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殃及池鱼
虽然人民日报已经公布将胡风及其朋友定为反革命集团，但我的意识里，还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认为他们的文艺作品是反动的；看不清反胡风运动中包含着多深的严酷性，更看不到这是肃反运动的前奏。
1955年不平凡的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哼着歌儿“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天空照……”轻快地走进办公室，刚坐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就响了，同室的同事毛承志马上起身去接。“喂！我这里是文艺处呀！有什么事？”毛承志接答：“哦!……我认为鲁藜的《泥土》这首诗没什么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好，有事再来电话，再见。”毛承志回到座位上又埋头看书去了，这时却有一位同事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支部通知召开全体会议。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感到气氛很严肃。支部某个领导人讲话了：“在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严肃时刻，居然在我们党委部门出现了替胡风分子说话的人，他就是文艺处的毛承志！他在电话里散布胡风分子鲁藜的诗没问题。幸亏我们的老同志觉悟高，立即向支部汇报，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承志！你老实交代你和胡风集团的关系。”毛承志说自己和胡风分子没有来往，只是看过他们的书。电话里的回答也不是故意为胡风分子辩护。毛承志的辩解引起会场在座人员的愤怒。而我却未作任何表态，我的观点和毛承志一样，对支部组织的这种突然而来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感到莫名其妙。正在我沉默思索时，一声猛吼把我叫醒：“钟鸿！你当时在旁边吗？”是那位自认为最“革命”的一个支部领导人的吼声，我回答：“在！”“那你怎么没有汇报？”我说：“我没听出问题来呀！”他大怒：“你没听出问题！”这时我仍没悟出问题的严重性，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也是为毛承志解释辩护道：“《泥土》这首诗在解放前鼓励过我们进步青年呢！”我处的副处长江雪真替幼稚的我着急。江雪当时30多岁，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她知道一场风暴要落到毛承志和我俩个不懂事的年轻人的身上了。她直向我瞪眼，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对党内斗争实在是毫无经验，一时也难扭转对《泥土》这首诗的看法，我接着说：“《泥土》这首诗其实就是让我们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群众……”。还是那位打断我的话，冲着我嚷道：“钟鸿！你简直是越说越不像话，住嘴！”在座的30余人，都随着他的调子对毛承志批判，同时捎带着对我批评。
批判者大部分是属于随大流的，有少数几个人眼中射出“阶级斗争”的凶狠的光束。现在回想，这些叫得最凶狠的人并不真正懂得“革命”，“革命”是要革违反历史和自然规律而逆行者的命，其实违反客观规律的不是我。这些标榜“最革命”的少数人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柳絮，所以可笼统地给他们取一个代号，曰：“借风者”。只听得一位“借风者”发出一声恶毒的讥笑：“真是一丘之貉”。再看身为部里中上层干部的查汝强，他铁青着脸，也随众简单地表态：“我也感到很奇怪，没想到钟鸿也和胡风集团穿一条裤子。”他尖亮的声音使我感到又熟悉又陌生。下班的电铃响了，支部领导宣布：“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大家要仔细想一想毛承志的问题，努力揭发，尤其是钟鸿你和毛承志原来是同学，更要彻底揭发毛承志的问题。”
散会后，我想毛承志的“电话回答”到底有什么错误？批判已经落到自己头上，不能不认真思考了。想来想去仍然没想出什么问题，《泥土》这首诗不就是让人们不要把自己当着珍珠，而应当作为人民铺路的泥土吗？1948年左右我在北师大上学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是出身于所谓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差不多都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但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你抛弃原来的个人理想，要一切听从党的意志，“俯首甘为孺子牛”，因此当时鲁藜《泥土》这首诗在帮助我们这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抛弃原来的成名成家的打算，全力投入到为工农争民主、自由的战斗中，无疑是起了好作用的。
争民主、自由本来也是我的社会理想。因此也就很快放弃了想出国留学的念头，每天除了看大量苏联和解放区的小说与革命理论外，正课也不好好上了，每天在“群声合唱团”唱着各种各样的革命歌曲和同学们跳解放区传来的舞蹈“兄妹开荒”等。这些歌曲、舞蹈和像《泥土》这类的新诗，每天都在燃烧我们的革命热情，使我们对革命将换来的新中国、新社会无限向往。可是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们为什么不理解呢？他们中也有不少人与我走过同样的道路啊！后来我当然明白处在1955年，他们也必须跟着形势走，否则火就会烧到自己。大家开始和我疏远，我们文艺处里因为有那位革命嗅觉极高揭发毛承志的老干部，所以同室的其他同志更不敢与我和毛承志谈话了。副处长江雪也是老干部，她原是马来西亚华侨，受革命宣传影响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吃过挨整的苦头，说话比较慎重，但心地善良，从不加害于人。而那位向支部汇报毛承志电话中肯定《泥土》一诗的老干部，是从北方农村来的，经过土改、参加过战争，定然也参加过三查五审，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也许是个五代贫下中农，也许是地富出身，也许挨过整，属于那种以残酷无情的整人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或革命觉悟高的人。
晚饭后，我带着茫然和凄凉的心情回到单位宿舍自己的小家，多想从查汝强那里得到解答和温暖。见查汝强冷脸相迎，我没有勇气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只好低眉请教：“《泥土》这首诗到底有什么问题？”查汝强板着脸说：“胡风已经是反革命集团了，还能说胡风集团的人写的诗是好的吗？”
查汝强的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反让我回想起我所知道的胡风：他自1931年参加左翼联盟，精心编辑《七月》《希望》等杂志，培养了一大群追求革命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1949年他从香港辗转投奔北方解放区。他这些行动不都是革命的吗？
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他参加了天安门建国盛典，激情地挥毫写出《欢乐颂》：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胡风的朋友鲁藜、卢甸、阿垅、绿原、彭柏山、曾卓、邹荻凡、冀汸、罗洛、贾植芳、耿庸、王戎、梅林、何满子、方然、路翎等无论在四川、在广东、在湖南、在天南海北，都将激情献给了共和国和毛泽东。
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却不断地遭到批判，这我能理解。可现在却说他们中有人在抗日时与国民党有过工作关系就扑风捉影的说是反革命，那在国共合作时期，一些中共党员也参加过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或其政府里工作还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又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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