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机要员周临冰遭遇皖南事变时还不到20岁。她是靠着战友的帮助、老百姓的掩护，才奇迹般地突出了重围。
周临冰，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头自来卷的黑发，出生在浙江临海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抗战爆发时，已是中学生的她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狂轰滥炸，看到自己的同学被炸得血肉横飞，也看到了国民党军的不抵抗主义。她年轻的心里装满了仇恨：“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有枪有炮的国民党部队却连手持大刀砍倭寇的戚继光都不如？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横飞的血肉，没有听到老百姓凄惨的哭叫？”“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我一定要去抗日！”她找到校长，申诉自己要抗日的决心；她找到早已参加革命并已担任临海县县委书记的哥哥，要他带自己参加共产党。他们都很支持周临冰，让她在学生会里教唱革命歌曲，做学生工作。她和大家一起高唱“打回老家去”，唱“流亡三部曲”，唱“追兵来了……”唱得热血沸腾。她渴望着拿起枪，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唱着革命歌曲，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周临冰终于来到了皖南，成为新四军的一个女兵。
女子八队的学习，使周临冰长大、成熟，很快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和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四人被挑选出来，成为军部第一批女机要员。皖南事变发生后，四个女机要员中，她是惟一突围出去的。
在北移途中，周临冰始终跟在叶军长身边，担任军长的随身译电员。军长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下山与国民党一0八师谈判去了。周临冰和同志们集合在阵地上等待军长归来。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谈判是假，阴谋是真，他们没有等来军长，却等来了敌人的炮弹。一阵炮弹打来，周临冰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环顾四周，看到遍地都是战友的尸体。其他的同志们呢？她欲哭无泪，站着发呆。忽然，她听到有人喊：“小鬼，小鬼，快过来！”她看到民运部部长夏征农等五人在向她招手，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向他们走去。夏征农对聚在一起的人说：“我们几个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隐蔽在山洞里，靠寻觅山中的野果充饥。
冬天的山上，没有鲜花，没有鲜果，惟有寒流滚滚。
好不容易找到一颗野果，也要分成几瓣，一人一瓣；各人的米袋再翻过来，找一找沾在上面的米粒，每人又分到几粒；稻田里的泥浆水也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甘露。
在山洞里过了七天以后，他们决定下山去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他们换上了便衣，决定化装成客商混出去。可是，哪里有什么女客商呢？“要不，让小鬼装成夏部长的女儿？”“不行，不行，夏部长江西人，小鬼浙江人，口音不对，根本经不起查问。”
常言道：行得春风有夏雨。如果说共产党的民运工作是春风的话，那么当共产党有难，统战关系必将成为夏雨而发挥作用。在冥思苦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的情况下，民运部长夏征农想到了统战关系，决定将周临冰托付给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请他们掩护周临冰转移。
临别时，夏部长殷殷叮嘱说：“万一遭遇敌人，你说你只有16岁，16岁够不上刑事法律，你懂吗？到了陆会长家，你告诉他你是我的侄女，他会帮助你的。他家女婿吴寿祺，另外还有吴葆萼，都是进步教师，也可以请他们设法帮助脱险。”
当晚，老乡就把她送到一条山沟里隐蔽。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不满20岁的姑娘，独自一人呆在一条长长的山沟沟里，望着两边悬崖陡峭、杂树丛生，想着几天前的激战，听着呼啸的山风，又冷又怕，她怎么也合不上眼。就这样过了几天，老乡才把她带出来，朝茂林方向转移。为了不连累老乡，她带上要饭瓢、打狗棍，一个人上了路。一路走，一路问，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把她带回家，并帮她打听好陆会长的住地，然后将她妆扮成新娘子回门的样子，安全送到了陆会长家。
在《泾县志》里是这样记载陆绍泉的：
