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我爷爷张松樵在娶了我的纺纱女工的奶奶并顺利延续邓氏香火之后，再次遵从母命北上寻根。他此行肩负的重大使命就是代表俺们湖北老邓家几代人的神圣心愿，重返中原故地认祖归宗。
这是湖北出生的张松樵唯一一次踏上故乡老家的土地。
老家的淳朴族人对于这个来自南方的“旋字辈”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族长大爷连夜在邓氏宗祠召集族人开会，经过通宵马拉松似的讨论后，终于宣布同意湖北“邓彭氏”后人重归邓氏宗祠。族人为远道而来的邓氏后人举行古老的入祠仪式，祭拜祖宗天地，将中断近百年的“邓彭氏”支系重新续入邓氏族谱，由此宣告俺们湖北老邓家回归列祖列宗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但是父亲说，我爷爷对那次遥远的中原之旅鲜有提及，直到许多年后他才从母亲那里偶然得知，原来我爷爷至此才弄清他的祖母“河南邓彭氏”何以独自领着一个“邓姓男孩”千里迢迢逃荒来到湖北的事实真相。这是一个有关黄河大水、宗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悲惨故事，简单地说就是黄灾之年，“邓彭氏”丈夫不幸病逝，复杂而久远的家族纷争令这对无助的孤儿寡母被迫离家出走。
我爷爷在河南老家总共停留了几十个小时，他代表我们家族捐款重修邓氏宗祠，然后匆匆返回武汉。当我奶奶看见她的神情疲惫的丈夫出现在家门口时，吃惊地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脑袋上拖着辫子的河南乡下人，这个像出土文物一样的乡下人就是我爷爷的亲堂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大爷。原来这位河南大爷的父亲同我的太曾祖母“邓彭氏”的丈夫是亲兄弟，他们是我中原祖先那一根血脉之藤上结下的两只手足相连的果实，如今大爷身份是俺们河南老家的族长，掌握着村子里族人的议事大权，算得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河南大爷是来武汉走亲戚的，如果不是“旋字辈”的偶然出现，这位从未走出僻乡穷壤的河南亲戚恐怕一辈子也难以走进千里之外的南方大都市。张松樵对河南大爷的到来礼仪周全并且严禁家人非议，他淡看从前岁月里发生的家族纠葛和是是非非，认为那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他已经遵从母命认祖归宗，也就认同了自己的神圣祖先，换句话说就是认命。血缘是人生的宿命，作为晚辈侄儿，他对河南大爷的恭敬表现了邓氏后人对祖宗应有的敬畏之情。
河南大爷在汉口住了半个月。
好奇心不久便烟消云散，我大爷很快患上了思乡病，他对城市文明产生了深深的和不可遏制的厌恶。晚辈侄儿张松樵挽留无效，只好派人将他送回河南老家。
２
父亲回忆说，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忽然发生一件大事。
一个惊人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进教室里，有人听说政府出了告示，日本人快来了……学校就要解散了。
于是我父亲这才想起街头上那张众人围观的政府告示。这么说武汉要打仗了，柱头粗的大炸弹就要落在屋顶上，生吃小孩的日本鬼子也要来了！我的小学生父亲千头万绪，只想得脑袋发痛，他的感觉就像火车开出了轨，世界一下子乱了套。
这一天校园里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庄严神圣的悲剧气氛。崇高是一种精神甘露，伴随苦难滴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教室里书声朗朗，平时哪怕最严厉的老师也变得像天使一样亲切动人，同学认真学习专心听课，那些顽皮的男孩子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他们一下子全都长大了。放学前师生共同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体大扫除，把他们熟悉和热爱的校园打扫干净，这一天连最懒惰最不喜欢劳动的孩子也争抢最脏最累的活儿干，好像他们要用这种积极的行动来弥补损失，挽留过去没能珍惜的美好时光一样。
告别时刻终于来临，老校长亲手降下校旗，师生一齐颂唱赞美诗“我主救赎心灵”。于是老师哭了，同学也哭了，他们依依不舍挥泪作别，祈祝来日相见。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成人仪式，他在短短一天中懂得的道理超过此前十二年人生的全部总和。
３
无论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还是父亲的父亲以及所有生活在武汉的普通民众来说，即使他们对“沦陷”这个恶魔般的字眼早有耳闻或者有所防范，但是事到临头却还是猝不及防天下大乱。
因为战争的脚步实在来得太突然。
当我父亲拖着告别校园的沉重脚步回到家里，他惊讶地看见自己家里同样乱作一团：用人像受惊的马蜂一样飞进飞出，把许多大大小小的箱笼行李堆放在门口，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正在用湖北仙桃话大声呵斥女佣，而晕头转向的用人却总把事情做得南辕北辙。总之这个平时井井有条和管理严格的家里正在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地震。柳韵贤看见儿子放学回家，她没有如往常那般关切询问一番，而是柳眉一竖，喝令他赶快回楼上收拾东西，说是晚上要乘船到重庆去。
