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面对皖南事变的女兵有几十个。当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皖南，怀着北上抗日的激情随着部队出发时，她们并不知道蒋介石已以十万重兵包围了她们所在的这支英勇的军队，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一场旷古奇冤的事变，她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牺牲，甚至是比牺牲还要惨痛的遭遇。
皖南特委妇女部长李桂英是特委留在最后的三个人之一，他（她）们把地方干部安排好之后，随着军部指挥机关一起于1941年1月4日晚上冒雨撤离皖南，5日晚上就听到了事变的枪声。
李桂英1907年出生于江西寻邬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7岁时，因父亲去世，被卖作童养媳。1930年秋天她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为一名妇女干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天，参加了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李桂英担任了江西中央苏区会昌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后任县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担任了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在长征路上，她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30多位女同志一起，编入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卫生部一起行动。部队进入贵州后，李桂英担任中央卫生部三连（担架连）政治指导员。她以身作则，和同志们一起，抬着伤员行军，同时还要关心着别的同志的身体和思想状况，时时鼓舞大家的斗志。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叙永特区游击队与从中央红军中抽调的一批师级领导及干部战士合并而成，其时，中央红军三军团刚刚一渡赤水。成立川南游击纵队为的是开辟新的根据地，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北渡金沙江。李桂英被抽调出来，担任了纵队司令部指导员。这个游击纵队里只有她和甘棠两位女同志，她们主动承担了群众工作的任务。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她向当地战士和群众学会了四川话。每到一地，她发表演讲，甘棠刷写标语，两人身穿军装，腰佩小手枪，英姿飒爽，十分引人注目。
不幸的是，在1936年冬天的一次战斗中，部队被叛变的向导引向敌人的包围圈，大部分同志牺牲，李桂英、甘棠和十几位活着的同志全部被俘。在狱中，她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了绝食斗争，强烈要求在外敌当前之际尽快让她们出狱。1937年7、8月间，周恩来、董必武等到重庆，要求释放政治犯。9月，她与30多个同志被最后释放。
战争的残酷，狱中的磨难，未能吓倒李桂英。她出狱后，随即又参加了新四军，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她和胡明带领民运组先后在泾县茂林、小河口及水东开展民运工作。
李桂英以她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泼辣的工作作风，把民运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她带着林琳、纪白薇、李采芝等几位女同志走村串户，办起了妇女识字班，组织妇抗会，支援军队打鬼子。
1938年11月，李桂英被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女子八队担任排长，女子八队分为一队和二队时，她又担任了一队队长。1939年8月，他被调任皖南特委妇女部部长。
皖南事变的枪声响起来后，她与丈夫、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身携巨款，随叶挺、项英等一起突围。他们白天隐蔽，晚上走路，一连八天，无法接近群众，只好忍饥挨饿。为了轻装突围，罗湘涛精简了自己的全部生活用品，身上穿着一件特制的背心，前后都装着沉重的金子、银元、纸币，李桂英身上背着三枝枪，一手拽树枝，一手拉着罗湘涛，在黑暗中艰难地行走。有的同志要罗湘涛将经费暂时就地掩藏，他没答应，他说：这点家当来之不易，是乡亲们一点点省下来的，是同志们打土豪、斗地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就是有一口气，也一定要把经费带出去。突围期间，最“丰盛”的食物是李一氓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黄豆，炒熟后，分给每人一小把。
天下着滂沱大雨，与军首长们又走散了，处境十分险恶。突围到最后，原来30多人的一支队伍，只剩下他们夫妇等五个人了。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他们一路走、一路躲，终于从无为方向找到了突破口，渡过长江到了新四军七师，然后又走走打打，直到1941年7月才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三支队民运部妇女干事李秀英是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的爱人。石井坑分散突围后，胡荣因腰部负伤，走路一倒一歪，由李秀英扶着走走停停。胡荣几次叫她一个人冲出去，她怎么也不肯。俩人艰难地、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在一个看山的小棚里，老百姓端来火盆让他们烤火，又拿出锅巴让他们充饥，还抱来干草和被子。几天的劳累和伤痛，使他们困顿不堪，一挨着地，就呼呼大睡了。
