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决开河南境内赵口和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河制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截敌人西进南下的目的，同时也给豫、皖、苏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出於种种考虑，花园口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说法，一时显得虚实难辨。就相对意义而言，花园口事件真相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决堤放水成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立足抗战，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指称是日军飞机轰炸所致；民间媒体不时发出一些异样声音，国民党政府也未予追究；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亦一直坚持初衷，不改其口；20世纪60年代，部分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资料陆续面世，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档案也开始整理并公开使用，个中秘密渐为人知。但是，时移世异，原始档案和回忆性资料以及其它各种载体的资料之间的分歧越来越突出，更增加了真相大白的难度。因此，迄今为止，花园口事件的所谓真相依然没有做到完全、彻底和绝对真实。
在抵抗来势凶猛的日本侵略者时，处於弱势地位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变更策略，借助自然力量，以水代兵，决开黄河大堤阻拦之。尽管如此，花园口决堤毕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军事举动，在阻止敌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殃及无辜民众。因此，从保持和鼓舞士气民心出发，从维护政府形象与威信出发，决堤的决策和执行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8年6月3日开始在中牟赵口作业时，担任决堤任务的第三十九军提前在堤岸内侧，构筑了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设置了伪装被覆等，并告诫士兵遇敌空袭或探照时要肃静沉着。6月8日新八师在花园口实施决堤时，师部专门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周围警戒，对附近居民则谎称日军将至，将他们疏散出去。对於参加决堤作业的下层官兵，也宣称决开黄河是为了水淹日军、乘势歼之。
6月9日上午，花园口挖开后，因水流不大，新八师又用平射炮轰炸，终于决堤成功，洪水倾泻而出。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按照上级原定宣传策略，从决堤现场将事先拟定好的电报文稿发往武汉，称连日来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激战，日军派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被毁决。当日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汇报决堤业已放水的情况，同时特别指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11日，蒋介石覆电程潜，就对外宣传问题指示如下：“1、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详察泛滥景况，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根据这一口径，11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黄河大堤决口情形，称：“敌军於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
12日，中央社又电称日机轰炸赵口，扩大泛滥：“敌机三十馀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势猛涨。又，敌将豫北之卫河、广济河、莽河相继决口，泛滥之广，前所未有，各县城东十馀村庄，悉被河水淹没。”
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章如《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暴行。
13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对此予以谴责：“狂暴军部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战区的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对日军方面的反驳予以回敬：“惯做欺骗宣传的日寇还不知忏悔，竟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嫁祸到我们身上。”至此，全世界更加坚信了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公然炸毁了黄河大堤。
河南境内黄河南岸大堤被毁决一事，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还是有人从某种途径获得了一些信息，并且在国民党的中央社向社会发布这一消息前，率先报道了出来，甚至几乎与决堤行动同步。
1938年6月8日，《申报》（香港版）在第二版以“我军改守新防线，在牟东展开激战，豫黄河泛滥於我有利”为题，率先爆出黄河决堤的消息，“（汉口7日电）……日军第三路为第十四师团，西进已抵开封。华方前线报告，业已证实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其原因乃过去几日大雨之故。河南西北部与山东西部方圆（数）百里内，皆为水淹，或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施展困难。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故死伤不至众多（路透社）”。在这里，虽然地点上有误，如把决堤之后可能被水淹没的河南东南部说成是西北部，还误测“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且也没指出决堤是谁所为，但决堤的事实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中国军队正在紧张地挖掘大堤，赵口决堤过程中连挖三道口子均告失败，流出的水很少，而花园口决堤已至紧要关头。
6月9日，该报接着报道：“（上海8日电）开封失守，郑州危在旦夕，华军现正忙於准备保卫汉口。据闻华军最高当局，拟在郾城及信阳附近，与日军决战。该区据闻筑有强固防御工事。在该战争中，中国将初次调用在过去十个月中在后方加紧训练之新军。同时华军亦将使用至今只用过几次之新式武器。以现时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破坏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攻取郑州后，必能迅猛向前推进。因豫省地带为全中国最有利於日军施展机械化部队的，在数十里内途中，并无山谷河流，阻止坦克车、铁甲车及其它摩托化战争利器之进展。（路透社）”这种语气透露出来的似乎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假设，更像是已经知道了决堤的某些信息。事实是这天上午九时，花园口决堤已经放出了水。
6月10日，该报继续报道：“（汉口9日电）……（二）据非官方报告称，开封至洛阳一带之黄河堤，其贴近铁路者，将由华军决堤淹没，使河南平原，尽成泽国。”至此，似乎已经不需要进一步开门见山和指名道姓。面对连续三天的追踪报道和持续推测，稍微关注时事的读者，即已能够从中窥知黄河决堤的基本情形。
6月16日，渖阳的《盛京时报》以《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为题，直言黄河决堤不是日军而恰恰就是中国军队所为。
6月17日，巴黎哈瓦斯社报道了法国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报》对黄河决堤的评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国时，荷国曾以决堤为自卫之计，其国人虽患水灾於一时，其领土幸赖以保全。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卒致拿破仑一世所统大军，为之败绩。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辄利用水患与冬季凛烈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之表现也。”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接下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一直坚持最初的日机轰炸说，从未作过任何更改。即使面对民间媒体的不同报道和社会上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说辞，甚至中国军队主动决堤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澄清以正视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逐渐远离，日机轰炸说逐渐松动。1962年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出版的《抗日战史》第12册，将花园口事件作为战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评价：“6月7日夜（所记时间是错误的———引者註），先后於赵口、花园口河堤，放水成功，至11日，适大雨滂沱，益助其势，水流急湍，如万马奔腾，陇海路附近尽成泽国。12日，向南注入贾鲁河，致中牟、尉氏、扶沟及其以南，均成泛滥……於是，我军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而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線———平汉路，在随后之武汉会战中，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对稳定战局，挽救国家危亡，确具有至高之贡献。”但是，该书并没有指明决堤是否为中国所为。
最早改变日机轰炸既定说法的，是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晚年，董显光寓居美国，闭门著作。他在1967年出版的《蒋总统传》中写道：“日军进攻郑州……中国方面对於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之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千日军为水所截，遭淹死。”书中还评论道：“纵然不能拯救汉口的命运，但已延缓其被占领之时日达三个月以上。”
1973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公开记述决堤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而实施的断然措施，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以后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亦如是记载：“6月上旬，日军主力攻陷开封，8日进犯中牟、尉氏。此时，中国军队准备了一个秘密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军进攻。”
年主持决堤的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是花园口事件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在决堤的次年即1939年3月，写有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决堤的过程。该日记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时任新八师司令部参谋的熊先煜的《花园口掘堤日记》齐名，是现存有关花园口事件的两大真实历史记录之一，而且还因其距事发时间最短而被广泛引为信史。但是，魏汝霖到台湾后一直缄口不言。随着《蒋总统传》等有关抗日战争历史论著的面世，他才於1972年在《中原文献》第3期发表《抗战期间黄河决堤纪实》，开始讲述当年的事情。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