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好。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
3月8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晚会地点在304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1944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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