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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答记者一

  问: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已经35年,对主持人的成长与成熟深有体会。你认为是哪些因素使你取得成功?就个人素质而言,对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但要主明这个问题是需要较长的篇幅的。

  中国的电视事业是1958年5月开始的,经过几个月的试播阶段,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当时称为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至今已走过37个年头。我本人是1990年2月进人中央电视台担任播音工作的。1981年,中国广播电视中才正式设置节目主持人。在中国无线电广播中第一次出现主持人称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小姐出现在1981年1月1日的广播中。中央电视台1981年7月在《北京市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正式设置主持人,由我担任。从这一年起,主持人节目在中国广播电视里如雨后春笋般涌一现,现在已被普遍采用。

  中国研究节目主持人的学者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节目主持人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认为,尽管在这之前没有主持人的称谓,可是许多节目已经具备了主持人节目的某些形态,如中央电视台的《笑的晚会》(王扶林导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黄一鹤导演)、《评剧清唱晚会》(杨洁导演)等。这些节目都是在60年代初播出的,其中的串场或报幕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能与现在的主持人并无区别,甚至超过现今一些节目主持人的水平与功能,只不过那时不叫主持人罢了。当时还有张家成等编导的《医药卫生节目》,由播音员作为电视台的主人,采用问答方式,请著名的医学专家讲解各种疾病的成因、预防与治疗知道。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曾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大夫介绍为工人王存析断手再植手术的情况,并请王存柏到现场与观众见面,那是一例在国际上领先的显微外科手术。60年代初我还播讲过由张复华编辑的《国际知识》。这是一个由播音员的图像,采用图片、影片资料编成的新闻类节目。此类节目,还采用过座谈会形式,例如《电视台的客人》曾请过在巴西经过国际外交斗争考验的王唯真等人与观众见面,请过劳动模范时传祥讲述环卫工人的事迹。在这些节目中,我都是以电视台主人的身份来主持节目的,而且都是直播。

  此外,少儿节目中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孙敬修,体育比赛现场转播的解说员张之、宋世雄等,也属于节目主持人的范畴。

  “文革”期间,年轻的中国电视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类节目形态大都萎缩了。“文革”之后,中央电视台又陆续开办了这类节目,如:一批记者登上屏幕,推出了极有影响的《观察与思考》等栏目,无论从节目形态上和内容深度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此同时,《为您服务》也逐渐成为受观众欢迎的栏目,并进而发展成为以沈力为主持人的80年代初期最具影响的节目之一。就称谓而言,主持人是在8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的,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人员或者这种节目形态早已有之。正是这些早已存在的节目形态,为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正式出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主持人节目在我国的电视屏幕上一经推出,便出现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对这类节目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几乎与之同步而行,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参与了这一节目形态的研究,他们在理论上的急论与探讨帮助了节目主持人更自觉地、更有意识地成长与成熟起来。中国的主持人节目正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与理论上的指导密不可分的。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主持人呢?目前中央电视台大约从三个方面有明确要求。第一、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受过高等教育,有较为广博的知识;第二、是形象上的要求(有一些电视台对形象的要求更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不赞成把挑选主持人,尤其是挑选女主持人当成选美,但是主持人在外形与气质上应该招人喜欢,这也不能不是一个起码的条件);第三、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即播讲为主要职业的人,因此要求主持人能掌握纯正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的要求是明确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和优美的用语为使用语言的范例,以上三个条件是主持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外,机敏的思维、良好的个人品德和悟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即使具备了这些起码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必定成功。

  在我国,主持人是一种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因此,从走上这个岗位到争取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捕捉工作机遇,都是一种竞争。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主持人毕竟是少数,这就是需要主持人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观众对主持人的要求近于苛刻,但事实正是这样严酷无情,因为你面对着亿万观众,一次疏忽造成的差错可能会断送你一生的前程。

  我参加工作时只有18岁,是个高中生,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幸运者。但30多年来,在任何节目中,我不敢稍有疏忽,也没有一天不在认真地读书、写点文室。在工作岗位上,我上过4次业余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取得的成绩又不是侥幸获得的,而是对我多年来付出的汗水的回报。

  1993年冬,我曾书面回答过《抚顺煤矿报》的提问,问题是:你认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我写道:“在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对本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一种感情。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但诸如技巧之类的本领并不是很难掌握的,只要肯干,有个三年五载就可以熟练,而文化、岂能一朝一夕得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尽管现阶段全体国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受高等教育和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字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们有12亿人口。有文化的成熟的中国人绝不会喜爱一个缺少中国文化气质的主持人。中国的文化气质,从你在屏幕上的待人接物,从你所引用的典故、成语、史料、诗词以及你对某种事物的好恶中,都可以品评出来。

  1994年1月29日《重庆日报》第六版发表了重庆市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的调查材料《重庆人最喜爱的艺术家是谁——生活方式与消费水平调查系列之四》,该项调查的结论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为最受欢迎的人。”这份调查统计表按统计顺序列举了包括台湾、香港等中国10位文化界人士,我位居榜首。文中说:“大家对赵忠祥的厚爱并不敢决于他的外表、年龄,而是取决于他深厚的艺术功底,精湛的演技,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事业执著追求以及对电视观众的满腔热情。他的屏幕形象没有华丽包装,没有哗众取宠,而是以朴实、亲切、庄重、诚挚,以鲜明的民族文化格调赢得了观众。”在1994年这一年,我先后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最佳节目主持人特殊荣誉奖,第八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主持人奖(政府奖,只设一名),“CCTV杯”解说奖(为大型系列片《毛泽东》解说)。回顾从1985年至今的10年中,我在各次有关的评选和调查统计数学中都名列前茅。

  主持人的成绩,实际上决不是仅凭个人能力就能取得的,没有一个好的创作集体、高水平的编导和一个好的节目或栏目,是不可能取得的,我认为这些奖项是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沾了大家的光。

  问:你怎样评价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你曾参照过克朗凯特的标准,你认为你与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认为中国会出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吗?

  答。我对西方主持人了解得不多,因此很难作出有把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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