天空很快黑下来，直到我奶奶在楼下大声呼唤儿子小名，我父亲才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去。这时候他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客厅中央站着两个黑脸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张松樵，另一个就是多日不见的大表哥肖老大。
肖老大又黑又瘦，那张长脸就像被江水浸泡多年的乌木疙瘩一样。张松樵平素不怒自威，此刻更是阴沉得像头大老虎，吓得他的儿子个个噤若寒蝉。张松樵没有说话，柳韵贤站在他身边也没有说话，楼外已经开来一辆道奇大轿车，等家人鱼贯上车之后，我父亲看见他的父亲亲手熄掉客厅最后一盏电灯，仔细关上房门，然后接过肖老大递来的大铁锁，咔嚓一声把门锁上。
这把大锁从此就牢牢锁在全家人心头上，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打开。
父亲一家的登船地点在江对岸工厂码头，他看见数十只木船正在紧张装船，还有被船长杨老大藏匿的大小“华安号”已经现身，此刻正安静地停靠在趸船外侧等待启航，它们果然在关键时刻成为张松樵一家撤离武汉的救命船。为防形势混乱发生不测，一向行事谨慎的肖老大花钱请来一队黑衣警察维持秩序，警察在码头外面划出一道红线来，以确保工厂船队安全启航。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开船之前到底还是出了大事。
一队武装士兵蛮横地冲上码头，他们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宣布征用两艘机器船，并且不由分说地扣留所有船员。黑衣警察在大兵面前就像老鼠遇见猫，他们一看事情闹大了，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接下来工厂方面的一切据理力争和阻拦抗议统统无效，一个操东北口音的长官动不动就要掏出手枪来毙人，船长杨老大拒绝服从开船命令，结果招来一顿枪托暴打，被打断三根肋骨，机器船“华安号”到底还是被强行开走了。
天亮以后，警备司令部发布通令，宣布征用所有包括木船在内的水陆运输工具为前线运送军队和物资，一切违令者都将受到“破坏抗战罪”的严厉惩处直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我爷爷张松樵的全部心血和努力统统付诸东流。抗战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任何个人利益都须服从战争需要，因此无论我爷爷多么苦心经营他的工厂，也无论他多么经验丰富运筹策划，但是他到底无法同时代抗衡，换句话说同国家战争抗衡，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装船的机器又被强行卸下来。一边是岸上机器堆积如山，家人与员工被迫滞留即将沦陷的城市，另一边却是战争阴影步步紧逼，日本人的铁蹄越来越近。滔滔大江，竟无一条生路赐予这位可怜老人，他心中的悲痛和绝望可想而知！
裕华纱厂乃至我家族面临灭顶之灾。
４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六月初，武汉当局发布紧急撤退公告，命令一出，全国哗然。
遭受打击最大的当属那些对前线战报一直深信不疑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他们与其说轻信宣传，不如说为自己一厢情愿的胜利愿望付出代价。《大公报》载：日前有来自东北、华北流亡师生数千人前往行政院请愿，许多人披麻戴孝，如丧考妣。一李姓教授当场割腕自杀，表达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激愤心愿。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接见爱国师生，表示政府决不会放弃武汉，但是敌人发动的战争是很残酷的，撤退是为避免伤及平民无辜，云云。
《新华日报》报道说，武汉各民众团体和流亡师生连日纷纷表达决心，前往行政院和军委会请愿的人群络绎不绝，许多人当场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一燕京大学老教授质问政府，我军一退再退，“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事变”日寇陷我华北、华东，现在又轮到华中，今后还有何路可退？我泱泱中华岂不要被倭寇灭亡，国民政府岂不要逃到国外去做流亡政府？我亿万同胞岂不只有任人宰割做亡国奴之悲惨命运？该教授讲到悲痛激愤之处，当场晕厥……
武汉大撤退一石激起千重浪，世界舆论纷纷聚焦中国战场，关注中日战争的严重走势。国际通讯社电讯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这场亚洲人的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政府脆弱的军事防线有崩溃的可能性。
英国《卫报》则悲观地预言说，武汉大撤退很可能演变为一场毫无秩序的大溃败，那将是中国人抵抗意志的灭顶之灾。