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把他们惊醒，原来是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了。胡荣坚决地命令李秀英从后门冲出去，自己则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用手枪与敌人对峙了一阵。当敌人快要冲进房子时，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秀英出生在湖南平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7岁丧父，体弱多病的母亲不忍心自己的骨肉再遭厄运，一咬牙把秀英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指望她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苦日子过到20岁时，她成了新娘。新婚之夜，她毅然逃离了比她小五岁的新郎，回到了家乡平江。当时，平江农民起义的队伍在滕代远、彭德怀的领导下正迅速发展，李秀英积极参加，成为红军战士，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工作需要，李秀英没有随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而是留在当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群众，袭击敌人，过着“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的生活，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她和游击队的部分同志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她结识了同乡胡荣，并结成伴侣。
胡荣生于1906年，比秀英大一岁。参加平江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延安，他曾在抗大学习。抗战爆发后，他又受命到平江县领导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到了皖南，任三支队政治部主任。
如今，面临着生离死别，李秀英躲在屋后荆棘丛生的小树林里，听着震耳的枪声，她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手指在树上掐出了血……
枪声渐渐地稀疏了，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静寂。她挂念着亲人！她想冲出去！但当摸到身上的文件包时，胡荣的叮嘱在她耳旁响起：“你要冲出去，包里是党的机密，一定要保护好！”她知道，现在既不能硬拼，也不是伤心和流泪的时候，烈士没有走完的路，她要继续走下去。
李秀英擦干眼泪，艰难地向山上走去。过度的疲劳、悲痛和紧张击倒了她，她只觉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恍惚中，她感到一股清泉沁入心田，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听到一位老人喃喃地说：“哎，总算醒了，有救了，有救了……”老人一边喂她喝水，一边把干粮掰碎了送进她嘴里。“前天晚上，有三个新四军战士被他们打……”慈祥的老人一边照护着李秀英，一边诉说着国民党军队的罪恶。
李秀英猛地一震，她的眼前又浮现出鲜血和硝烟，她的爱人，她的同志，他们在哪儿？“大叔！他们……”老人艰难地摇了摇头，含着眼泪，劝慰着她：“孩子，别哭！身体要紧！”李秀英又一阵眩晕。老人把她背到附近一个山洞里隐藏了起来。晚上，给她送来了干粮，并嘱咐她：“外面的每条山沟里都淌着血水，保安队在到处搜查新四军流散人员，你千万别出去！”李秀英强忍悲痛，掏出身上的钱交给老人，委托他把牺牲的烈士掩埋掉。自己继续在山上躲藏，靠老人送来的那点干粮和野菜度过了11天。敌人搜查过后，她扮成一个哑巴，沿途乞讨，去寻找失去的战友。
但是，李秀英没能找到战友。她病倒了。在泾县后山乡的沙梗村，她被一对贫农老夫妇收留下来。在两位老人的细心照料下，两个月后，病痊愈了，性命保住了，可是却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失去了继续寻找队伍的可能，她只好隐姓埋名，在当地生活了下来。
1949年4月24日泾县解放，人们欢欣鼓舞，共庆胜利，李秀英却整整哭了一夜，她想起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想起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想起了曾经朝夕相处的爱人胡荣，想着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泪水怎么也止不住！泾县的有关领导了解到她的身世，请她担任了新渡区妇女主任，从此，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
随军部机关一起北移的机要科共有十人，其中四个女同志。1940年底，军部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撤离非战斗人员时，曾动员她们先撤，而她们却坚决要求留下来，担任转移途中的译电工作。
战斗开始时，机要人员都紧跟在军首长身边，用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系。随着敌人包围圈的越收越紧，部队被迫在石井坑待命。中央来电指示：“如有可能，可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为了便于分散突围，司令部把留下来的同志分成一个个小组，机要人员也分散到首长身边任随身译电员。叶挺军长命令机要员向党中央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向党中央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然后命令把密码本全部销毁。机要员们含着眼泪，把各人装在小皮包内、日夜不离身的密码本一页一页地烧成了灰。她们明白，最严峻的考验已经摆在面前了。
机要员毛维青与哥哥毛中玉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
兄妹俩原来都是上海煤业救护队〔１〕的队员。自从日寇在上海燃起战火，这个救护队就一直在不停奔波，哪里有伤员，他们的车队就奔向哪里。几经周折，他们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的运输立下了汗马功劳。1938年春天，煤业救护队的大卡车行进在浙江去安徽的崎岖的山路上。妹妹毛维青依偎在哥哥身旁，手里拿着一本小小的纪念册。翻开纪念册，上面有弯弯扭扭的四个字：“大刀杀敌”，这是粗通文墨的母亲为他们题写的。
伟大的深明大义的母亲啊！
