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相当内容，是蔚为壮观的战争活动。这些活动，造就了指导战争运行的军事科学思想，形成了推动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学说，不断创造并不断印证着新的作战方式。
淞沪会战，即是一定军事思想与一定作战方式在客观实践上的具体反映。
历史上的中国，不缺少雄浑奇伟的战争行动，但却没有近代社会以后抵御外侮的长胜号角；不缺少堪称鼻祖的军事科学思想，但以防御外敌入侵、抗击外来征服为主要内容的多次战争，却大都未能获得成功。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到会战之前，几乎难以建立起一支装备精良，无坚不摧的军队，因之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在不具备物质基础支持的条件下）确立起组织、指挥这支军队的适应现时战争需要的现代军事战略理论。内外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中国的国防建设依然位于较低的水平。不言而喻，中国在此次会战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对中国而言，在会战中虽然交相采用了多种作战形式，但从总体战略上讲，亦即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领土，屠刀伸到中国人眼前的现实来讲，中国军队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然只是防御性质的。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思想、作战形式及作战方法。这些思想及方法，是当时中国正面战场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因为，一方面，淞沪会战同华北战争同步，且和此后的南京、武汉保卫战接踵，高潮迭起中，人们的观察视线，对居于正面抗击日军前哨战的淞沪会战，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淞沪会战成果巨大，但失误也很多。战争的失误，通常情况下是无可挽回的。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对于此次战役之后的一系列战争活动，同样没有明显的效果，且被更为丰富、新鲜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所遮蔽，因而截至目前，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尚未得到更为全面、深刻的反映。后人总比前人聪明。阐述一次战役的过程与主观所及的利弊得失，即使并非易事，但也决不是最困难的。实在具体、客观中肯地认识、评析此次战役的军事战略，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存在着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战争动员
战争动员，是实施战争的基础和前提。淞沪会战前，中国的战争动员，是持续不断的（从1931年始），但又是不充分、不全面的，尤其是军队的准备。
首先，中国正面战场的军队，没有形成编成统一、数量确定、战力强盛、经常保持战斗准备的战略部队。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编制体制不一，指挥系统不一，供应来源不一，从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的过程自然不一，从总体上讲，应付突然战争，进而达到战争初期基本目的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强劲。
到会战爆发时，180多个野战师中，预定参加初期作战的军队只有3个师1个旅及少数其他部队，且无有力的海、空军及战炮、坦克部队支援，至于整个战役应该投入兵力的最高限度，亦没有确定的战略部队予以保证。
其次，战争扩充体系不完善。国家加入战争的行动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投入战场作战的军队，也是逐步增加的，加之减员部队的补充、新增部队的组建、各种军需物资的调集利用，都需要有坚强、完善的扩充体系作后盾。
但由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始终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因而，根本不存在在战略上准备好了再打这样一种状态，这就使得整个战争扩充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有先天缺陷。淞沪会战中，经反复增兵，最后参战的部队达73个师之多，其中相当部分部队（主要是地方军队）都是匆忙中调集而来，战场上临时补充的士兵，基本上都未经过正规、严格的训练，有些甚至连枪都未放过。其战斗力及投入战场后的作用，可想而知。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全国总动员及战时军队指挥体系，更是迟至8月15日至20日才得以实施和建立。日本军队在1937年初，共有17个陆军师团及大量海、空部队，淞沪战争爆发第三天，即以3个师团的精锐部队为基于组成上海派遣军，增援淞沪战场。到1937年底时，日本全国共动员了24个师团，会战结束时，位于京、沪、杭一带的日本军队即达11个师团之多，外加强悍的海军第1、第3、第4舰队及海军航空兵主力部队。会战中，中国海、空军基本没有得到有效补充，会战尚未结束，即损失殆尽，中止了在该战场的行动。
再次，军队训练不足。中国参战部队在战前，大部分未受过严格训练。
即使主力部队，所受的训练亦有限，况且德式训练机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情，所以训练效果不够理想。这些弱点，在各级指挥机关组织指挥、临机处置，尤其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中，暴露无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军队指挥员专业技术的培训与诸军、兵种的合成作战训练，近乎空白。各自为战的状态和专业技术技能的欠缺，在战场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8月14日，空军奉命于凌晨发起攻击，而地面部队则迟至午后3时才开始进攻。