事实上武汉大撤退的局势并未完全失控，民众抗战意志也未一蹶不振。武汉某进步团体举行撤退前最后一场《保卫大武汉》义演，多位著名艺术家登台演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歌曲，全场气氛极为热烈感人。许多人忍不住痛哭失声，台下观众则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如火山爆发。会后组织游行请愿，途中不断有市民加入，到达国民党中委会已有数万之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面接见各界代表，当场发表《抗战守土与退敌之策》之演说。
但是水陆运输方面却传来种种令人沮丧的坏消息：开往中原方向的火车已经全部取消，武汉通往外界的铁路只剩下粤（广东）汉（武昌）线。长江上游的航运极度紧张，仅有的客船已经爆满，水运陷入停滞不前。汽车站虽有班车发出，但因种种原因，许多班次已经停开。记者闻讯赶往武昌火车站，看见等待前往湖南、两广的候车旅客人头攒动挤满广场。车站方面宣称，铁路运力已达极限，不排除取消多次临客的可能性……
报载：东北籍教师白先生一家三代辗转流亡至汉，原图投寄亲友檐下，不期烽火再起，武汉将成战场。白先生无所投靠，亦不甘心当亡国奴，绝望之余，一家三代七口在临时寓所服毒自杀。
报载：某南方军队奉命开赴前线御敌，在汉阳码头紧急征用民船，有船老大拒绝开船，被以“通敌罪”当场射杀……
……
史料表明：武汉沦陷前夕，正是出于对国民政府屡战屡败的深刻失望，成千上万走投无路和报国无门的流亡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成为后来共产党成长壮大的重要有生力量……
５
北方形势急转直下，令最高当局措手不及。由于撤退工作已经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最为棘手的难题，蒋介石为此前往素有“中国军工摇篮”之称的汉阳兵工厂秘密视察。
汉阳兵工厂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由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亲自选址，历时五年始得建成，称“汉阳枪炮厂”。到抗战爆发前夕，该厂已具备年产“汉阳造”步枪十万枝，子弹五千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的生产能力，并能同时生产轻、重机枪、手枪和迫击炮，成为抗战初期中国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主力兵工厂。
蒋介石在何应钦、白崇禧、陈诚、戴笠等要员陪同下来到规模最大的枪枝分厂，委员长看见工人正在进行紧张有序的生产，那些形状各异的毛坯零件经过切割、钻眼、打孔、焊铆、冷热处理等多道工序，再经机器组装，于是一枝枝簇新的步枪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在机关枪车间，从德国购买的轻、重机枪生产线更是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马达轰鸣，火星飞溅，焊枪闪烁，机器歌唱，厂房到处悬挂着“坚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和“每天贡献两小时，加紧生产抗战救国”的标语口号，同外面大撤退的混乱形势形成鲜明对照，充分说明产业工人是国家抗战的脊梁和主力军的道理。委员长一时心情大好，不住点头称赞。
在武器试验场，蒋介石观看中日武器对比试验。
在率先进行的步枪实弹对抗中，实验员通过一系列快慢射、远近射和穿透力、初速抗风等等试验，得出多组确凿数据表明，国产“汉阳造”步枪各项性能指标居于领先地位。汉阳兵工厂厂长，著名军工专家郑家俊解释说，“汉阳造”步枪仿造对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式步枪，具有子弹初速快，抗风力强，射击精度高等诸多优点，而日军现役的“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则比较笨重，射击初速慢，精度较差，撞针易断，所以中国步枪性能更胜一筹。
接下来对比轻、重机枪。
国产“捷克式”轻机枪是引进当时欧洲著名的捷克ＺＢ２６式轻机枪生产线，“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则是由德国提供设计图纸和生产技术，购买德国生产线自行生产制造，用德国专家的评语就是“接近德国水平”。对比结果，中国机枪无论其构造合理性还是作战性能均领先于日本“十一式”（俗称“歪把子”）轻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
蒋介石面色凝重地点点头，他告诫将领们说：不要只看我们暂时处于劣势，但是我们也能制造出性能优越的武器来，这就是抗战的希望啊。
视察结束，人们簇拥蒋介石登上龟山，一座气势宏伟的现代军工城全貌尽收眼底。郑家俊汇报说，如今工厂已经发展为拥有制枪厂、制炮厂、制铁厂、冶炼厂、铸造厂、机器厂、发电厂、火药厂、加工厂、炮弹厂、子弹厂、枪炮试验场等等综合能力的大型军工企业，该厂生产的武器装备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感慨良多沉默不语。
他当然清楚中国军队的实力远不如日本人，但是中国军队所以能够顽强抵抗予敌重创，汉阳兵工厂实在是功不可没啊。汉阳兵工厂是中国几代有识之士的心血结晶，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代表，也是战后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试想如果这些滞留武汉的工厂机器不能得以完整保存，数十万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支撑民族科技教育大业的知识分子队伍不能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后方而是落入敌手，中国抗战还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吗？但是郑厂长告诉委员长说，如果要把这座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撤离武汉，至少需要动用一千条大型机器船，三万节火车皮和数目庞大的汽车运输队。