毛中玉生于1918年，是家中的长子，还有四个妹妹。自从父亲于而立之年早逝后，毛中玉即以14岁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先在家乡的钱庄里当学徒，后又到上海一家公司当练习生，他早早地就走上了社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毛维青也在十四、五岁时离开家乡宁波到上海谋生。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兄妹俩决心到抗日前线去。他们随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送伤员去内地时路过宁波，就回家看望母亲并向母亲告别。母亲虽然舍不得独生儿子和女儿远赴前线，但国难当头，侵略者不赶走，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她眼中噙着泪说：“走吧！你们不走，东洋人打来也是要抓壮丁的。”她在一双儿女递过来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四个虽显笨拙但却铿锵的大字。以后，无论是在皖南的山山岭岭，还是在敌人的集中营，“大刀杀敌”四个字都在激励着毛维青。
参加新四军后，哥哥担任总俱乐部主任，把个教导总队俱乐部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把每一样活动都与抗日宣传联系在一起。不管是新四军战士还是驻地老百姓，都知道“阿毛哥”会写会画，会唱歌，会演戏。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乐呵呵的笑脸，听到他激昂的歌声和琴声。
毛中玉成了部队文化宣传工作的总导演和总设计师。每次俱乐部组织的活动总是别出心裁，无论是演出被老百姓称为“土电影”的皮影戏，还是组织一场普通的球赛，总能使大家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新四军里真有人才！”“新四军得人心！”
为了新四军的东进北移，毛中玉忙坏了，他组织俱乐部成员没日没夜地在部队中宣传，向老百姓宣传，他创作的歌曲《别了，三年的皖南》，唱出了新四军将士的心声，唱出了昂扬的激情。为了行军途中的鼓动，他特意系上红领带，戴上红手套，神采飞扬，像一团鲜红的火球跳跃在队伍里，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歌声、口号声，士气大振。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毛维青在教导队女子八队学习后分配到军部速记班，半年后奉调机要科，担任机要员。她和机要科的姐妹们一起，在新四军北移前夕主动写了请战书，坚决要求跟随首长一起行动。她们知道，战斗越是紧张，机要科的工作就越重要。
战斗打响时，毛维青正值月经来潮，行动十分不便，紧张的行军、转移，两腿之间的皮几乎都擦破了。
毛中玉最后在石井坑见到妹妹毛维青时，毛维青因为“倒经”而在大口吐血。哥哥脱下红手套，为妹妹擦去嘴边的鲜血，鼓励妹妹说：“坚强些，我们会打出去的！你听，枪炮声多激烈啊，我要把枪炮声记下来，把它写成战斗进行曲、胜利进行曲，用它来鼓舞士气！”哥哥的慷慨和激情鼓励了毛维青，她和哥哥一样，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然而，枪声——罪恶的枪声响了，罪恶的炮火把新四军逼上了绝路。部队被打散了。毛维青与机要科的几位女同志也冲散了，她跟着机要科长童世杰和教导总队的另两位同志在一起，互相搀扶着，翻过几座山，躲在一个山洞里。
在山洞里，毛维青想念着军首长，想念着部队，想念着亲爱的哥哥，她暗自祈祷着：部队尽快冲出去！哥哥尽快冲出去！
可毛维青再也见不到哥哥了。毛中玉被炮弹击中，倒在血泊中。
隆冬腊月，洞口挂满了冰凌，没有食物，没有可供御寒的衣服，有的只是山洞的阴森寒冷以及枪声过后死一般的沉寂。十天十夜过去了。他们试探着走出山洞，在山坳里探寻着道路时，遭到一群国民党士兵的伏击，最终被逮捕并押解到驻在茂林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部。毛维青和她的战友一起，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炼狱之路。
生离死别的惨痛还发生在音乐家任光和他的妻子徐韧身上。
新四军女战士徐瑞芳1940年8月才来到军部，分配在军政治部宣传部的文化组工作。她以她的青春、端庄和动人的歌喉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美丽的广东姑娘徐瑞芳从海外回到国内求学，曾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后因战事，学校搬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三年，她对大后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醉生梦死感到痛恨，对死气沉沉的生活感到苦闷和厌烦，从《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上，她得知新四军在与日寇浴血奋战，于是她决心离开大后方，到皖南去参加新四军。
穿上军装的女兵，每天听着嘹亮的军号，唱着雄壮的新四军军歌，沐浴在抗日的热烈气氛里，徐瑞芳心中充满了激情。
任光比徐瑞芳早到新四军一个月，1940年7月，他还在重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教音乐课，组织育才教师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洪波曲》等。
任光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他出生在越剧之乡浙江嵊县，委婉细腻的越剧音乐和高亢动听的戏曲滋养了他，很小的时候就获得过“小音乐家”的称号。任光17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岁去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从法国里昂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应法国一家钢琴厂的聘请，到该厂在越南河内的一个分厂去当总工程师和经理。1928年回国，应聘在百代公司当音乐部主任。在上海，他结识了田汉、聂耳等一批左翼文艺家，从此投身于左翼文艺活动，从一名浪迹海外的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爱国的文艺战士。他们在一起，用高昂、健康的大众歌声，驱散了曾浸淫于上海滩头的靡靡之音。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写了《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和《渔光曲》等电影插曲，无论是充满愤怒、仇恨和决心的节奏，还是哀怨、优美、动人心弦的旋律，都使人们记住了这位音乐家。