战役初期的攻坚战中，面对日军的坚固堡垒，攻击部队的指挥员，则不晓得用火炮直接瞄准实施射击，至于弱小的坦克部队所遭到的厄运，则更是平时缺乏训练所致。第一线作战部队是这样，后续补充部队更是如此。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战役的空前激烈无可避免；从战争学习战争，不仅残酷异常，而且也势必要以局部的失利作代价。
最后，物质技术保障缺乏。战争既是精神与意志的较量，更是物质与技术的拼搏。再完善、精良的部队，没有持续不断的、及时有效的作战物资与技术作保障，其战斗力都无从发挥。从这一方面讲，30年代的中国，基本不具备支持一场反抗强敌的大规模军事战略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技术条件。经济贫困，国力不足，生产力低下，尤其是钢铁、机械、化工、光学仪器制造等方面的薄弱，使中国无法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有限的财政收入，亦不可能大批量购买军需物资，作战部队的损耗，尤其是舰艇、飞机、战炮和坦克，不可能及时得到补充，更谈不到在部队普遍应用新型的军事工程技术。
除此以外，军队的作战准备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海军未能事先于长江、黄浦江布雷设防，致使日本军舰轻易进入沿海、沿江，对整个战线造成了严重威胁；既设国防工事线忽视了京、杭国道方面，给日军造成可乘之机，既成之国防工事，设施不全，准备不足，难为实战所用等。
日军的战争准备主要是通过加强据点工事，大量储备军需物资，以及“七七”事变后，增派海军陆战队登陆等途径实施的。战役开始后，其初期兵力凭借坚固工事，有效地阻遏了中国军队的攻势，坚持到了援兵到达。
二、兵力投入
战争的主体是军队，作战任务必需依靠军队来完成。因而在战役和战斗中投入实现作战目标所需的兵力，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兵力投入的理论，历来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拿破仑、库图佐夫，还是鲁登道夫、施利芬和小毛奇，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依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及各次战役的目的，以及作战的外部条件（包括地理、天候等），确定投入兵力的形式和方法。淞沪会战中敌我双方的力量呈现出变与不变交织的状态，在总军力上，中国军队始终居于劣势，在战役初期及其后的一定阶段，日本军队居于劣势。军力对比的逆转，是在中、日双方投入兵力的过程中出现的。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都投入了陆、海、空军部队。但中国海军的纯防御态势，未能对战役产生重大影响，空军的攻击行动也未能给地面部队以更多更长久的支援。日本军队的海、空军明显居于优势。地面战斗中，中国军队以3个师1个旅强的兵力，攻击总数约15000人的分散固守据点的日本军队，数量上虽占有一定优势，却未能达到战役目的。8月18日以后，中国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然始终未能形成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8月19日以后，分批抵达的日本援兵，不仅再次打破了中国军队逐次投入兵力所形成的优势，而且破坏了中国组建第15、第21集团军以实现战役企图的预期战略构想。
待到日军第二次大规模增援淞沪战场时，颓势已无法扭转。
纵观中日双方投入兵力的过程，明显存在着3个问题：
其一，初期兵力投入方向。战役初期兵力的投入，当以实现战役目的的需要为依据。中国军队进攻战之初，旨在令歼固守据点的日本军队，因此，必须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日军增兵途中的3至5天）内，一举取得成功，如其不然，日军援兵抵达，必然会破坏初期战役的全盘战略。鉴于此，中国集中主力持续攻击日军驻沪部队指挥中心——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但这恰恰是日军防守最坚固的方向。在缺少特殊作战手段（如坦克、重炮以及接近爆破技术等）的情况下，中国步兵无法攻克敌据点，亦未能及时投入重兵（如动用长江沿岸和杭州湾北岸守备部队）于该攻击方面，徒然消耗了宝贵的时间。8月20日，中国军队攻击重点改向汇山码头，谋求中央贯穿，分割包围敌军，当已接近目标时，日军援兵已达战区，给中国军队侧背造成直接威胁，中国军队不得已而放弃进攻，随之整个阵线改取守势，丧失了克敌制胜的有利时机。孙子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就此而言，初期投入兵力不足和主攻方向选择不当，是导致中国军队初期作战失利的直接原因。
其二，后续兵力投入方式。中国军队逐次投入后援部队于正面作战地域，起到了补充军力，牵制日军，消耗敌方的作用，但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战略突击力量的作战集群，因而对敌构不成严重威胁。逐次投入的结果，是逐次消耗，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役的形势。日军大规模增兵战场的行动只有两次，但因其力量集中，投入方向分别在南、北、中3个方向，形成的包围态势，打破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方略，并且乘虚而入，迫使中国军队转变企图，逐步后退。
其三，预备兵力的设置。预备兵力，对于任何一次战役（无论是进攻，或者防御战）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恰恰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军队犯了致命的错误。在长达3个多月的战役进程中，除各参战部队留置少量预备兵力外，整个战区始终未设置战略预备队，不仅不能扩张战果，而且无法应付突发事件。事实证明，仅靠战斗力参差的后续援兵，是难以完成支援、稳定战场的战略任务的，何况逐次到达之援兵，均被用于填补空缺或阻敌进攻，未能发挥有力作用。到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时，战区没有可供调用的预备队，只好以刚刚抵达的3个师仓促应战，结果被日军一举突破防线，直趋松江，对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形成夹击包围态势，导致了防线的失守和部队的溃退。
