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语言方面的兴趣在那些年代多少还保持。我是中文《科学》月刊在美国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阐明中国国音字母与东方声音之相互关系。1920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讨论此事，我说：“一、中国必先统一然后方能专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暧昧不明可籍字体多音节而免除。许多方言的口语大多是多音节的。三、拼音系统可适用于学术及科学的复杂领域，尤其是科学方面音译的外国字。”事实上，在说完此话后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国语统一委员会”，并撰写及灌音一套国语唱片。
在音乐方面，在康奈尔这一年，我颇为活跃。我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合声，并领导中国学生合唱团。我甚至从布来恩（Laura Bryant）小姐学习声乐，在参加贝莱馆举行的庆典合唱团（Festival Chorus）之前达到高Bb。1920年2月，我定购一根价格四十元的竖笛，结果买了价格一百十五元的乐器，当年自然算是极高的价钱，我去听音乐演奏，并观赏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挥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响曲》，他指挥小提琴手用指弹的动作，只用眼睛摆动，而不用指挥棒。
在贝莱馆举行的一次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会中，第一乐章演奏过后电灯突然熄灭，电线被我在日记上所记“（非）美国（不）荣誉军团”（"un"American Legion of "dis"honor）绮色佳站一群人员割断。一名招待员用手电筒协助演奏者，许多听众，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电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独奏人藉反光看谱，继续演奏。学生们和搅乱人在外面发生扭斗，最后终于恢复秩序，电线接通，音乐会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毕。反对克莱斯勒的理由，自然因为他是奥国人，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一年左右。
绮色佳为美国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静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极光（Aurora Borealis），我在1920年3月20日第一次看到。我在绮色佳作了五年学生，本该适应那里的气候，不过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馆物理第十四试验室，室内温度竟为华氏四十六度，对绮色佳来说也是不常见的，我习惯了加州的温和气候，觉得颇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时发作，常伴随情绪抑郁而来。有一次，我在夜半醒来，试图召唤两位医生，他们都不要来，我的房东鲁斯（Luce）先生给我一些溴化物（broCmide），我竟然好啦。
这一年我住医院只有一天，2月15日，体温一百度，脉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场合，完全是愚蠢导致生病。“中国科学社”那时成立未久，一些发起人试图节省原本不丰的收入来支持它。我的康奈尔同学J．C．S．Tung发起吃经济饭比赛，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钱，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们两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学社”那时已迁到上海，到了1920年左右几乎已能自给自足。
截至现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尔的朋友；似乎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时期为多——年长的朋友、年轻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绮色佳停留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一封通函寄给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写的而加以复印。自那次之后，我寄送四次那样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长，我称之为“绿函”，因为是用绿封面装订，或用绿色标题。这一次在康奈尔，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时我带着他的女儿路易丝和裘丽亚去看电影。
我看到康奈尔高班同学R．W．King，1912年班，我想是在纽约看到他。我给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给我看《伟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称之为朋友的一位访客是南京来的卜莱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乡江苏常州话畅谈。另外一位访客我知道的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会的罗勃生（R．H．Robertson译者按：第二部分第六节拼写C．H．Robertson）博士，他到物理试验室拜访我，几年前我听过他在南京演讲，我注意到他说的中国话完美无疵，带一点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时我的年龄，我该对女孩子发生兴趣，我也的确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邝（T．N．Kwong）、瑞葩·贝夫见面，尤其和周淑安见面时候最多。我也和欧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后为Merrihew太太）及许海伦（Helen Huie）约会，并带邝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电影（译者按：此电影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写小说改编）。我和比我大几岁的菲珀黛保持着友谊，在我割除盲肠的时候，她是照看我的护士。在康奈尔那一年，多数时候我专和周淑安约会，每当我去剑桥，必去看她，并和她一起到纽约游玩。
我写长信给她，在若干日记上以第二人称称呼她，在几天乐趣之后回到绮色佳，我便觉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译者孤陋，不解其意，经请教懂德文友人据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为某种勇气不时袭上心头）。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为第一，在那个年代，处世的标准远比以后严格，任何身体上的亲近极不寻常，第二，我们两人都已订婚：我在儿童时代即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订婚，前文我曾提到过；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订了婚，她的未婚夫是1910年送来美国的清华同学。我的确给我舅父冯聃生及其他亲戚写过信要求解除婚约，可是他们和我自己都不太认真办理这件事，直到我返国后和别人发生感情。
我在康奈尔作讲师，当然是每年签约。1920年春，我接到施赞元自华盛顿来信谓严鹤龄博士拍电给他，要我下年到清华教数学。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诉我，我可以向康奈尔要求休假一年，然后再来。我寻思了几天，最后接受清华的邀请。去国十年，我觉得回国确具极大吸引力，此外，回国还有解决我个人问题的机会。
在康奈尔这一年，我的犹豫不决以及内向个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莱“旅行”那一年那么坏，可是我的日记上仍有这样几段：“决心彻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圣徒”（1910年12月8日日记）（译者按：年代似有错误）；又：“我怀抱乐观的固执态度，和组织一切经验使之成为一个大计划、让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与比重的习惯，使我心境平衡，充满和平，我觉得在生理上对我发生极大影响，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惧的烦恼。”（1920年7月24日日记）（上段是我决定回国后不久所写。约一年后，我在日记中寻找以上两段，并未找到。但我确曾写过，一定误放在其他笔记簿内，而未放在日记簿中。）
一旦我决定返回中国，纵然最后准备仓卒，一切总算进行顺利。我发出几十个变更地址的明信片，装上手提包和衣箱准备随身携带，另外一只大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托运到旧金山，还有三箱书籍及打字机装船海运。当我横越北美大陆之际，在换车地点，我还有时间访问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Madison，Wis．），并和叶企孙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荡舟。我在旧金山搭乘中国邮船公司（China Mail S．S．Co．）一万四千吨的尼罗号（S．S．Nile），于1920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十二分在手帕挥舞、彩带飘扬、汽笛长鸣声中缓缓驶离我停留十年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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