陈诚插言道：武汉地区还有多家重要工厂如制币厂、炼钢厂、发电厂、飞机修理厂、造船厂等等，加上大大小小的私人工厂，总计有千余座工厂、数百所学校以及百万难民等待撤退。
蒋介石没有说话，但是这个庞大数字好像一副千斤重担，令领袖的面部表情起了明显变化。他皱起眉头来，咬紧牙关，仿佛不堪重负，脸上乌云密布就像要下雨一样，把军工专家吓出一头冷汗来。虽然他汇报的都是实情，但是明摆着是给委员长出难题，他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机器船和火车皮都调到武汉来也没有那么多啊！
６
戒备森严的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昌紧急召开。
武昌大本营全称“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各大总部和各军、兵种，为军队常设领导机关。最高军事会议为大本营最高决策机构，通常只有面临国家重大危机时才由军委会建议召开。“七·七事变”以来，最高军事会议只在１９３７年的庐山召开过一次，会议通过的纲领内容为对日开战。
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不仅有威震四方的各路统帅和抗战名将，比如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和资深委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等等，还有来自各总部各战区各军兵种的高级将领数十人，可谓战将云集群星闪耀。但是会议尚未开始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大人物却不请自到，硬要闯进会场来见蒋介石。
他就是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
汪精卫并不担任军职，一般也不参加军事会议，但是因为他是位高权重的第二号人物，所以门岗和卫士都不敢贸然加以阻拦。他一改平时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公众形象，换了一身灰布长衫，脚蹬浅口布鞋，看上去像个大义凛然的布衣斗士。他身后紧随一群国民党议员，甚至还有几名新闻记者，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令蒋介石不得不亲自赶出门来迎接。
当初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建党，意在开创民主政治的先河，孰料却因此埋下党内派系斗争的祸根。抗战初期最令蒋介石头疼的对手有两个，文官就是素有“天下第一说客”之称的国民党三朝元老汪精卫，他以玩弄阴谋诡计和口才出众著称；武将则是被称作“冯大炮”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此人性格直率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直言犯上，常常令蒋介石下不了台。汪精卫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国父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鄙人请教蒋先生，何谓三民主义？
蒋介石故作惊讶地说：啊呀呀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国父教导的弟子，各位有什么话中正当洗耳恭听啊。
不料一个国民党议员抢上前来，扑通一声当场跪下，吓了蒋介石一跳。这位德高望重的议员无论年龄资历都堪称党内元老，所以这一跪着实将了蒋介石一军，要是传到外面去更是一条令他难堪的新闻。幸好闻讯赶来一大群人，有张群、何应钦、陈布雷、钱大钧等等，七手八脚把议员搀扶起来。
汪精卫气咻咻地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议员在下跪，是在求你们，这一跪可是重如泰山哪，你们扶得起来吗？
何应钦小心翼翼地说：汪先生有话直说不妨，让我们大家也好听个明白。
汪精卫这才道明来意，他质问蒋介石说：听说你们制定一个秘密战略，一旦日本人逼近，即令军队纵火焚城，谓之“焦土抗战”。此事到底有还是没有？
蒋介石闻言，反倒放下心来颔首不语，任凭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进行解释。汪精卫冷笑着说：你们不要文过饰非好不好？如此伤天害理之焦土抗战，亏你们做得出来？如果国父在世，我倒要拉你们当面对质，就算敌人进了城，那城市总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城里居住的人民还是中国同胞吧？敌人没有放火，你们居然倒想付之一炬，让我芸芸众生如何活命？真是天理不容哪！我们议员都是民选出来的，这一跪是替四万万中国老百姓请命，请蒋先生高抬贵手，放我黎民百姓一条生路吧！
