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顺江而下的客轮在与我们擦肩而过时，三层舱里的旅客都拥到面向我们的一侧在惊奇地观看。这时，我又听到“回舱位！”然后，对面船上的船员一窝蜂地出动连推带拉把旅客轰进各个舱门，接着叭叭一阵锁门声把舱门紧紧锁住。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位同事说：“你看，在大乱之中，就得这么干脆，否则人群涌向一边，船就要翻了。”
然而，这条轮船并没开走，而是靠了过来，两边船员互抛绳索，再搭跳板，把我们这条船上的乘客全部接过去。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再说，这几天，我们和船员已感情笃深，哪能各人顾个人。尽管帮不上什么忙，但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这也是一段缘份。这时大副走了过来说：“刘船长命令咱们都撒！”一条小船把我们和几位船员接了下去，当这条小船驶离这出事的轮船向着重庆开去时，只见刘船长与女报务员小陈站在船台上向我们挥手。刘船长严肃的脸上挤出了一丝微笑，江风吹着他的头发，更显得他的沉稳和凛然，报务员小陈一边挥手一边擦着泪水。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一位船员激动地在我耳边低语：“在任何时候，船长与报务员都必须坚守在自己岗位上，别看这时还没事，这条轮船底舱已经撞破了一个大口子，正在进水，虽然靠岸了，但说翻就翻！”
我们怀着无法言述的心情，驶离了他们，船上悬挂的呼救信号旗，呼啦啦地飘着，船长与小陈身影越来越小……
大约一年后，我们在拍摄工作中，曾在川江轮船上无意中遇见了刘船长，他说是去看望一位师兄。见了我们的面，握住我们的手，头不住的摇着，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而说，我们绝口不提往事。
以后每逢我坐船时，就会不由得想起川江的那一幕，想起那些可爱的船员，尽管我们天各一方。
人生相聚是缘份，分别也因着缘份。再相见是缘份，不再相遇也是缘份。缘尽于此，情却永存。
在我与杨澜主持的节目中，有一次涉及一个关于船长职守的问题，如果一条船遇到险情，只有一条救生艇，船长能否先离船去寻求外援。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两个场景，一是80年前的冰海沉船，泰坦尼克号的惨案，我看过根据这段海难拍摄的故事影片《冰海沉船》我记得最让我动心的是设计师的戏。当这艘触到冰山的客轮正在下沉，女人、孩子首先被送上救生艇时，这艘船舶的设计师，却正在船舱中沉默独坐。这时一位船员冲进来，请他上甲板，准备逃生。这位设计师平静地说：“请你转告我的家人，我没有贻笑大方。”既没有悲壮的举动，又没有感人的言语。而身外的一切惊呼惨叫、手忙脚乱、勇敢与怯懦、献身与自私、镇定与心慌、大度与猥琐、高贵与卑贱、在死亡面前—一照见了原形、本质和道德修养。这位设计出这艘前无古人的豪华游轮的设计师和所有船员乘客一样，作为首批乘客曾享受过那启航时的新鲜、愉悦和旅程的舒适，如果，安全抵达目的地，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了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话题。不幸的是，这个“如果”被巨大的浮冰粉碎了。幸免于难的人，不幸遇难的人，本人与他们的亲人，都有了更复杂、更深层的回忆而这位设计师却决心与他的伟大作品同归于尽，因为这是他的成果，也是他的生命。他不回救生艇的不足，而舍已为人，我想即使大家都上了救生艇，他也不愿独生。为什么，我不知道。
另一幅鲜明的形象，就是那次川江的历险如果在那时出现了惨重结局，那或许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回忆了。幸运的是，船触礁而未沉。船上的乘客与船员都撤离了，而最后留在船上的两个人，一老一少，船长与报务员。他们当时没有把握认为这条船没有沉没的危险，但职责所在，他们是准备与这条船同生共死的。我记得，当年在船上与船员聊天，几位船员忽然站起，走向船舷，默默伫立。后来，一位女孩告诉我，这里是一艘客轮遇难之处。涛声拍着船体，拍着两壁悬崖，女孩子的眼泪在闪动，她后来又告诉我，那遇难船上的船员是他们的好弟兄。
于是，我在节目的串场中，讲述了这一情节，讲述了我看到一的一位普普通通的船长，在危急时的镇定自若，那时，他完全没想到他自己，他对我们道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没把你们送到。”
我不知道刘船长和小陈看到这个节目没有，他们的亲友、同事一定有人看到，一定有人会转告他们。那是我深深的怀念，也是我深情的祝福。
人生犹如行船，说不定还会碰上暗礁，但且莫说我有无办法躲过，即使躲不过，我也会以刘船长，以文弱的小姑娘小陈为榜样，面带微笑，从容镇定。
既然，过去的激流、险滩已渡过了，那十年动乱，留在心头上的阴影，一切的不平、怨仇，在通过三峡时，一部分已被江风江水涤荡，一部分也为船员、船长的言行所化解。自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各自烦恼，人生的航船注写不仅是载着欢乐、幸福，也同时会带着烦恼与不幸在前进。
在四川，我们天天奔波劳累，晚上聚于灯下，有时闲语，有时共同读书、写作。
进了天府之国，首先感到的是人际的温暖。我想，那时正值十年动乱后的拨乱反正之际，每个人在本单位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接触到不知根不知底的外乡人，又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自然创造了一见如故的亲密的气氛。，
唯—一次，双方都有点责任的小小不快，也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
那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外出采访，第一个规矩是，持本台采访介绍信，投奔所到地区省、市、县委宜传部，汇报情况，请对方协助安排食宿，一切费用自理，回来按标准额补助和报销。外出时间长一点儿，从嘴里省下几个钱，买点土特产带回，分赠亲友。这次，一位剧组同志前去联系工作，宣传部一位同志接待。据说，双方这样开始了谈，或许有演义色彩。
记：这次派我们外出来宣传贵省大好形势。
宣：欢迎，欢迎。
记：食宿倒不麻烦您这儿安排了，我们自己解决了。
宣：那好，那好，还需要什么，尽管说。
记：我们需要一辆车。
宣：车！什么车？
记：汽车，小汽车。
宣：同志呀，你要知道我们的领导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你们这些记者就是事儿多，要什么小汽车。还有××报的记者，住在执行所嫌乱，要我们给他换住处，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享受的？！
记：你们领导上下班骑自行车，我挺感动，我们老台长在延安出入几十里山路骑的是毛驴。可是四川这么大，要我们骑毛驴怎么工作。再者，我们人并不要挤进汽车，可是我们这套设备几十万元，要有个闪失，我们怎么交待。至于您说的××报社记者，我们不知是哪位，人家写东西，希望有个清静点儿的地方，这还是报道贵省的需要，我看也不过份。这样吧，我的要求您给转达一下，我回去听您回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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