三、防御作战
如前所述，在淞沪会战全盘战略上，中国军队居防御地位，而在该战役中的主要作战阶段内，中国军队亦多取防守态势。战略防御的目的是，扼守主要作战地域，阻止敌军接近国家最重要的中心和地区，在防守中消耗并削弱敌人力量，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就此而言，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战略防御的目的。但其缺陷与失误仍很明显。
姿态消极，指导不力。整个防御作战，基本以阵地战为主，消极、被动地阻击敌之进攻。因淞沪战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面工事构筑不易，给防御作战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数十万大军，既未作纵深梯次配置，又未实施战役机动，加之一线部队过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长时期遭受日军舰炮袭击，徒然增加了兵员伤亡。8月23日以后，中国各部队即被日军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往往为一城一地之得失，浴血相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限制，无力改变战场局势。仅有的一次主动进击，因组织指挥不力而失利，此后，再未能有转机。从拱卫南京的战略目的出发，当战事呈胶着状态之际，即在正面牵制敌主力的同时，组织部队迂回机动，实施内外线运动作战，并辅以有力的战役反攻和局部进攻，虽不致全歼敌军，但至少可以改变敌我态势，减少自身伤亡。不顾一切的硬拼死守，违背了保存实力的作战原则，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退守失时，贻误战机。防御作战中，一线阵地的固守是重要的，必须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不可变的。战争实践证明，适时的退却不仅是防御作战的有效补充形式，而且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保存实力的积极措施。大兵团作战条件下，易于集中众多威力强大的攻击武器，防御一方也易于因此而遭受重创；同时，绵亘的防御正面时刻存有薄弱点之虞，一旦正面防线被突破，不及增援拒阻之时，极有可能引起整个阵线的崩溃。所以，当退之时而不退，实为不智。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围攻战失败，改取守势后，日军全力向蕴藻浜地区冲击，企图分割包围中国军队中央作战军。此时中国军队未以后续部队占领苏州河南岸阵地，掩护第一线部队转移，继续阻止敌军，而将之投入蕴藻浜战线，与敌苦争多日，机会丧失，待第9集团军等部败退至苏州河南岸时，阵地已朝不保夕，且左翼作战军亦被逼退。至敌于杭州湾北岸登陆时，中国军队理应迅即向吴福线转移。由11月7日至10日，因国民政府仍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乃命部队死守，等战区部队全线退却时，已延误了整整4天。吴子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犹豫不定，在政治上，有时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军事战略上，其危害则是极其深重的。此期间，部分部队已接到转移命令，开始行动，继续固守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全线的溃退，不仅造成了部队的重大损失，而且无法立足吴福线，使日军直由淞沪追击到南京外围。
有御无备，防守无为。战略防御以守为要。按照预期战役计划及战役发展进程，预先做好逐次抵御的各项准备，是军事战略必不可缺的。在这一方面，第3战区的作战部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矛盾性；事实上进行着一场防御战，但在具体战役部署上却又未作任何实质性的防御安排。首先是未留置战略预备队，其次是吴福、锡澄、乍嘉三道永备国防工事线未留部队防守，不仅部分未竟工程无人完善，到部队撤退至该线时，连门都打不开，预定至战时再沟通的工事堑壕，甚至未曾动工。耗费巨资修建的工事，派不上用场。
通常情况下，防御作战离不开既设阵地，逐次抵抗，即意味着逐步退却防御。
从战略上讲，既设国防工事线对保卫南京的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设若战役初期的作战企图是一举歼灭驻沪日军，而以完善及守卫工事线为不必要的话，那么至少到8月23日以后，即日军大规模增兵淞沪，上海市区战线外移时，当应开始准备，然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内，竟然无人想到此事，真乃匪夷所思。三道国防工事线被日军越过之日，亦即淞沪会战结束之时。
四、指挥体制
军队的作战活动，离不开一定指挥体制的领导。战争的实践表明，只有全面地考虑准备与进行战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实事求是地估计敌人的能力与行动，并动员国家和军队的全部力量去战胜敌人，才能在战争中正确地领导军队。战时军队领导体制，应力求使领导的形式和方法最大限度地适应战争的性质，力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达到统一，并且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
淞沪会战，在中国方面，是一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会战爆发之际，正值日军吞噬华北，逐步南侵之时，全民抗战的高潮已经到来。
