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几年来生活体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斗争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青年学生的无限赞赏的心情。
他把这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于5月1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还写有《论书生的酸气》和《论不满现状》两篇文章。在《论书生的酸气》里，他严厉地批判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识。说：“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对他们那种“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的迂腐气，作了尽情的嘲弄，从而肯定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在《论不满现状》中，他明确指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并直截了当地阐明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这些话说得多好！30年前，他背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样地偏爱着自己的出身阶级：“我懒惰地躲在自己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过去，他以自己创作热情地表现“我的阶级”，而现在，却轮到他以锋利的笔锋，来批判“我的阶级”了。这变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风荡荡，湖水粼粼。
大自然开始给清华园披上新装，草地从苍黄转为嫩绿，干枯的树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芽，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在春风沐浴下，朱自清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连日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5月1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艺社举行的文艺晚会，和冯至、马彦祥诸人分别讲演五四时期、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中国文艺的进展和演变。
2日，参加北大新诗社主办的文艺晚会，听“黄河大合唱”。
4日，他在《泥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节纪念》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想。文章写道：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会，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向民间去”。
这是他对五四文艺运动的新看法，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新认识。
5日，他出席了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了题为“论严肃”的讲演。他生动地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诗词等地位的变化过程，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批判了中途出现的“玩世派”，肯定胜利以后文学强调“人民性”是“重行紧绪了‘严肃’那尺度”，指出“目下黄色和粉红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时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讲话内容切实，态度严肃认真，论证详明，极受听者欢迎。
这时，他开始大量阅读解放区的作品。他从那些文艺创作中去理解解放区的现实，而又从对解放区的理解中去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其中，他特别喜欢赵树理的小说。一天，几个同学到他家访问，他很高兴，坐在藤椅上抽时香烟，天南海北闲扯，谈笑风生，愉快非常。谈话间，一个同学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丛》，征求他的意见。朱自清说：“我看到的不多，但我觉得《李有才板话》很好。我要写一篇文章评论它”。
这篇文章就是《论通俗化》，他认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为“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说，“书里的快板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新鲜有味”。在文章中他还论及《李家庄变迁》的艺术成就。他认定赵树理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为了斗争需要，当时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对这种现象，有些人很反感，认为这是“起哄”、“叫嚣”，是一种“符咒”，“语文的魔术”。朱自清本也讨厌标语口号，现在他感到：“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结果得出新的见解：“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能以达到人们的要求，达到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他认定：“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标语口号不能“滥”，要有现实性，要诚，不能用来装门面，只图好看好听，而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朱自清这样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和当时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连。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为了生存，人民奋起反抗，自今年起，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吃大户”等热潮，参加者约17万人。5月19日，上海七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20日，北平大中学生3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
抗战胜利的曙光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光明？带来了多少温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本来对抗战寄予着那么殷切的希望，蛮以为狼烟熄灭之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将壮伟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谁知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他主观愿望绝对相反的景象：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萧条，农村破产，老百姓依然鹑衣百结，一脸菜色，真是哀鸣遍野，饿饣孚成行。他不由发出如此痛苦的喟叹：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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