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的新年之夜很冷，我们驱车东奔西走却找不到一家汽车总站，于是在故宫后门广场，我们原地兜圈，因为车一停热风就停，我们都穿得不厚，怕冻僵了，转呀转呀，忽然一道刺眼灯光射来，一辆吉普车已开到眼前，跳下几名武警走到我们车前。这是一辆巡逻车，他们在值勤时看到我们这辆车行迹“可疑”，就过来查问。来得太巧了，正缺少这样一个拍摄细节，我下了车和战土们打招呼，他们认出我，也很高兴，大家彼此介绍。摄像机已对准他们、我就呵着手，大声说：“感谢你们，你们太辛苦了。”一位小战士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愿以我的生命和热血保卫首都的安全。”我们激动地挥手告别，并在他们指点下，向前门方向开去。
“停车！”我高喊了一声，大家隔着挂满水汽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两位清洁工人在凌晨3点多的凛冽寒风中扫马路。我们跳下车去，走向他们，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工人，一位是20出头的少女，相距五十来米，各自默默地扫着自己脚下的路面。风很大，马路其实被风刮得很干净，可他们还在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清扫，戴着口罩，猫着腰。四下静悄悄，没有路人，没有车辆，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他们做着几乎没人知道的工作。那位少女在寒风中冻红了双颊，每说一句话就喷出一股白气儿，“这是首都的标志，我们要以清洁的面貌迎接来自五洲四海的客人。”怎么我们遇到的每一位普通工人，都用简洁的语言说着口号似的话。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心中的最简洁的语言，然而他们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这口号似的语言，他们说到做到，因而显得异常的伟大。
我问自己，假如要是换了我去做这个工作，我会做吗？不会，我不会，人要凭良心说话，我的思想境界比不上他们。可是人家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人家也可以不干，但总要有人干。我不知道，我至今也不能回答，我至今却仍被他们感动。
最后一站到了，公共汽车总站，这是1986年元旦的凌晨4点。眼前，灯光、雾气、人影、人声，在四周静溢的黑暗中犹如一个神奇世界。但仔细看来，他（她）们都是极普通的年轻人。5点出车，司机与售票员都在准备，提着热水桶化开一夜冰冻的机箱。人来人往，年复一年，元旦将有更多的乘客，将有更多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乘客，要搭乖他们的车。他们以这样的起早摸黑来迎接新的一年，迎接以后的每一天……
我们摄制组乘上一路公共汽车向西沿着长安街，向原坐落在复外大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开去。新来的售票员、一位笑容甜甜的女孩慢慢地说着：“我每天3点就出家门，坐班车上总站，大家都这样，5点出车一直到下班。有时看到乘客多，心里也烦，不过，我特想让乘客理解我们，我愿好好为大伙服务，大家都不容易……”她在甜甜地笑。
我们一位女同志哭了，她叫孙素平，现在是妇女栏目《半边天》的负责人，她看完了这个节目流下了泪水。“太棒了”，她擦着眼泪说，我们那个节目叫《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打破常规当天安排播出，并获当年专题新闻节目一等奖。
那已是10年前的旧事了，如果要我回答，1985年我工作中的曲折是如何度过来的，我想您会明白，这是与这些善良的朋友们的帮助，与这些在基层普通岗位上工作的人们的挚诚之心分不开的。从他们身上，我汲取了力量，增强了信心，获得了最伟大也是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一信念。
那一年，我马不停蹄东奔西走，因为我不甘心消沉，也不甘心销声匿迹。我像一条游在海中的鲨鱼，我不伤人，只是由于没有膘就必须一个劲儿不停地游不停地动，否则因没有浮力而会下沉。
在游动中，我去了那么多我过去不可能去的地方，即使过去有可能去，担子不一样，早年随摄制组奔波，我只管出镜，只管领略，只管体味与遐想。而这一段不同了，我要管的就不是我自己了，我要管联系吃、住、行，我要联系机器，联系机房，联系被采访单位，还要送节目给领导，听取意见修改，再操心播出。
那一年，我还参与了童国平拍摄的《撞击与反射》三集电视片，报道石家庄的改革思路。
拍摄了《逛灯会》我有幸在自贡看到了“银河落九天”的迷人仙境。人们说“看景不如听景”，如果您到过自贡赶上灯会，您一定会说，百闻不如一见。《逛灯会》是在童国平、孙素平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我们一路风尘来去五天拍完，然后编成播出。我受到的热情接待，我得到的巨大帮助，我体验到的人间美景，留待日后再细说端详吧。
1993年袁德旺导演的大型文艺晚会《太平盛世闹元宵》，这个名字是我建议使用的。那是源自1986年我去自贡拍摄灯会的启迪。只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才能办灯会、闹元宵。办灯会体现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谁不期盼天下太平，幸福安宁呢？
这一段的工作，结束后我调到国际部。其实，再那么跑，我也受不了。
我在1985至1986年这一年多时间，干了许多，想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
一个人成与败、得与失，在一生中在所难免，不可能一生顺遂，也不可能一生倒楣。成败得失，形势固然关键，而人的内心所能承受的喜怒哀乐也至关重要。成功了理所当然要感谢大伙帮忙，如果一时失败，那完全需要你自己去找原因。原因就在你自己身上，四处申冤诉苦，四处埋怨愤然，只能说明你是懦夫，而懦夫注定一事无成。
这一年的实践为我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过渡奠定了基础。
故事说完了，也该再理个头绪，说说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路——我的心得。这个问题，请读者诸君看看本书的第三部分——“谈艺录”吧！
写于1995年9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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