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饴饴，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我们在劳动中，还结识了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那时她刚18岁，领着姐妹们干活儿，晚上在窑洞中还和大家打扑克牌，有说有笑，十分活泼。有一天中午，陈永贵在地头儿上发牢骚，他低着头儿干活，仿佛自言自话：“来那么多记者，尽照我们的姑娘，我这个老头儿没人照。”基实他并不老，我只记得他面对面和我们说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
以后，大寨的名字日益响亮，但从1963年我去大寨采访后，一直只能在电视中看到陈永贵，在屏幕上，我看到他像一颗明星从深山中升起，看到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并称他为陈永贵副总理。
他没能辉煌多久，他不再是副总理了，但也不是原来虎头山下的那个陈永贵了。他还住在北京，我曾又一次看到他，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来，不曾再有的接触，使我无法贸然向他靠拢，与他招呼，我们曾相识在大寨，我曾在他身旁干体力活。
二十多年来，他的沉浮，又经常由我在电视中为他解说，应当说，我隔不多久，就会在电视屏幕上与他相见。我越来越熟悉他，他已不再认识我，他是那样一位不太会与人交往的人。当年，我跟他一块劳动时，并不像与时传祥一起有说有笑，陈永贵干活时，注意力完全盯着自己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他当年对来大寨的记者，不可能—一结识。我知道这样的人的性格，他会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既定的他熟悉的工作，却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很难想象，他后来的一路迁升都做了些什么，他从小会干农活，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所擅长的劳作，他又会做别的什么工作，我不清楚。
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漫步北京街头时，又有什么感想，我更无从知晓。据说，他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并没能再回家乡，他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据说，大寨全体乡亲，为他戴孝，哭声震天，把这位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永贵接回了虎头山，接回了他生前洒遍了汗水的这方黄土地。据说，有的乡亲哭着呼喊：“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呀。”
这都是往事了，陈永贵离开人间也很多年了。常言说：“人移活，村移死。”人在一生中，是可能也应该到处走走看看，或离开家去处外面营生。但一大部分人又很难离开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们很像一株根深叶茂适应了当地生存环境的大树。陈永贵就像一株虎头山上的大树，把他连根拨起，移到再美好的环境中，都不能使他适应，他生在虎头山下，长在虎头山下，最后，又回到了虎头山下。
不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风云，不论陈永贵曾居何高位，人们记住的，都是当年挺身而出带领乡亲们求生存、求温饱的那个陈永贵。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仍归于耕耘过的故土，他身上发生的一世，都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的戏剧般的变化。
如今的昔阳，已不复昔日模样，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看，看看陈永贵的坟，看着郭沫若的一半遗骨所安葬的虎头山。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去回顾过去，那会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年只在山沟沟里刨黄土块，费那么大力气，收那么点玉米，竟能使陈永贵、使他所在的大寨成了全国的一面红旗？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现象，我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我习惯于简单的思考。当年就是当年。陈永贵就生在当年，他只能那样奋斗，而那奋斗的情神不包含他后来的上升。什么时代，什么生活场所，什么物质文明，都应该深深地向他当年的精神鞠躬致敬。
陈永贵是农民，后来当了副总理，我没有任何贬低他的出身，认为农民不可以当家做主，不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只是我个人认为，陈永贵是个出色的了不起的农民，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人才。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都是农民出身，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也曾务农。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在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这奇迹之一就是“土地越来越少，而粮食却仍能连年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人均耕地一亩七分以上，虽然低于世界水平，但总比现在的人均一亩半耕地多，但那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至今使我们这一代人不寒而栗。自从那时以后，我从没敢忘了挨饿的滋味，我总在担心有朝一天，再出现那不幸的局面，我想，这种危机感不仅在中国，在全球人口爆炸般的增长过程中，一直是笼罩人类心头的阴影，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中国农民在土地上创造出的奇迹，就是使我们年轻的一代不知饥饿为何物。我遇到的年轻人也会说，我怎么没挨过饿，某月某天，中午饭就没吃，他们哪里知道，一顿饭没吃，和三年吃不饱肚子不是一个滋味。因此，我感谢农民们连续十多年让我们吃饱肚子。
中国农民还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长期以来，农村以集贸市场为中心，上街赶集，或以货币交换物品，或以货易货，用鸡蛋换灯油，这是多少代传下来的做生意的传统本能。因而，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农民做起生意来比城里人精明，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农民几乎从小就有着交换流通的意识。第一批生意人，我妄测以农民为多，或以接近农民的阶层为多。
我在10年前采访过石家庄的张丑娃，我当时听了他的情况介绍，几平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张丑娃农民出身，在部队干了十来年汽车兵，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除了自己名宇之外，不认识字。
他从部队下来以后，在家门口和人一块儿起了一个牌照，补自行车轮胎，有时候也可以补汽车轮胎。不久，合伙人不想干了，丑娃自己独挑了这一摊小生意。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一阵街上忽然出现了从罗马尼亚进门的汽车叫罗吉普。张丑姓看着看着动了心思。他说，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这一批车，价钱不贵，但质量也不高，而且还缺少配件，一旦坏了，就很难修理。于是，他萌生了主意，他当过汽车兵，会捣鼓汽车。一天，一位司机车子抢了锚，张丑娃挺身而出，答应帮他修理，并自掏腰包，让司机住进小店，他说，这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修好的，背地里，他把这辆车子全都拆了，大小几百个件儿，边螺钉在内，他请人套了模子，然后再原封不动装好车子，告诉司机修好了，还送给司机一条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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