……抗战期间，陆绍泉任茂林福群小学校长兼芜湖广益中学茂林分校校长。
1938年5月，陈毅军长率新四军一支队东进抗日，途经茂林，他率先欢迎，主动介绍当地社会情况及寻淮洲烈士牺牲经过和遗骸所在，热情参加陈毅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话。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夏征农率服务团在茂林开展工作，陆绍泉主动配合。1940年底，新四军奉命北撤夏征农告别时书赠“博爱谓仁”锦旗，赞其为人。皖南事变中，夏征农与三位战友未能及时突围，在殷村涝得群众掩护。夏征农致函陆绍泉，陆收信后，立即与吴葆萼及女婿吴寿祺密商，并以教会福群小学名义，开出通行证，通行证上夏征农化名为刘青山，由葆萼、寿祺二人面交夏征农，后由冯染匠、柳遇春护送夏抵达芜湖，后至沪，辗转到达苏北根据地。此前，军部机要员周临冰（女）已由圣公会教友杜三帮助，先一日被秘密接到陆绍泉家中，经周密安排，周临冰在陆家阁楼密室隐蔽40余天，后由陆绍泉觅得可靠教友、古董商周璞堂（周为浙江人），以“父女”相称掩护随行，沿途通过层层封锁，安全抵达浙江舅父家中，后继续回到革命队伍。
在白色恐怖下，这些可敬的人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们的新四军女兵，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60年后的今天，周临冰提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两眼仍闪着晶莹的泪花。
我的同事闻继宁的母亲施瑛也是一位新四军女兵，1938年入伍。入伍前，她在上海一家纱厂当童工。因为她父亲是上海地下党员，她家有时就成了地下党开会的地方，这时的施瑛成了小哨兵，假装在门口踢毽子、跳绳，眼睛却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动静。
抗战爆发以后，施瑛上了夜校，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她决心参加到抗战的第一线去。到皖南后，分在女子八队。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非常刻苦，上课时没有来得及记下来的，一下课就找那些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把她们的笔记借来，拼命地抄写。班长施奇的笔记是她抄得最多的。在女子八队学习后，分在教导总队俱乐部任宣传干事，组织过几场文艺演出。18岁了，兴许是因为13岁就在纱厂做童工的缘故，身材瘦瘦小小，然而，你能想到这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吗？
施瑛在遭遇皖南事变的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战斗打响后，她曾经下过决心：宁愿一死，决不投敌。在突围了七天七夜后，周围已没有男同志，有几位女兵姐妹不知什么时候用绑腿把自己吊死在树上了。“向哪里突围？”“会不会被敌人抓去？”“我怎么办？是自尽还是活下去？”死虽然很痛苦，但是也很痛快，一了百了，在走投无路、孤立无助的绝望时刻，这往往会成为一种选择。然而，施瑛是坚强的。她要活下去，但眼前的绝境、前面的困难都是明摆着的，可能要比一死了之更艰难、更痛苦。施瑛选择了比死还要艰苦的活，她要去找部队，她找到部队还要继续抗日。
施瑛在山上转悠了四天，终于遇到与自己同样饥寒疲惫的原八队学员小吴，俩人不禁抱头痛哭。
皖南的山上全是树，可在这天地同悲的严冬，却让人感到满目肃杀，格外寒冷。她们被困在山上，靠寻觅野果充饥。晚上睡在山洞里，沁骨的寒风袭来，根本无法入睡，她和小吴只能背靠背取暖，或在洞里来回活动以暖暖身子。为了活下去，她们商定，白天分头下山去讨饭，晚上再回到山上。这样的日子居然过了几个月，她俩简直成了野人。
施瑛在下山乞讨的时候，会有些好心人劝她：“你一个姑娘家在外面东躲西藏总不是事，干脆到国民党那里去自首，还能过上安定日子。”她听了以后总是坚定地摇摇头，默默地说：“不，决不投降！一定要找到部队。”
她们沿途乞讨着，走过了太平，走过了绩溪。在绩溪靠近路边的一家饭店里，她们留了下来，一边为饭店做饭、洗碗，一边等候机会寻找部队。就这样，又过了二、三个月。一天，有一个来饭店吃饭的人对施瑛讲：“你们的部队不会来了。”原来这里的人都知道她们的身份，但是，她们还是吓坏了，毕竟饭店人来客往，人员芜杂，万一把这消息带出去，她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她们第二次又上了山，俩人在山上搭了个小棚子，将就着住下来。在山上割草，挑到山下卖掉，换回些吃的。一直等到1942年春天，她们和当地老百姓在山上采野茶，老百姓点着油松脂照明，火光很大。正巧，地方游击队路过，发现火光冲天，就上了山。施瑛一眼认出游击队负责人正是自己认识的洪林同志，她激动得悲喜交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时，什么语言已都是多余的了！三天以后，洪林护送施瑛到江北新四军七师，她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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