适应领导军队正面抗战的需要，8月15日军事委员会（即最高统帅部）颁布了中国军队战斗序列，京、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随之，将战区正面部队分为左翼、右翼和中央3个作战军，辅以特别地区的守备区，建制集团军、军、师、旅、团，形成了领导军队的战时指挥体制。当增援部队陆续抵达战区，参加各作战方向后，战区部队编成逐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部队调动频繁，配置不定，给作战指挥带来的困难，大兵团作战之大忌随之出现，一是越级指挥。司令长官冯玉祥抵达战区时，张发奎询问他，配属一线的一个炮兵连哪里去了，冯玉祥说他不知道。最后才查明，原来被最高统帅部调到左翼去了。战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隔着战区、集团军、军、师、旅、团，直接调动一个连的兵力，而各级指挥官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在战时，只会造成组织指挥的失度与紊乱，此种现象，在各部队中，屡有发生。二是编制不一，机构重迭。会战之初，战区下辖集团军、师、旅、团，后在一些部队又增设了军，9月中旬以后，又设置了军团。机构膨胀，叠床架屋，职责不明，命令、指示及报告，层层递转，费时费力，于作战有损无益。三是因人设职。作战部队的编制及指挥职务，本应按战时条律法规、投入兵力及组织指挥部队的实际需要来设定。但第3战区于战事进行中，不顾客观实情，以论资排名、平衡照顾、奖励军功等为理由，虚设编制，虚提职务。设置的一些军，只辖一个师，军长亦即师长。许多部队，编制很大，实辖兵员极少。皆大欢喜的虚假现象，是不会对作战产生实际效益的。四是指挥体制调整不及时。战争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在杀伤敌方的同时，自己也会造成伤亡。当减员严重，或补充不及时时，适度裁撤一些编制，或合并一些部队，可保证对部队的集中统一指挥。第3战区在战斗过程中，部队伤亡极其惨重，一个师、一个团剩余几百人、百十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但部队编制基本未予调整。大编制，小部队、既难当大任，又无法小用，上、下各级均感为难。会战中期，设立了3个作战军，至部队退守苏州河南岸时，中央作战军被撤销。此后，部队实施战略退却，混乱无序，战区亦未及时调整指挥体系，左、右翼作战军一直保留到会战结束。此时的指挥系统，实际上已不存在。
五、战略构想
淞沪会战是截至当时，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史上最宏大的一次战争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仅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7年时，日本军队已占领东北，侵入华北，且图谋南下威胁国民政府使之投降，由此霸占全中国。在战略态势上，一方面，侵入中华腹地的日本军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战略企图；另一方面，中国军队的实际力量亦无可能在短期内驱逐日寇出中国。长期战争无可避免。唯能实现的就是分散、牵制日军作战部队，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及军需物资，在持久作战中，逐步改变敌我态势，等待有利时机，实施战略反攻。
持久作战、消耗敌军的战略，首先在地位重要而日军力量较为薄弱的淞沪战场开始。按照这一构想，淞沪战区部队，以巩卫南京，保有经济要地为直接目的，同日军展开了战斗。经过进攻、防御及退却等一系列作战，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日军大量有主力量，重创了日军海、空部队，迫使其由华北、青岛及本土调集主力增援华东，因此破坏了日军的战略企图，尤其是打破了其“速决战”的战略构想，粉碎了日本帝国3个月灭亡中国的述梦。这次会战，就战役本身的结果讲，中国军队是失败了；但就此次战役配合全国抗战的整体战略构想讲。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再就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看，一方面，虽然中国军队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超常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以低劣的装备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杭战准备赢得了时间，为此可说，淞沪会战达成了预期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战略战术及其指导上的若干不当，加重了中国军队在该战场的损失，削弱了应有的作战能力，缩短了战区抗御日军的时间，打消了歼灭部分、重创余部日军以至取得局部胜利的可能，不仅使“巩固首都，保有经济要地”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且由于战场部队的溃退，直接影响了南京保卫战的进行。
日本军队方面，虽奉行“速战速决”的方针，但在战役初期，企图不扩大战事，以驻沪有限部队歼灭中国围攻部队，未达目的后，逐渐增兵，以致战事持续3个月之久。故其在全盘战略上，已属失利，且企图以增援部队围击中国军队，歼其主力的构想亦未实现，“速决战”的目的因之落空。但其通过激烈、顽强的战斗，给中国军队以重创，迫使中国军队退出淞沪地区，而且在进攻过程中，开通了侵袭南京的途径，随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及时将攻击目标指向南京，给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日本军方谋划已久的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日本军队在淞沪战场所取得的最大战略性成果。
已逾半个世纪的淞沪会战，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始终有着灿烂的一页，但其沉痛的血的教训，也一代一代地铭记在中国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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