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5 年6 月，中山寮全体劳工就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正像暴风雨来临前天空布满着乌云一般。
早在3 个多月前，大队长耿谆同书记长刘虞卿等骨干，多次密谋筹划暴动。为了安全和保密，他们都是通过单线联系进行动员和周密策划的。一天黑夜，暴动骨干分子跪在死难兄弟的骨灰盒前山盟海誓，立下了“生死与共、决不反悔、跟着耿谆大队长进行暴动”的誓言。
暴动原定6 月27 日举行，但为了避免误伤两名较有人性的日本监工，便改变了暴动日期。劳工们要杀的是凶恶残忍的日本监工利丧尽天良的汉奸，而对善良、友好的日本监工，至今花冈幸存者也抱有感激之情。有个40 多岁的监工石川忠助，人们称他为“老头太君”，他从来不打骂劳工。他家住秋田县城里，回家休息时，经常从家里拿些苹果悄悄分给劳工们吃，有时还背点大米，熬成粥分给大家充饥。在那个年月，日本国民的生活也是很贫苦的，能够这样对待劳工，实在是难能可贵。
另一个叫越后谷义勇，年纪最小，只有19 岁，懂得一点中文，说话和气，对劳工和病人常表同情，大家都叫他“小孩太君”。原定暴动日期为6 月27
日，后来得悉，这天他俩都值班，只有6 月30 日他俩才休息。于是经大家秘商，大队长耿谆决定把暴动日期改在6 月30 日。受尽摧残和折磨的中国劳工，为了避免误伤石川和越后谷，甘冒极大风险，推迟暴动日期，其胸襟是何等宽阔、博大。至今尚健在的越后谷，视花冈难友为挚友。1987 年，耿谆赴日参加花冈殉难烈士慰灵祭时，越后谷至机场迎接，见面后感激涕零，深深鞠躬致敬、致谢。
1945 年6 月30 旧晚上，性命攸关的时刻来到了。朦胧的月光照在花冈这片荒凉的山坡上，中山寮内外，一片寂静，只有厨房里那个老马蹄表不慌不忙“哒哒”地响着。行动的时间在人们心目中一分一秒地接近，肩负千斤重担的耿谆沿着宿舍作战前检查。
晚上11 点钟，日本监工已睡熟了。大队长耿谆一声令下，李光荣、刘锡才等20 多名劳工，敏捷地跑出宿舍，手持铁锹和铁镐直奔鬼子监工宿舍。接着，劳工们纷纷行动，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
刘锡才，这个勇敢剽悍的山东大汉，闯入敌室，一锹把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砸碎了，他的任务是守住电话机。由于这一误击，惊动了日本监工，他们惊叫而起，正想外逃，李光荣等人迅速冲进来，与刘锡才一起当场砸死了猪股、小烟、桧森3 个监工。此时，负责把守窗户的劳工还未到位，其他监工便跳窗而逃，长崎逃跑千成，被处决在窗外。刘玉林、刘虞卿等人处决了丧尽天良、向日本监工告密的汉奸任凤岐。
由于初战执行计划不周，让作恶多端、凶暴残忍的监工福田、清水等人逃遁，这一出乎意料的波折，使劳工们下一步的计划遭到相当阻碍。
形势的突变，迫使原计划不得不改变。耿谆与几个暴动组织者紧急商议，决定取消到花冈町警察署夺取枪支的计划，带队迅速离开中山寮，把病人都带走，人手一把铁锹当武器。这时.急促的脚步声和“带好武器，赶快跟着上山”的呼喊声，划破了山坳的夜空。
劳工们揩着额头上的汗与脸上的血迹，迅速集中到空场上。耿谆简要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杀了虐待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可是，现在形势紧迫，我们就要到山上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有饭吃，有衣有鞋穿。弟兄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郎，我们是大国的国民，要保持我们的道德，严守纪律。”说完，就领着队伍出发了。
山路崎岖难走，杂草灌木丛生。天黑路不熟，劳工们又饿又弱，有不少人掉了队。天亮时，狂吼乱叫的日本乡军和警察布满山野，将他们四面包围起来。
不久，日本正规部队赶到。随着一排排子弹，许多难友中弹倒下了，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活着的人又一次被敌人俘获。为了镇压这一暴动，日本当局动用了警察、宪兵、地方乡军和正规军近2 万人。
起义后的第二天上午，劳工们一个个陆续被抓回来，送到广场。日本警察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双手在背后绑在一起，然后从卡车上一脚踹下来。鬼子用枪托殴打他们，使他们个个都血流全身。四周除了乌压压的围观人群，就是带着武士刀的警察、宪兵和军士在监视他们。
