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1954年7月向中央送交了他写的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针对批判他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辩论，他认为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宗派主义。我也没看出他这是反动言论。
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中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一、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遥远的彼岸，再也无法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二、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算是生活……
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
四、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五、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把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李辉著《胡风冤案始末》146页至147页）
以后我才懂：胡风如此针锋相对地，尖锐地反对“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能不遭到灭顶之灾吗？
他以为按文艺规律提出的意见，一定会引起被他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考虑，不是批判他，而是去清算批判他的那些“宗派主义”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太天真了。
而我当时的“不明白”，也是天真得不识时务。
看我如此的愚钝，查汝强对我鄙视地说道：“你觉悟太低了！”听到丈夫的贬语，比听到所有的批评都难受，瞧着查汝强苍白的无笑容的脸，好伤心哦，丈夫也看不起自己了。凭什么？凭什么？虽然你曾经是两个大学的地下区党委书记，我是个普通党员，能力有大小，觉悟却是一样的呀！士兵的觉悟决不低于军官，冲锋陷阵的是士兵，勇于牺牲的是士兵。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解放后，下工厂、农村总是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时也尊重别人。就在这年春节前，我到门头沟煤矿去参加工人的业余文艺活动，观看工会干部崔国印写的剧本演出的彩排，演出后的讨论会上，有的人挑了许多毛病，几乎把这个剧本枪毙了。可是我发言说：“我看这个剧本还是可以的，有毛病可以改吗？”，没想到我好心的一句话救活了这个剧，此剧得以在春节为矿工演出，并受到工人的欢迎。20多年后，崔国印竟然和我共事于北京实验京剧团创作组，他重提往事，还非常感激我当年的支持。其实我早已忘记，当时不过是凭着一颗公正的尊重创作者的好心来办事。可此时，为什么平日的好友、亲爱的丈夫都不能善待自己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亲人如此的冷淡的人，这是我成人后第一次遭到打击，但哪知这仅仅是开始。
二、“泥土“为什么变味了
没过几天，支部开会宣布毛承志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嫌疑分子，隔离审查。支部委员和我谈了几次话，由于我始终没认识自己有错误，因此也被勒令停职检查。晴天霹雳第一次在我头上炸响，没有工作的权利了，不被信任了，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和毛承志，解放前同在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一入学便成了中共党外围组织——群声合唱团、新诗社、力行图书馆的积极分子，毛承志还组织我们成立了响应革命的《野火》壁报社和读书会。我们吸吮着各种各样的进步色彩的文化，也吸吮着《泥土》的力量。因此胡风流派的作品也成为我们追求进步的一种启蒙作品。我不再把自己当成小姐、当成珍珠，而是像泥土一样平凡，把自己无私地献给了民众，宁为民众通向幸福的道路上的一粒尘土。我理直气壮地将当时的思想向支部汇报，可支部审查小组里，谁也没有耐心听我的解释，竟然让我交出我的日记和与毛承志在学校时交换心得的信件。哪里有法律，哪里有隐私权？当然我那时我也不懂法律，既使懂得也不敢对抗，因为我已受刘少奇宣扬的“党员是党驯服的工具”的影响，以为至高无上的党对自己的党员索取私物，也当然是有权利的。我乖乖地交出了信件和日记，还幻想：也许这有利于组织了解我，因为我的日记和信件中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哪知道要这些材料的人，就是为了在鸡蛋里挑骨头，以整人显示他的紧跟，他的进步，他可随风上扬。
我被停职以后，查汝强对我就更是冷淡，相处无言，于是我常回母亲家住，孩子们周末也回母亲家。
反省期间，审查组负责人之一，头号“借风者”追问我：“毛承志给你的信中说的‘要提高技术’，你必须交代清楚，是什么特务技术？”一下子把我问懵了，那时我们是不要命的干革命呀！怎么能与“特务”二字联系起来？我回答道：“毛承志那句话是指要提高写作水平。”他说：“那应该说提高艺术技巧”，接着他一声冷笑：“哼！”显露了他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的内行话的得意之情。也奇怪，当时毛承志怎么这样写，也许是一时笔误，但这与国民党特务是绝对沾不上边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一群追求中共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哦！可没想到“借风者”竟然提出这么个问题：“你能保证他不是特务吗？”我说：“可以！”“你每分钟，每秒钟都和他在一起吗？”我说：“那当然不是。”他说：“那你就不能保证。”逼得我无话可说，但我也不能瞎说呀！于是就这样天天、月月的处在停职受审中。
这反省的日子好难熬啊！凡是能反省出来的都是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对革命学生实行大逮捕时，有位上了国民党抓捕名单的叫葛福群的支部委员正要跑出校门，可外来的特务已把住学校大门。这时，我也到了大门口，我看到葛正处于危险情况，就故意和把门的特务纠缠，因为我不过是普通学生、小女孩，我才不怕特务呢。就在我与把门的特务吵闹时，支委葛某乘机从我身后跑出校门。通过我入校后的一系列表现，8月底我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外围组织——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12月12日我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
从此‘1212’，这个数字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诞生日还亲切啊！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就是50年后，当银行储蓄实行用密码时，我脑中首先跳出的是1212，可在1955年我这个热爱党的青年，居然被疑成与国民党特务有关，实在太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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