1939年底，任光从新加坡回到正在受难的祖国，他怀着满腔激忿，希望用自己的笔写出慷慨激昂的旋律，去唤醒民众，激励抗日的将士们。但是，在重庆，歌坛沉寂，政治压抑，山城的上空布满反共的乌云。他有劲无处使。
正在这时，叶挺军长到了重庆。叶军长热情而诚恳地邀请他：“新四军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到我们那里去吧！”几天以后，任光随叶挺由重庆来到了皖南云岭。
新四军里火热的战斗生活使任光大为激动，他的创作热情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很快，他成了战士们喜爱的音乐家，他的歌在新四军各个部队传唱。
音乐，是任光的武器，是他用来鼓舞民众、激励战士、宣传抗日、保卫祖国的武器。他不会拿枪，只会拿笔和指挥棒，但这笔和指挥棒的威力并不亚于枪！
音乐，是任光的红娘。一位新四军女兵的歌声飘入了他的耳朵，歌声热情、飘逸，俨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歌唱家。任光很快就认识了这位“歌唱家”徐瑞芳。
他们在同一个文化组工作。共同的报国热情，共同的音乐爱好，使他们结为革命的战友、生活的伴侣。
1940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云岭的上空，寒流中更裹挟着一股肃杀的气氛。
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祖国的财富，他们的安全是重要的。首先从皖南撤走的是一批批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部队里的非战斗人员。任光和徐瑞芳也应该先行撤离。但是，任光不愿意，他要和大队人马在一起，要和叶军长在一起，他说：“要北撤了，谁知道国民党会不会乘机打我们？所以，我要写一首歌，内容是：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合力打鬼子。唱给他们听，激发他们的爱国义愤，让他们把枪口对准鬼子，而不能对着新四军！”任光相信艺术的力量，他要在北移的行军途中发挥音乐的威力，他相信音乐比口号更有威力。任光太天真了。
叶军长把他们夫妇俩安排在自己身边，撤退时一起行动，应该是安全的。
任光和徐瑞芳紧随着叶挺军长。在事变的枪林弹雨中，他们互相搀扶着，极其艰难地攀山越岭，不知摔了多少跤，又不知多少次地互相鼓励，咬紧牙关，顽强地跟随部队一起前进。夫妇俩虽然疲惫不堪，但是信心十足。“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故道，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任光自己创作的旋律时时回响在脑际。漫漫长夜，终有尽头，抗日的事业还需要我们！
当罪恶的子弹射中自己的胸部，鲜血汩汩而出的时候，任光仍然不明白，蒋介石为何要把枪口对着一心抗日的共产党，对着像自己这样为着民族、为着祖国的正义的书生？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叶军长心如刀割，呼喊着：“任光！任光！”“快找医生！快拿药来！”他为自己竟保护不了一个书生而悲痛自责，为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而愤恨痛苦。他决心要去找蒋介石谈判、评理。
徐瑞芳被这突然的变故击倒，她目睹了许多战友牺牲，心中已充满了愤懑，当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中时，她忍不住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但这位参军才半年的女兵最终选择了坚强。她要擦干眼泪，为丈夫报仇，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叶军长下山去与国民党交涉谈判，却从此失去了自由；徐瑞芳被流弹击中，也负了伤。一阵伤痛加一阵心痛，她昏了过去。
她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张白色的病床上，看不见军长，找不到任光，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石井坑、炮火、鲜血……”模糊之中，她想起了这一切，不禁痛哭起来。
据说，是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团长见她年轻漂亮，心生企图，把她留在团部医疗所给她治伤。当得知与她一起被俘的战友都已被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而只有她还留在这虎狼窝里，还面临着新的羞辱，徐瑞芳愤怒了，她不停地嚷着：“我要回去！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什么人的威胁、劝说都无济于事。最后，徐瑞芳被送到了集中营。
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韧。她的身体是虚弱的，但她斗争的意志是坚强的。在狱中，她坚韧不拔，坚贞不屈，用歌声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行动反抗国民党特务的淫威，国民党气急败坏，把徐韧列入了“顽固分子”的黑名单。1942年6月19日，她与集中营里另六位姐妹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闽北赤石镇郊外。
遭遇事变的女兵们还有许许多多，她们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只知道她们在被国民党顽军层层包围、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俘后受辱，有十二个姐妹手拉着手，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起跳下悬崖。后来，这个地方被老百姓称为“百妇崖”。还有几位姐妹紧紧拥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用绑腿把自己吊死在树上……种种惨烈，种种无奈，全是对国民党残害忠良的血泪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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