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康奈尔教物理
我在康奈尔，一共住过三次：第一次从1910到1915年作学生；第二次作物理教师；以后在1969年作客座讲师，主讲两种以上课业混合问题（interdisci-plinary topics）。在第二次停留期间，不论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觉得生活饶有平和及兴趣。1919年6月，我离开柏克莱到绮色佳之后不久，便安顿在布来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号一家舒适的寄宿舍，比我作学生时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号更近于校园。我来得早，得以参加6月20日康奈尔五十周年校庆。在庞大武库馆（Armory）内有几千宾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听到人们演说，那时的音响设备不似以后那样有效，集会不得不移到贝莱堂（Bailey Hall）举行。庆祝活动还包括在方院（quadrangle）西边康奈尔（Ezra Cornell）铜像的揭幕。
1919年10月2日，我第一次上堂讲课，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草稿。不久，不带草稿讲课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然而我承认带草稿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我还教大二学生物理十四号试验和高深的物理廿五号试验。我和同僚葛兰载（Guy E．Grantham）一同试验无线电话，我们使用几百码电线，以便能从洛克菲勒馆三楼和二楼通话。重要的当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从一层楼通话到另一层楼，你同样可以从一洲通话到另一洲。虽然我通常对于我的职责小心谨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习性——我在大二时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绰号——仍然使我受了愚弄。
有一天，我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我的学生正在走进，他们问我：“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我说：“当然要来上课！”我去到体育馆作了一小时的运动，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我以为十二点钟课时，课室空无一人！然而我确实声明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是守时的。有一次，约会我的女友周淑安游览纽约市后，我赶乘夜车适时到达绮色佳，在洛克菲勒馆上早晨八点钟的课。时至今日，人们仍可在物理大楼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师的名单。
为了我自己的兴趣，我旁听了毕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欧文思（F．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课，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质学课程，我也去听。欧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写信给他总写“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于任何课程相比，并未好多少；我看的书籍有《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维尔斯（H．G．Wells）著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s）；皮尔逊（Pearson）著的《科学纲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爱伦（Ellen Key）著的《爱情与结婚》（Love and 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学问失误》（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类经验中上帝之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统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内（Adeney）著的《圣经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维生〉（What Men Live By）。
对于弗洛伊德所著《隽智与不自觉》（Freud's 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这样的记述：“弗洛伊德了解隽智，可是他自己却粗俗而不隽智。”对于康德所著《纯粹理性之批判》（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说：这是“一册重要书籍，但像韦星格（Vaihinger）那样有才具的人花费大半生光阴，撰写一册接一册的专书研究它，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所有这些书籍当然是教学及研究物理必要阅读书籍之外阅览的；我最不喜欢的一本物理书是鲍恩亭（Poynting）与汤普逊（Thompson）合著的，我不记得是《热学》还是《机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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