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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道前路无知己

  十年动乱之后,我乘船途经三峡曾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波浪柔和,船身微颠,这硕大的船体使成了摇篮。我的心随着江波起伏荡漾,久久不能人睡。过去的一切像这流去的江水,一去不复返,留给我的只是一场梦,一场恶梦,我多么希望快些醒来,驱散心头的阴霾,让灿烂的阳光重新恢复我童年的梦幻…”普希金这样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文人对往昔的恋情;“十年一觉‘文革’梦”,却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我又回到了我的岗位,但并没有恢复我过去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当时我仍以库图佐夫迎战拿破仑人侵时的座右铭“忍耐与等待”作为我的座右铭。

  我的任务是播画外音。录音播出,这对于我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在制片部,很多老同志都是当年一同密切合作过的伙伴,这个集体对我来说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比起在干校喂猪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即使在干校喂猪,我也能保持乐观。我曾这样椰揄地表态:“喂猪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才能担当饲养员的职务,我今天也有这个光荣,怎么能不高兴呢。”现在我又能从事我的专业了。听说当我正在干校“高温高速炼红心”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为我鸣不平。那时,录音工作量较大,可人手又少,尤其缺乏能胜任工作的播音员,当军代表研究需要调一位播音员来的时候,这位老同志说:“我给你们推荐个人吧,就怕你们不用。”“谁?"一位军代表忙问,这位老同志说:“赵忠祥。”全场哑然,我深深感谢他的直言。其实,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我回台不久,他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调走了。

  在“文革”中,我超负荷、超限度的用声,嗓音喊坏了。我用很大的力气企图恢复原有的嗓音,却怎么也不成,越使劲越暗哑,而且每况愈下,我真的着急了。

  这时,我的老搭档,曾文济助我一臂之力,是他帮我寻找回失去的声音,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缩小音量,我们曾议论过某些歌唱演员声音不能持久及嗓音损坏了的原因是撑、着唱,气息、声带。共鸣腔这三者之间找不到平衡,久而久之就会走偏。但是一旦声音出了毛病,没有人帮你是很难自我纠正的,曾文济从摆话筒到定调门都帮我想办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录了几百条解说词,我的嗓音才逐渐有了好转,这时的声音已不再像昔日透明、嘹亮,于是我开始按自己的音色设计自己的解说风格。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惊异地发现,飞逝的时光不仅带去了青春年华,带去了往日的温馨,也带去了不可补偿的追悔。“文革”期间,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没有派我播音。后来需要男播音员,军代表提出几个人试试音,当时的副台长徐国盛力排众议,他说:“还是让赵忠祥播吧,台里的工作应该用本台的人。”于是我恢复了一种政治待遇,在调工资的时候,徐国盛又一次想到了我,这一切都是在他快离休时,我才听说的。他作为一位老干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对他感激,但至今我觉得原来对他的一种隔阂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与世长辞,在治丧播出工作中,我尽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承担起传达亿万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月8日,一个突发的噩耗,使中国人民肝胆俱痛。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周总理逝世的,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亿万人民无不悲痛万分。这悲痛的泪水,呜咽的大地,汇聚成悲愤的哀悼,向上苍倾诉。十年的压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爱的总理时,共同迸发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志,人们的感情在悲痛中弥合,总理以他最后的一息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与委屈交织在一起,当我进人播送室,泪水模糊了视线,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字有千斤的重量。这是一场意志的抗争,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运用我长期工作练就的技能,以尽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帮”之命,就坐在播音间外,他们的指令是不要过份悲哀。

  这伙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间发愣。录音科科长宋培福问我:“还不走?”我说:“你来一下,把片子拿回来,我重录。”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来我承担。当银幕上出现总理的遗容时,我失声痛哭,擦干了眼泪又被一层泪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为总理送行。

  1979年1月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总理治丧活动的电视片。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当时,我听到你的解说,我哭了,我们全家都落了泪。”

  1976年,唐山地震,随后又一噩耗传、毛主席与世长辞。泪水干枯了,我是一个新旧思想参半的人,是以晚辈的尽孝之情为老人家送终,用我的声音不仅表达我个人的哀痛,同时也力求准确地表达中华民族的心声。

  我想除了准确地把握感情外,还需要技巧,需要过硬的技术和过硬的体格。总理逝世期间,我一共播出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录完之后,原地待命,上面审看,只要动一个镜头或改一句解说就要重录一遍。一连三天三夜没离开播音间,只是在困乏时靠在椅子上闭一下眼,如果身体不行,是完不成任务的。尽管是录音播出,但录音的时间正是播节目预告时间之前的半小时,这半小时和后续的片子时间差不多,只要错一个地方就会延误播出,这么大的事谁敢延误,但如果错了不修改,将会造成天怒人怨的后果。一个片子上百个解说点,吊唁活动,一般要配一百多个驻华使节、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镜头长仅两秒,一处错了影响全局。要掌握感情又要对准画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个难度我过去没有遇到过,以后也没有遇到过,我没有辜负众望。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腾起来。1976年大半年的阴沉、抑郁与悲愤,犹如积聚于地下的岩浆,此刻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中国人表示自己欢悦的心情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该好起来了,一切都正在好转。

  1979年我在美国华盛顿九龙饭店曾对一位美籍华人小姐说:“祖国正一天天好起来。”她流下了眼泪。

  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是一片和煦的阳光。十年“文革”之后,我第一次出图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张。她主持的节目《访八一厂》需要一个人现场采访。她想到了我,当她通知我去采访时,已经事先找过了人事处,得到了许可,我又有了机会重返荧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个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机遇,没有朋友的帮助,不过是一粒没机会和条件发芽的种子。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感谢我周围的好人。如今这粒种子发芽了,那么就应该顽强地生长,我期盼着日暖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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