进行全面的决战？
[4]可是中国负责签订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不但被舆论批评得无法做人，还被群情激动的学生围殴以致重伤住院。其实这个协定，已是自清朝以来，与日本军事冲突之后，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的协议了，中国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就能让日军退出所占领的长江出海地区。
[5] 在后来的对日的长城作战中，就清楚的显示出这个事实。
[6] 因为当时日本陆军一直都以对苏联作战为假想敌，日军编制与战术的准备，是为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会战所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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