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公允的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国共两党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兴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先辈，无论他属于何党何派，我们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词。因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国复兴的基础。
我开此栏只想纠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无视、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
这些集子的开篇语说：
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
此话说得很好，但却没有做到。
片中凡是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的地方，我将一一指正。
请给我一定时间来完成它。
第一集《卢沟桥的故事》
开篇语：
历史，
是人类集团生命的活动行程。
没有人能够自外于这一条来自太古的滚滚长河。
但对当下而言，
历史毕竟是属于过去的。
所以，
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缔造未来，
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
因为历史不论是对的、错的；
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已成为定局。
真诚面对历史，当有助我们敞开心胸，以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未来。
第二集《中日战争的源头》
此集主要讲述：1868年起，日本励精图治，而中国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日益衰落。巨大的差异，引起日本窥视中国的狼子野心。
第三集《民初乱局》
此集中指 苏俄指使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阴谋诱押蒋介石赴俄。
然而，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记录下此事的蹊跷之处。
此事件的两位涉案人物：邓芝龙、欧阳格都未经审讯，而被放出。
陈公博问邓芝龙怎么回事，邓说：是接到蒋介石秘书电话，将中山舰调进广州，二天后又调出。他也不知怎么回事。
陈公博问欧阳格怎么回事，欧阳格说：是20日凌晨，接到蒋介石副官的传令，要立即逮捕邓芝龙的。
反而蒋介石在此事变中，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海军军权，又从汪精卫那里夺得广州的政权。
中山舰事件的两位涉案人物因未经审讯而被放出。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确证的文件资料。
然而在《民初乱局》中采纳没有任何实证的蒋系一说，显然不是严肃地真诚面对历史，而有篡改历史之嫌。
在此，我只想问一句：蒋介石既已将此案涉及的两位人物抓获，为何不作个审讯笔录，判定邓芝龙、欧阳格两人之中谁真正有罪？还是都无罪，有罪的另有其人？
（欧阳格在抗战期间，任海军江阴防区司令）
此集还有隐瞒历史之弊！
只说：蒋介石下令清党并逮捕共产党人。
然而，仅仅是逮捕而已吗？为何不讲出真实的历史：数千共产党人的人头落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片中谈到北伐军大破吴佩孚于汀泗桥，没有提到此役是由叶挺率领的共产党人组成的北伐先遣团所打。倒是在第四集提到叶挺的南昌暴乱。显然没有公正的展示历史。
片中谈到蒋介石率军北上，出兵济南。遭日军袭击，国民政府派蔡公时交涉，却被杀害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含痛忍辱绕道北上。
然而，1949年，共军渡江进入南京时，同样发生了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幕。
当时英舰“紫石英”号炮击渡江共军，共军当时同样开炮还击，击伤英舰，迫使英舰停靠南京码头。英舰挟持一艘客轮才逃出长江。
两党两军在同样遇到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作法真有天壤之别。
谁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不是很清楚吗？
第四集《危机与生机》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吞并东北的野心逐渐膨胀。
第二部分：中国内战不已，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第三部分：918事变，日本占领东北的过程及中国依赖国际公理的困窘。
“中国共产党于民国十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1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
这段话足以证实国民党不敢正视历史，进而歪曲历史。共产党是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吗？
显然，历史不能证实这句话。1927年，中共由于国民党的大屠杀，损失了大量的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干部。又经历了从1927年起的多次围剿，然而中共却仍然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简单一句[靠行]起家就能掩盖吗？
中共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失去依靠便要完蛋。中共是因为所提出的纲领、政策符合广大劳苦民众的需要，获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得以发展壮大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味着仍然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保留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同意这个特殊的条件呢？
国民党在组建之初，就是由多个团体组合而成，内部帮派林立。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各色人等涌入国民党，大多数人并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国民党有右倾化的趋势。而共产党则是组织严密的左翼政党。孙中山先生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就是希望平衡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力量，同时也减轻中国两个革命政党可能的冲突。然而，1927年的屠共，使这两个政党彻底地丧失了互信，走向对立。也使孙中山先生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民党之所以有今天，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赐。
“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31年7月，对中共进行了3次围剿……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
1931年918事变，日本已占据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2年6月不敢收复失地，执意要打剿共的内战。当时中共在瑞金已提出放弃前嫌共同抗日的主张，蒋先生充耳不闻，真有“宁予倭寇不失家奴”的精神啊！
“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共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仅仅轻飘飘的一句“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就能掩盖这个“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吗？
第五集《乾坤一变》
1927——1937年，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了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门有关于这一时期成就的一章：国民党政权的成就。现将若干段落抄录如下：
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
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页写到： 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中共，....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反共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共、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中共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中共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中共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共产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中共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潘汉 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中共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中共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当天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并暗示愿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同时他提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而不作书面签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三方面举行正式谈判。南京蒋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条谈妥后，周恩来于24日晚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在《周恩来选集》73页中有以下记述：
蒋介石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表示：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中共解决一切；
（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公布了蒋介石所允诺的条件。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践诺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全国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通电指出：
“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
这个举国欢腾的热忱是因为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呢？还是因为蒋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呢？
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这个震撼所表达的意愿是什么？显然不是[先安内后攘外]，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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