蒋介石抚掌大笑，他连声道：议员先生如此胸襟，珍爱天下苍生，可谓赤胆忠心哪，实在令中正佩服。可是话说回来，汪先生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报告是真是假？谁能保证不是日伪汉奸造谣惑众，败坏我抗日军队声誉，离间我军民血肉情谊？抗战至今已有十个多月，请问有哪座城市为我军纵火所毁？又有哪省百姓不是因为敌人暴行而是为我军所伤害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汪先生告诉我，我一定让军事法庭审判他。
很显然汪精卫拿不出确凿证据来，事实上“Ｇ”任务尚未执行，汪精卫就是听到风声也抓不住把柄。汪精卫眼看挑不起事端，他带来的记者也没有捞到多少曝光材料，只好悻悻而归。汪精卫一手策划的下跪闹剧无非是个信号，表明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已达白热化程度。
大本营密令第一战区，“Ｇ”任务无限期搁置。
７
会议延迟数十分钟，蒋介石亲自主持开会。
这天委员长身穿统帅制服，腰佩中正式短剑，目光炯炯表情严肃。自中日开战以来，无论前方战事如何激烈，也无论华北沦陷，上海、南京失守，对日战役屡战屡败，大本营均未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对此人们不由得暗自猜测，根据目前战场的严重形势，估计委员长决心要放弃武汉了。
随着总参谋长何应钦介绍最新战况，人们果然看见北方日军已经占领开封，进逼郑州，并从三个方向同时切断京汉铁路。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其实北方战败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中原告急也在意料之中，就是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武汉，与会者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国民政府从抗战之初就将西南腹地的四川作为大后方，将重庆而不是武汉定为“陪都”，不是正好说明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严重性已有充分预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郑州和武汉应该都是迟早的事情。
人们纷纷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蒋介石面无表情，众人心里的疑问尽在把握之中。身为国家领袖，他当然不会轻易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如果说十个月前庐山开会是为了通过对日作战，那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乾坤大事，非国家意志而不可为的话，那么今天召开的会议将要决定的内容同样重大，同样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只是众人对此暂时并不知情罢了。
委员长对军政部长陈诚颔首示意，后者同时兼任武汉警备区总司令，负责武汉防务和有关大撤退的行动计划。于是陈诚站起来宣读一份统计报告。
截至１９３８年５月止，武汉地区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近千家，流亡的各类大、中学校百余所，难民超过百万人。另外武汉本地计有大小工厂约五百余家，其中大型军工厂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厂有二十余家，需撤退的本地居民数十万人。两项合计，武汉将撤退工厂达一千五百余家，生产物资上千万吨，学校师生和民众近两百万人之众！
蒋介石问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供征用的船只、车辆和车皮，实现撤退需多少时间？
陈答：最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转向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少时间可逼近武汉？
何应钦犹豫一下回答：这股敌人对我威胁最大。因有京汉铁路之便，如果郑州一失，华中已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吧。
委员长又问：苏、皖之敌呢？
总参谋长答：敌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河道进攻，此为山地，易守难攻，形势对我军有利。估计可望阻敌三个月。
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当如何呢？
答：无法预料。
众皆大哗。
历史列车已无退路，抗战形势如此之紧迫，之危急，一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与会者的最坏估计，此刻再也没有人怀疑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必要性了。打个比方，就像一盘被对手将了军的棋，弄不好就要全盘皆输，那就是亡国之日到了。没有人愿意看到抗战失败，但是战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生死抉择的时刻到了。