被抓回来的劳工全被逼迫跪在用小石子铺成的广场上。时值盛夏，烈日当头，他们长时间在炙热的阳光下跪着，身子不准移动一下。若是身体渐渐麻痹而坐下或倒下的话，监视的警察立刻会走上来不停地殴打。
整整3 天3 夜，他们就这样被绑着跪在广场上，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米，他们不只是饥饿，还像火在心口燃烧一样干渴。几十人倒下了，他们的尸体开始腐烂，广场上臭气冲天。直到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活着的人用口去接雨水，才免于一死。第四天中午，熬过来的人才分到半碗面疙瘩。
与此同时，广场正面戏院里的拷问和迫害也在残忍地进行。耿谆、刘虞卿、刘智渠、张开花（王敏）、刘锡才、刘玉麟、李克金等暴动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先被皮鞭抽打一顿，然后被绑在长板凳上，水灌进嘴已和鼻子，直到奄奄一息为止。接着，再竖起长板凳，使灌进去的水又呕吐出来，等到稍稍恢复一点力气后，再重复一次。有的还被铁丝绑住两手的大拇指，吊在半空中，然后遭到棍棒拼命的殴打..
鬼子对耿谆的审问开始了。
问：“为什么暴动？”
答：“每天做16 小时的重劳动，吃的不够半饱，雪天雨天从不停工，看守对我华工横加罪名，滥施毒刑，因受摧残致死者将近300 人。我身为队长，挽救有责，暴动之事，是我的命令。”
问：“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谁？”
答：“没有指定人，我是向大家下的暴动命令。”
问：“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你知道吗？”
答：“仅在花冈一处，我同胞遭你们残害致死的就有近300 人。这该由谁来抵命呢？”
耿谆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使审问者哑口无言。
为了顾及全体同胞的生命，更不忍目睹同胞之惨状，耿谆、刘虞卿、张金亭、刘玉麟等12 名劳工队干部，都勇敢挺身而出，一切责任，一切罪状，都一身承担。7 月4 日，他们的手都带上了铁铐。被关进了牢狱。在狱中，他们再一次用皮肉，用骨头，抗击敌人的酷刑。敌人企图逮捕更多的“凶手”，残害更多的同胞，然而他们始终未吐一字秘密，都争抢着自己担承杀人罪名，坚决否认除自己以外同胞的罪名。
几天以后，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察遵照上司命令对劳工们宣布：耿谆、刘虞卿、张金亭、刘锡才、李光荣、刘玉麟、张赞武、孙道敦、宫耀光、赵树森、褚万斌、李秀深等12 人确定为杀人犯，将送到秋田县去受裁判，别的人暂不问罪。
他们12 人背着死刑的刑架和无期徒刑的枷锁，在铁窗里艰难地生活了数月，幸亏日本投降，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7 月4 日，活着的同胞们相互搀扶着第二次进了中山寮。他们虽然侥幸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然而已是奄奄待毙。
7 月16 日，他们在警察和宪兵的威迫下又开始了苦役。
8 月中旬，中国芳工在日本的苦难日子总算熬到了头。虽然日本监工一再封锁，但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终于在劳工中传开了。他们扬起头，扔下工具，再也不出工了。而那些压迫他们的日本监工个个哭丧着脸，耷拉下脑袋，不再管理他们了。不久，盟军派人接管了中山寮，劳工的生活得到了改善。1945 年11 月下旬，活着的500 多名在中山寮从事苦役的劳工，带着死去难友的骨灰盒，回到了祖国。可是，418 名花冈殉难者，和在日本135 处从事苦役的成千上万名殉难者，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天，没有看到残害他们的凶手被送上绞刑架的这一天，他们的冤魂在异国他乡哭泣！他们的亲人在胜利了的祖国土地上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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