蒋介石站起身来，他缓缓扫视会场，表情沉重地对与会者说道：各位知道，目前武汉汇集我国最重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还有大量机器设备，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一句话概括，这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希望，是建设大后方和战后国家复兴的本钱，也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所在。试想如果这些宝贵的机器设备落入敌手，或者我们被迫放弃工厂和学校，那么中国还将剩下什么？如今这个严重局面已经摆在我们大家面前，那就是敌人一旦快速攻占武汉，也就等于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撤退到重庆，不也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吗？我们拿什么同敌人作战？我们坚持抗战和打败侵略者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会场陷入一片死寂。
８
在这个决定抗战命运的历史关头，与会者泰山压顶忧心如焚，他们都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这些人的地位和肩负的重大责任决定了他们必须做出回应，以应对和化解这场迫在眉睫的失败危机。但是令人绝望的是，他们个个如坐针毡，似乎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手段扭转乾坤和阻止失败命运的到来，于是只好把目光重新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委员长稳坐钓鱼台，身为国家最高领袖，他手中握有一份最后的应急战略方案，只不过那是中国的最高机密，非万分危急之时不得提交最高军事会议讨论。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的１９３５年，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陆军上将在一份对日战略书中预测说，如果中日开战，侵华日军将沿长江水道和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夹击武汉，导致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人为此开列一个应急方案说，一旦日军威胁开封、郑州，“最后战线应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据说当时批阅文件的蒋介石对此深感震惊，在报告下面重重划了两道红杠，并打上一个大大问号。
徐州会战之初，国民党元老陈果夫谏言蒋介石，建议在豫北之新乡境内武陟县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敌人渡河进攻中原。因为该建议关系重大，经论证军事价值有限，故未被采纳。后来又有各方要员向蒋介石献计献策，不乏进言掘黄河以水代兵者，亦未被采纳。
古往今来，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黄水危害之巨和掘开黄河的严重后果。古语云：“玩火者必自焚，玩水者必自溺”。肆虐亿万年的滚滚黄河令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蒋介石都不敢掉以轻心，谁敢视千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为儿戏呢？
随着北方局势骤然恶化，德国将军的预言果然应验，面对南北日军两路夹攻，中国抗战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这时郑州第一战区将一份紧急御敌方案秘密呈送大本营，方案内容有二：第一，建议在中牟县赵口镇掘开黄堤，以泛水阻敌前进，解除敌军对武汉侧翼的威胁。第二，以黄泛区为界与敌军对峙，确保中原地区战略安全。云云。
大本营将该方案命名为“Ｋ作战”，决定正式提交最高军事会议审议通过。
本来武汉地区气候已趋炎热，但是与会者们却好像遭遇寒流袭击，他们的嘴巴一时间都被冻住了。如果说上次这些人在庐山军事会议上同仇敌忾，投下的是坚决抗战的爱国之票，反抗侵略和名垂青史的勇烈之票，弘扬民族气节的正义之票，那么现在轮到他们全体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因为此时一个重如泰山的惊天历史悖论摆在众人面前，令他们无法回避、左右为难，那就是无论这些决策者投下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他们都有可能变成千古罪人，要么祸国，要么殃民，从此堕入罪孽深重的历史深渊。
有人小声说：倘决堤仍不能阻敌，当如何？
蒋介石俯视众人，他问：公有万全之策么？
无人能应。
最高军事会议全体通过“Ｋ作战”，无人投反对票。该项作战命令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的，换句话说是国家行为，不由个人承担责任。另有史学专家考证说，现存于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主要是电报往来，迄今无人得见“Ｋ作战”命令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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